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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烟记事(8) 女厕惊魂

(2013-09-24 06:44:58) 下一个

老烟进了军大以后,并不是一开始就在政教班。他先在预科学了半年,因表现不错,获准升入本科。在填写系别志愿时,他和所有人一样,简单勾了“服从组织分配”。因为喜欢舞文弄墨,他在“个人爱好”一栏填的是“文艺”,结果真被分到了文艺系。老烟很兴奋,以为从此可以走上梦寐以求的作家之路。不料报到以后,才知道文艺系是为部队培养文艺演员的,由京剧队、戏剧队、歌舞队三摊子组成,与作家根本不搭界。这下老烟可傻了眼:他虽然性格活跃,平常也能唱点小曲,却不是当演员的料,尤其怕在舞台上抛头露面。可是自己选了“服从组织分配”,又怎好轻易反悔呢?

文艺系对老烟这位“骨干分子”挺重视,安排他学大鼓,还找了个老艺人给他当师傅。老烟拿得了笔杆,却拿不了鼓槌,敲了半天才找到点节奏感,可一开口说唱,手上又乱了。每天早晨天刚亮,他就跑到花园里吊嗓子。周围绿树成荫,十分幽静,是个练声的好去处。可他不得发声要领,高音上不去,练来练去都快成破锣嗓子了。如此折腾半个月,他实在受不了了,于是拉着个同病相怜的陈君去找教导员求情。

【我们因为无力把握命运而信起神来。我拣了块小瓦片,与陈君一起认定“凹面朝上为吉”,然后使劲向空中抛去。瓦片掉在地面上,弹了几下停住。我们凑近一看,居然如愿以偿,于是信心倍增。陈君的阅历远胜于我,一路上他编排了不少说服教导员的理由。

进了大队部,发现有几位同学也因分配不称心来泡蘑菇,教导员正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形势明显不太有利,但我们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跟教导员对上了话。他耐心听完申诉,然后问:“那你俩想去哪个系?”“去政教班。”这是我与陈君商议好的口径。教导员当即写了封介绍信,下午我们就去政教班报了到。

在这节骨眼上,教导员是个关键性人物,如果他不开绿灯,我后面的人生轨迹就会改变。至于是凶是吉,倒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判断。也许大鼓一直打下去,我还真打成了角儿呢!至少不会打到北大荒去吧……世事浮沉,哪个说得准?

政教班全称为“政治教员训练班”,团一级建制,领导机构称为“团部”,下属6个中队,大都是从上海招来的大学生和旧职员,政治思想情况比较复杂。招生时言明只经过4个月的学习培训,即可按各人专长分配工作,所以报名者十分踊跃。规定的时间转眼过去了,可短训班的思想改造却煮成了夹生饭:不少人连自己的经历都不愿向组织抖落干净,哪还谈得上脱胎换骨进行思想改造?于是校政治部决定将学习期限延长半年,并从预科毕业生中挑选一批具有高中文化的团员去充当骨干分子,这种做法即后来所谓的“掺沙子”。我和陈君刚好赶上这个机会,所以转系立获批准。我被分配到5中队10班当团小组长——这个“团”是指共青团,当时在学员中党员并不多,组织上主要是靠团员干展工作。团员门槛较低,老学员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团员,但他们的政治主动性并不能达到领导的期望,所以重任就降临到我们身上。

到新单位一呆,我才发现骨干分子不好当。老学员对上级延长改造的决定本来就牢骚满腹,我们这些来者不善的“外请和尚”,自然会遭到他们的白眼。不过他们敢怒不敢言:按照规定,凡是团员,每天晚上都要主动找小组长汇报思想,否则就被视为“组织观念不强”。而他们汇报的,不光是本人的思想,还有了解到的其他老学员的思想。因此我不仅忙,而且风光无限。在人们心目中,我俨然成了班上的“小政委”,与管行政的班长和抓学习的副班长形成领导一个班的“三驾马车”。

不难想见,老学员的思想汇报质量不会高。他们对“沙子”们避之唯恐不及,哪肯主动袒露真实思想?平日闲暇时间,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坐在草坪上打桥牌,而不玩部队中流行的“21点”,认为玩那种大老粗的扑克游戏,有失绅士风度。自己人在一起,有说有笑,无所不谈,如果骨干分子从身旁走过,他们立即换作英语交谈。用的桥牌书也是海外原版,听说他们不少人曾就读于教会大学,英语相当棒。

面对这样一个“后进”群落,我深感责任重大,要求自己时时处处为他们做出表率:听政治报告正襟危坐,不打瞌睡,不交头接耳,即便是“懒婆娘裹脚布”式的报告也认真写笔记;每次开讨论会发言次数最多;节假日主动帮厨,打扫厕所;从不骂人,说脏话,连“他妈的”这一国骂也决不会出自我口。同一居住区的文艺系有不少漂亮姑娘,包括日后成名的陶玉玲,但我绝不会像老学员那样对她们油腔滑调地品头论足……

我在言行举止上一丝不苟,几乎达到自虐境地,为了进行有效监督,更刻意实施了“富氏改造法”。我中学读过《富兰克林自传》,富氏在少年时代为了纠正顽固性缺点,专设一小本,划表登记自己几种主要缺点的出现频率,周末统计后,再订出下周的纠正重点。我也照葫芦画瓢,搞了个本子,天天记录。说句实话,这种活法真够累的,因为它遏制了年轻人的自由天性,但我下定决心,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富氏改造法”执行一周后,我却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起因是在班宿舍的“学习园地”上,我贴出一份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学习心得,被指导员看中,临走时嘱咐我复抄一份,后天到团部参加《中国革命运动史》学习经验交流会。为此我兴奋极了!

——我将在全团学习积极分子面前宣读这份2000字的心得,多么光彩啊!不,如果能撂开稿纸,将它背诵下来岂不更好!

晚饭后,我独自来到大草坪西北角僻静处,在昏黄的路灯下,一直背到10点半,总算完成了任务。这时周围已不见人影,回宿舍还得走一段路,尿已憋了半天。经过文艺系宿舍楼,东侧有个厕所,我就急冲冲往里进。厕所内灯光昏暗,一进门发现有个人蹲着,模糊地看见半拉屁股。我没在意,正准备解裤带,那里却爆发出尖厉的喊声:

“你要干吗?快滚!”

来自异性的这声尖叫把我吓懵了。我猛然醒悟进错了门,转身往回走,心房怦怦乱跳,还生怕她提起裤子撵上来……。总算蹩进自己的宿舍楼,匆匆上完厕所,悄悄推门进屋,摸黑上床。原先洋溢的快乐被这飞来横祸全搅了,我翻来覆去地考虑明天要不要向指导员交代实情。

——凭天地良心,我的确不是有意的。灯光这么暗,估计她也不会看清我,既然如此,我又何必主动向组织汇报呢?如果我不说,指导员当然不会知道,可是假如那女的已经看清我的模样,明天登门告状,我岂不陷入更大被动?我在文艺系混了半个月,保不齐有人记得我。一旦指导员怀疑我思想不健康,不仅出席交流会的事泡了汤,连团小组长的位子也难保!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子夜,竟然悟出一点哲理来:

——既然没有心生邪念,事情又不复杂,那我为什么如此焦虑不安呢?哦,原来是害怕别人误会,害怕别人不接受自己说的事实。这意味着,一个人思想行为的是与非,光由自己认定是没有用的,还得由别人来鉴定。但别人哪能像自己这样清楚明白呢?其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庸人的烦恼是否由此而生?我从不把自己视为平庸之辈,应超越一般见识对待这个问题。

最后我说服了自己:

——既然误入女厕只是不慎所致,为什么不敢向组织说明原委呢?怕失去出席会议的机会,而这正是小资产阶级患得患失情绪在作祟。如果我不能战胜它,就意味着在思想改造战场上当了逃兵!

我下决心明天一早就找指导员汇报思想,终于进入梦乡。

一觉睡醒,昨晚的事情似乎又没那么沉重了。看着窗外随风摇曳的翠竹,我果断做出决定:“既然自己并无邪念,就没有必要向组织汇报。”然而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见到指导员时,我留意他的每个面部表情,看来看去,好像没什么异样。一连过了几天,也无人找我问罪。我的心逐渐恢复了平静。

这事出在我几乎变成圣徒之际,给我满腔的热情泼了一瓢冷水。我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修炼,都成为不了一个“纯粹的人”。那晚若非执迷于党的三大法宝,我也不至于误入女厕。还是正常点吧!我就一凡夫俗子,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提高和进步,不能太为难自己了。“富氏改造法”于是戛然而止。

倘若厕所那位女学员当时已经认出了我,事后却没去上告,那我真得感谢她的大恩大德了,但这份感谢是无论如何也送不出去的。】

2008-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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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冈 回复 悄悄话 所谓“不做贼也心虚”。万一都怀疑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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