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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烟记事(231) 极乐世界

(2020-07-01 01:15:18) 下一个

大跃进是中外历史上的一朵奇葩。文革以“乱”著称,大跃进则以“邪”著称。在老烟笔下,那个时代如此荒诞,好些地方都让我忍俊不禁。然而我明白,老烟写这些并不是为了留下一点笑料。他生前和我多次谈过“大跃进”,他说自己是个“天生的怀疑论者”,但当年也很难抵挡那些铺天盖地的“假新闻”,哪怕直觉上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仍愿意把它们当作一种善良的愿望加以接受。就像喊“毛主席万岁”一样,虽然很清楚他老人家活不了那么久,却也不认为自己在说假话。关键问题还是没办法质疑每件事,那样非发疯不可。他在军大的时候,曾经有过“走火入魔”的经历(见13章),心中好像藏着一个魔鬼,不断跳出来告诉自己,周围的宣传都是假的。到了1958年,这个魔鬼已经被历次运动整得疲软不堪了,就算还能唱点反调,声音也跟蚊子叫差不多,不会影响到老烟的精神健康。甭管多荒诞的事情他都能够接受,并且最好的接受方式就是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大庭广众之下,一个人翩翩起舞,多半是“脑有病”;所有人都起舞,那就是广场舞;要是动作整齐划一,则可以升级为大型团体操,甚至到奥运开幕式上表演了。动作再古怪也没关系,只要成千上万人保持一致,就会让你感到神力的存在,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像提线木偶一样操纵着所有人的灵魂。这是相当宏伟,相当震撼,也是相当可怖的场面。看着这种场面,单个人通常会感到自己非常渺小,肉体上不堪一击,精神上无力抗拒,如若表现出任何不敬,马上就会被“一万只脚”直接踏扁。

对于尚有“头脑”的人来说,这时最安全最保险的策略就是融入进去,跟随众人一起行事。然而大脑不光指挥行动,也能受行动指挥。当个体放弃了独立判断,参加到狂热的群众运动中去,很快就会被各种仪式感强烈的活动(诸如大会战、插红旗拔白旗)所感染、所征服。这种群众运动所形成的威压,可以让一个人心中的魔鬼变得服服帖帖,跟着政治节拍翩翩起舞。

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礼”,儒家学说的核心就是“礼”。“礼”并不是单纯的礼节,而是尊卑和秩序。孔子要求恢复周礼,也就是要恢复周朝鼎盛时期的社会秩序。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言下之意,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守本份,天下就太平了。孔子并不探究这种秩序的本原正当性,更加反对以下犯上。他虽然在教育学生时说“学而不思则罔”,但并不鼓励用个人思辩去挑战“礼”。“礼”仿佛是牛顿力学法则,一经建立就具有天然合理性,必须遵守,而不要“凡事都问个为什么”。所以孔子学说既有“开智”的一面,也有“反智”的一面,他与古希腊那些认为智力探索无边界的哲学家是不同的。儒家学说作为主流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造成中国人畏惧权力、崇拜权力的民族性格。权力是智力探索的墙壁,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绝大多数人不相信、也不敢坚持自己的理性判断。说到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这个概念是不完整的,没有包含自由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权利,而更多被赋予服从和接受的义务,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克己复礼”,用雷锋的话说就是“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礼”的最大功用,在于节省社会治理成本。遇事少争辩,谁官大、谁地位高就听谁的,而不用搞民主投票这些劳什子。为了让等级尊卑观念深入“人心”(也就是“潜意识”),儒家极为推崇礼仪。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周围一帮大老粗们并不把他当皇帝对待,宴会上喝醉了更是无法无天,让他颇为头痛。后来精通儒术的叔孙通为他制定了一套礼仪,让他高高坐在大殿的龙椅之上。老粗们见到皇帝,马上觉得低人一等,并且还须三拜九叩,直接就低到地板上去了。再一瞧两边威武雄壮的仪仗队,刀剑明晃晃亮闪闪,更是不寒而栗。所以全都服服帖帖,再也不敢乱说乱动。刘邦开心道:“我今天才知道到当皇帝的尊贵!”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容易受到神秘仪式的蛊惑,自觉自愿地放弃理性判断,习惯之后还会不遗余力地去维护这种仪式。有谁敢出来挑战,必犯众怒,全体共讨之,共诛之。毛泽东本人不喜儒术,甚至在七十年代还批过孔,但他搞的个人崇拜却杂有大量儒术,只不过用革命的语言和符号进行了包装,比如“四个伟大”,比如“早请示、晚汇报”,比如“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本质上都是为了灭掉个人的理性判断,也因此带有同样的反智色彩,即所谓“愚民政策”。在大跃进发动之前,他的建设方针没有遇到过严重挫折。“反右”主要针对的是知识分子,广大工农群众并未受到冲击,对他是极其拥护和爱戴的。可以说,个人崇拜的干柴已经堆起,只要他往里面投一颗火种,马上就能燃起熊熊烈焰。除非打算做殉道者,任何智者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自觉地闭上嘴巴——如果不愿像郭沫若之流去鼓与呼。

表面上看起来,大跃进是毛泽东为了“超英赶美”而在经济领域发起的一场运动。它有两大目标:工业上“以钢为纲”,使1958年的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农业上搞“人民公社”,搞得越大越好。但这背后的原因却与意识形态的争斗有关。当时苏联想通过战后的和平竞赛压垮美国,从而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看似为苏联助力,实际上想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谋取老大地位:苏联要依靠更快的发展速度战胜美国,而中国要依靠更快的发展速度让苏联黯然失色。中国这个“急先锋”当得过急,抢了主帅的风头,很快引起苏联的不满。

明眼人不难看出,大跃进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建设运动,而是一场大规模的精神运动。毛泽东力图向全世界展示,几亿贫穷落后的中国人民被最先进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以后,能够像打三大战役一样,几年就扭转乾坤。他的人民公社制度,是当时最激进的准共产主义制度,严重偏离了苏联模式,因此被后者视为异端。然而毛泽东极其坚持这种制度,就算后来搞出“三年困难”也不改初衷,原因在于他相信这是通往人类终极社会的必由之路,最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走到他这条道路上来,他会成为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在战争年代,他所向披靡,只用了20多年就结束了民族的百年苦难,统一了中国大陆。这是神一般的成就,他也因此在中国获得了神一般的地位。如果他能再用20多年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先进国家,那么他将在世界上获得神一般的地位,他的思想将会被几十亿人所信奉。所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而不是什么革命浪漫主义。

在这种巨大梦想的牵引下,毛泽东拿出了无与伦比的热情和执拗,去推行他的乌托邦。中国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用常识和经验都无法理解的世界。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他们选择了放弃常识和经验,以维护对领袖的崇拜与效忠,甚至钱学森都会三次出来为亩产万斤的呓语提供证明。那时他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科学家,不如说是神学家,他在为新世界里的神迹进行注解。这种反智行为的泛滥,是“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知识分子本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先知先觉者,结果被引蛇出洞的“阳谋”整得万马齐喑,所以到了大跃进时代已经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毛泽东的政策推行既无阻力,就没有了可以平衡的砝码,也因此去掉了自我修正的任何可能,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突入无人之境,想跑多远就能跑多远,直到筋疲力尽为止。所以大跃进只搞了三年,国民经济就无法承受,因为实在消耗得太快了!与之相比,文革却持续了十年之久,如果伟大领袖不去世,恐怕还能再搞几年。这不是说文革比大跃进强到哪里去,但大跃进确实比文革更加反智,破坏的烈度也要大得多。

人类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地球上,但世世代代都想入非非,企图进入某个极乐世界。这个与物种本性相连的原始情结,滋生出了各种崇拜。各种宗教、主义和学说,也在崇拜的驱使下,像藤蔓一样到处生长,就算进入现代文明,也不曾有过一刻停止,一旦遇到合适的环境,更会铺天盖地的爬满每一个角落,遮蔽掉最后一线理性的阳光。到那个时候,唯一的结果就是毁灭——灾难发生了,灾难也就结束了。历史法则会以恶的面目出现,终结一切反智行为,无论当初有多少人参加,无论他们觉得自己有多么强大。

201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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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烟斗狼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abcdaren' 的评论 : “毛不过是个可笑的左派幼稚病患者,现代的唐吉珂德”,这话低估了毛。毛是中共领袖中唯一建立了一整套理论体系的人,即如列宁斯大林都有所不逮。他虽然没有受过科班训练,但理论纵深绝对达到了思想家极别,当然背后也有艾思奇、胡乔术这样的顶尖高手帮他完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并不夸张,他确实是个思想家。
烟斗狼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abcdaren' 的评论 : 毛是儒法兼用,这倒也不是独创,以前的不少帝王都这样做。但儒家重典仪,用规矩化人,进入潜意识层面,实现“克己复礼”,这是法家不擅长的。其实儒法作为中国统治术,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只是儒家更重视内心的归化,而法家更重视外部规则的强制。毛表面上“抑儒扬法”,实质上使用了大量儒术。个人崇拜这一套,法家是搞不出来的。
abcdaren 回复 悄悄话 你这段写得好:中国人畏惧权力、崇拜权力的民族性格。权力是智力探索的墙壁,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绝大多数人不相信、也不敢坚持自己的理性判断。
但统统归咎于儒家,未免武断。法家用权立威的故事更不必枚举。而中共領袖的皇帝梦,金家三代的封建王朝,都提示诸位:没有树立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制度,建立‘新时代的’、‘革命的’、更可怕的等级制度和暴力专制统治。这红色基因,才是难以消灭病毒。毛不过是个可笑的左派幼稚病患者,现代的唐吉珂德,没那么伟大。
天涯无芳草 回复 悄悄话 我真不是明眼人,直到现在才知道大跃进的本质。原来一直以为伟大领袖智商欠佳。由此可以推断清零也是一样,天降伟人也不傻。
林向田 回复 悄悄话 “甭管多荒诞的事情他都能够接受” - 虽然现在有互联网,很多人还是这样,个人是无法抵御全社会的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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