差不多得了
将原创进行到底
北京这个冬天历时200小时的雾霾终于挨过去了。我们几个来自北京的，去过北京的，由得共同怀念起小时候北京的冬天。
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人，喜欢冬天的静，安逸、安详的静，熟悉的安静，美好回忆的安静。谈恋爱时期去过的人喜欢冬天深蓝色的天，冰冰凉的空气。
她们问我的感觉。我想，那时候北京冬天的天空，大概是晴朗的吧，好像从来没有关心过天空的颜色。冬天的记忆除了可以吃涮羊肉、糖葫芦、烤白薯和无穷无尽的酸白菜外，就是冷，和下雪天走路去上学。
冷，意味着要添置衣物。添置衣物，不仅需要攒钱，更需要攒布票。
七十年代末，搬回北京的第一个冬天，我家从陕南带回来的棉猴不够暖，我妈给我买了一件藏蓝色的棉大衣。这件大衣，用掉了28尺布票，那是当时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布票配额。为这事我后来担心了好一阵子，如果家里别人还需要买冬衣怎么办。好在后来不需要布票的纺织品越来越多。到了八十年代初，票证制度就逐渐废除了。
上小学的时候，大家都穿棉衣棉裤。到了下雪天，家长恨不得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给小孩裹上，一层又一层，圆溜溜，鼓囊囊，最后再套上棉手套。小孩儿个个都架着胳膊，腿不能打弯，斜挎着书包，排成一溜儿，踩着眼前的脚印往前走。裹成这个样子，不容易掌握平衡，稍不小心，就滑倒了，好在滑倒了也不疼，只是站起来需要有人帮忙拽一下，从里到外的感觉都像是笨熊。
那时的小学校是平房，冬天教室里需要生炉子取暖，还有根烟囱向外排烟。我们平时课间都喜欢围着烟囱烤烤手。有一天早晨我早到了，烟囱旁只有一个同学，我赶紧把手也捂上去，都没顾上摘手套，哪料到，我的手套一遇热，竟然“唆”的一下，就消融了！把我和那个同学惊呆在那，到今天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后来上中学，离家远了，天天骑车上学。棉裤也改成了毛裤。赶上下雪天，就得坐公交。
平时经常跟我一起上下学的玮同学是位学霸，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她手背上的冻疮。那个冻疮红得发亮，亮里透着紫，还经常会破，裂个口子的冻疮看上去又疼又痒，而且经久不息。我都不知道她是怎样忍过来的，她却处之泰然。我妈经常教育我说，要向玮学霸学习，可是一提起她，我就想起她的手背，好像用功多了，就会长冻疮。她现在在比北京更冷的加拿大，不知手有没有好些。
公交车在雪天开得慢，乘车的人又比平时多了几倍，好不容易晃晃悠悠来一辆，有时车门被挤得打不开也就算了，直接开走，顶多车身上挨几下踹。糟糕的是，有时车门努力地“噗嗤”“噗嗤”几下竟然开了，被挤在台阶上的人失去了背后的依靠，也失去了从上一站带来的短暂的平衡，这时就要死命抓住车门旁的扶手，绝不能被想下车的人冲下去；只要下去了，就有可能上不来了。
打开车门后的车厢，就像被松了封口的真空压缩袋，随着空气的重新灌入，已经被压缩变形的体位慢慢复原，人与人之间的缝隙开始有了空气的流动。这一丝丝的松动，也给等车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只要有一只脚能踩上台阶，贴住前面那个人的后背，再屏住气，从侧面抓住车内某个固定物，比如某个被挤得动不了的胳膊、外套都行，后面再有人配合推几把，从多个位置进行推搡、挤压、劝说，这车就算基本蹭上了。
我妈有时陪我一起去车站，就是为了给我当助推员。
助推员也不是总管用的，自己不是根针，有缝也没用；所以我有时也一、二、三，开步走。走到下一站情况不会更好，就干脆穿过街里，直接走到学校算了。街里并不好走，从来没人扫雪，深一脚浅一脚，雪中的路都是靠人走出来的。偶尔也会碰到有同班的男生骑车经过街里，虽然平时在学校男女生从不说话，但这时候也鼓足勇气叫一声，让他带我。最后不管怎样到了学校，都是迟到。
我是刻板的摩羯座，最恨迟到，所以我迄今也体会不到雪景的美，只觉得下雪真耽误事。
至于现在的北京，怎么说呢，我们终于可以无止境追求吃穿的精致境界，代价是被钳制的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