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斗狼
老烟记事
【探亲假结束了。2月27日上午，我登上了回扬州的长途车。虽然我没什么行李，大哥还是坚持送我去车站，手里拎着几包“采芝斋”买来的点心。我从16日出发，到今天不过走了11天，却好像走了半辈子的路。8年来，我一直把参军当成生命中的分水岭。在我的视觉记忆中，1949年6月8日之前的岁月总是黑白的，之后的岁月才是彩色的。然而这次故乡之行，却让我找回了过去的色彩，让我明白那段生命不能被埋葬——无论它多么不见容于“新社会”。既然怎样改造都做不到通体纯净，那就让我就带着肮脏走向未来吧！
回到速中已是下午6点，马上去干部处销假。从办公楼出来后，才发现校园里安静了许多。通往宿舍的路边立着个宣传栏，往常总会有一小群人围在那里观看，如今只见到一只麻雀在地上啄食。真是不可思议！过年前打死那么多麻雀，怎么这么快又来了？不过现在谁也不会再对它感兴趣。速中已经走了不少人，大都是就地转业的幸运儿。如果我没在“反右”当中冲锋陷阵，现在多半已经成了王家的上门女婿。命运弄人，就这么个弄法。
其后两天，无所事事，每日上午到办公楼集中两个小时，由蔡处长组织学习文件。中央军委已经发出《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命令，剑指北大荒。报纸上也连篇累牍地刊登宣传文章，把气氛搞得热火朝天。不过对我们这些已经煮熟的青蛙来说，实在没必要再加一把火。蔡处长此举，无非是防止众人变得过于散漫——似乎离了政治学习，大家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就要发作。对他自己而言，则是站好最后一班岗。由于“反右”成绩突出，蔡处长即将上调军宣传部任副主任。
学习完毕，其余时间倒是归自己支配。多数人选择出游，在赴北国之前最后领略一下扬州的细腻温柔。但我刚逛了一圈回来，不想再动弹。王露婷已到上海上学，王家自然也没有必要再去。我一个人呆在宿舍里，仿佛又回到了大哥的高家洋房，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倦怠的静谧。行李已经拉走托运，同屋的老刘眼下正坐在民政局的办公室里上班。他比我大十来岁，解放前在江苏的一所县城中学教历史。此人颇通世故，见谁都笑呵呵的，但也不跟谁走得特别近。他虽与我同住半年，却从不掺和我出的各种风头，因此终于修成正果。由于气味不相投，我平常在宿舍很少跟他谈论文学政治。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朝夕相处的室友在我脑中竟没留下什么印象。
琢磨来琢磨去，只能靠写信来打发时间。先给母亲兄姐写，其实他们都知道我即将北上。写这些信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更像是给自己举行一个告别仪式，如同当年参军报平安一样。毕竟我就要离开部队了，离开这个8年来让我当成“家”的组织。在几个人当中，唯有给二哥的信让我颇费踌躇，因为从大哥那里得知，这回他也受到冲击，并且比我还惨，戴上了正式右派的帽子。
在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当中，二哥是学习最好，也最不善机变的一个。母亲本想让他读完大学去做个工程师，没想到他却步我的后尘参了军。二哥曾经跟我说，他其实很早就在政治上要求进步。抗战开始那会儿我还不懂事，他已经小学六年级了，跟着景天、景澜在邻县读书，关系亲密。两位堂兄都痛恨日本人，景澜曾经帮他画画，是打日本鬼子的。景澜得肺结核死后，景天便去西安报考军校，走了一个多月才到。他学的是炮兵，抗战胜利时已官至少校。
景天在部队一直与二哥保持通信往来，他是二哥心中的偶像，威信远远胜过大哥。景天希望二哥将来学有所成，也能像他一样报效党国，但在后方的二哥却对国民党越来越憎恶。我家虽然算得上是个小地主，仍然免不了贪官污吏的盘剥。有一次母亲派二哥送一批桐油去昌化，进城门却被要求交税。二哥知道於潜到昌化是不用交税的，就和税官评理，竟被打一大嘴巴，货物全部没收。正在紧要关头，二哥远远看见林树艺骑着匹马过来，赶紧喊“林伯伯”，方才免去一场灾厄。
我家那片山林，是大哥出生时母亲雇人植种的，一个铜板一棵树苗。母亲本想靠这些树木供孩子念大学，不料内战开始以后，国军为了阻止共军进攻，把山林全部砍伐下来做栅栏路障，致使二十多年的辛劳毁于一旦。那时二哥放假在家，母亲带着他跑了很多地方想把木材索回，结果政府给了一张奖状了事。想起文树清因为偷了二十几根木头就坐了一夜的牢，二哥真觉得对不起人家，同时愈发痛恨这个黑暗的社会。
内战期间，景天升为团长，率部与山东的共军作战。二哥在厦门大学参加学生运动，写信劝他不要跟共产党打，他反倒回信做二哥的工作，说党国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学生都要以大局为重，尽匹夫之责。二哥那时便知道，自己和这个堂兄走不到一起了。
1950年夏，二哥从厦大毕业后，被招入上海防空军通讯处，由于工作突出，半年后便升任电台负责人。那时於潜搞土改，母亲自感危险，从杭州跑到上海来避风头，住在一位安徽茶商家中。有一天，她突然叫二哥过去，对他说：“昨天我见到黄老板，知道你打算从他那里订10台发报机。以后这样的生意多给他做，他可以让你拿佣金。”黄老板是九叔介绍给大哥认识的，大哥后来又介绍给了二哥。黄老板开着一家电器行，品种挺齐全，二哥有时会从他那里订货。但是二哥没想到母亲的手会伸得这么长，居然代他向黄老板索要佣金。
二哥回到单位，立即向组织做了汇报。不久，党支书戴某发展他入了团。发报机试验后，效果不佳。二哥的一名手下不知从何处探得消息，向上级举报，说二哥通过母亲拿了好处费，有意购入劣质发报机。组织上作了调查，并无此事。二哥虽侥幸过关，但深恨母亲，跑去谴责了她一番。母亲感到内疚，便搬回杭州大哥家去住。
不久，“恶霸地主”的帽子从於潜飞了过来，母亲遭到逮捕。二哥随即从机要单位调出，转入北京高级防空学校任教。他本是搞科研的料，进了防校后如鱼得水，没过几年便提拔为雷达系主任。二嫂那时也调入北京，在纺织部工作，于是两人水到渠成地结了婚。
“反右”运动初期，二哥作为防校的代表，出席总政治部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他如实反映了系里同事们的鸣放意见，并且说这些意见也包括自己的看法。运动快结束时，二哥便被定为右派，撤销一切行政职务，级别由副营降为正排。眼下他也和我一样打好行装，准备离京到湖北地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领导告诉他这个处分是最轻的，要他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帽。
二哥是母亲为我从小树立的学习样板，但我从不认为我俩能有什么共同点。没想到解放后这几年，我却和他走过了相似的人生轨迹：参军——任教——打成右派。不知母亲知道后会作何感想？】
2014-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