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斗狼
老烟记事
老烟闻出了《这是为什么？》的火药味，却低估了这篇文章的爆炸当量。毛泽东要收拾的不是几个民主人士，而是整个中国知识界。整风自5月1日开始，起初倒真是和风细雨，君民相得，再现了远古时代的政治和谐，这是毛泽东期望看到的温馨景象。所谓王道，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德服人。一个大家族的首领，不能只有威严的一面，还要有仁慈的一面，要允许家里人说话。然而，民主党派说着说着就忘了自己的辈份，越来越没大没小。他们错把仁慈当民主，不知道长幼尊卑，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许的。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开始实施“引蛇出洞”的方针，鼓励、甚至诱使民主党魁们大放厥词。严格说来，这是一种“钓鱼执法”，但是当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抛出“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和“党天下”的言论时，这些人在毛泽东眼里已经成为政敌。对于敌人，什么招数都是可以用的，阳谋和阴谋不过两种策略，本质并无不同。毛泽东不是宋襄公，不可能等你从容过河再交战，要打就打落水狗。
关于《这是为什么？》的写作意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作了一些披露：
〖吴冷西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是六月七日上午，毛泽东约胡乔木和他去，谈吴冷西到《人民日报》接替邓拓工作的问题。以下是吴冷西回忆的摘要。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说，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是在运用军事策略来组织反右斗争，有关计谋甚至能在《三十六计》当中找到名目。这篇文章还出现了另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何香凝，她的发言是在6月1日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作出的。当时她还说过两句话：“大凡忠心耿耿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右派”的帽子是由民主党派自己搞出来的。何香凝的发言着实精辟，直接点出了“右派”的两个基本特征：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简直可以拿来当作“右派”的定义。或许正因如此，《这是为什么？》没有引述这两句话——就算“英雄所见略同”，该由毛泽东说的话总不能先从何香凝的嘴里说出来吧？
从《事情正在起变化》到《这是为什么？》，当中有一段备战时间。尽管反右属于高度机密，但极少数民主人士已经先知先觉，或被先知先觉，这在朱正所著《1957年的夏季》里有所揭示。统战之中不乏暗战，反右大概也需要有人出演双簧吧！
到6月8日，“引蛇出洞”已实行23天，取得了丰硕成果，大大小小的右派分子全都暴露在阳光底下，正是捕蛇的好时机。另一方面，形势也容不得继续拖延下去了。右派们的能量相当大，已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毛泽东描述当时的情景说：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
虽说“童言无忌”，但毛泽东不会低估愤青的力量。9年之后，正是一群被称作“红卫兵”的愤青，帮助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且把他推向教主地位。对于学生闹事，毛泽东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事后回忆说：“四个大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五月二十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这里所谓“底”，大概即指学生的反动思想来源。
除学生之外，工人、农民也开始闹事。他们的不满，更多源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的一些过火做法。“大跃进”虽然出现在1958年，但其祸根早在1956年就种下了。经济工作中的“冒进”，直接影响到了老百姓的生活，工农阶层出现不满情绪，也在情理之中。毛泽东本来对此并不担心，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未定稿中，他甚至提出：“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但是现在，群众闹事有可能被政敌加之利用，他就不能再客气了。
促使毛泽东最终摊牌的事件，是6月6日章伯钧召集民盟六教授开的一个会。在会上，章伯钧认为目前形势紧张，学生上街、工人闹事，有可能天下大乱，民盟需要有所作为：“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
对于民主党派的这类“帮助”，毛泽东是非常警惕的。章伯钧是个职业政治家，绝不会满足于过过嘴瘾。在国共相争的年代，他曾在地方军阀之间搞过一阵合纵连横，企图拉出一彪人马来另立山头，只可惜时不我予，报负未展。章伯钧既组建民盟，自然要谋求政治权力，这是“阳谋”，再正常不过。对于共产党，他此时并无取而代之的野心，但分一杯羹的想法总还有——目前他的杯子里，几乎是空空如也。
整风开始以后，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民主党派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力。他简直无法相信，铁打的江山会在几十天之内发生动摇。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匈牙利事件”就可能在中国重演。说句良心话，这种乱局的出现，主要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党内绝大多数高官对他的“百家争鸣”方针都是阳奉阴违，并不感冒。毛指使共产党的宣传喉舌为民主党派鼓吹呐喊，搁在今天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作为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居然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只能说自信心爆棚，过于相信自己能够“以德服人”。他没有料到，要在思想上征服那些大学者、大教授们，会是这样困难。从今往后，毛泽东再也不会在中国搞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试验了。他要让知识分子进干校、蹲牛棚，他要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只有“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才能再考虑“降大任于斯人也”。
然而运动的方向和毛泽东的心思，都不是老烟能搞明白的。他继续陶醉在整风以来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全不知自己已经走到对立面，由捕蛇者手中的诱饵变成了蛇。
2011-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