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危机还是信仰的危机？

我想到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他一觉醒来，竟分不清是梦中自己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他。特朗普要么是披着总统外衣的蝴蝶，要么是伪装成蝴蝶的政客，如果是后者，那么想必是相当聪明的政治家。但悲剧是，他所作所为的后果将成为我们生活的现实。

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们在羞辱了墨西哥、改变美国对北约立场之后，又继续煽风点火，将矛头对准了货币，他们指责中国和日本操纵汇率，甚至暗指德国在利用“严重低估的”欧元。

不管你怎么看特朗普，他任命史蒂夫·班农这样的人作为首席战略官算是聪明。判断一个领导，只需要看他／她把什么人放在身边。班农算是美国成功故事的典范：上过哈佛，待过高盛，当过海军，成立了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该平台声称代表“另类右翼”，并自称是仅次于彭博和路透的第三大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渠道。

班农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称，“（这）既是教堂的危机、信仰的危机，也是西方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

有人认为世界正处在危机之中，这本身似乎没什么问题。但班农现在身处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重要位置。

美元仍然保持作为全球标准货币的地位，因为它便捷、好用，具有保值功能，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政治干预也最小。

而美国之外的世界现在面临一个两难困境：“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如果我们继续依赖美元，要怎么才能避免被指责操纵汇率——而事实上市场的力量已经远超央行的力量。如果我们不依赖美元，我们还是会被指责操纵汇率，特别是如果我们的货币相对美元贬值。

换言之，真正面临危机的不是西方的危机，也不是西方信仰的危机（老实说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而是美国之外的世界对于西方领导的信仰危机。美元仍然与全球稳定性挂钩，但当这个锚开始漂移，我们需要寻找其他的选择。“单锚”的确有效，可是一旦不稳就会非常危险。我们需要双锚甚至三锚，以加强稳定性。

另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是，美元是特朗普的美元，但储蓄是其他人的储蓄。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三季度，美国净负债7.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41.7％。而2010年末，这个数字是2.5万亿美元，仅占GDP的16.8％。2010年末到2016年三季度期间，累计经常账户贸易赤字仅为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剩下的3.3万亿美元是来自估值的变化（美元汇率变动）或金融账户流动。

换言之，推动汇率变化的主因是资本流动而不是贸易，而利率差异也会影响汇率。

如果是这样，那么未来，美国净负债的地位将很大程度上依靠全球的储户，主要是在欧洲和亚洲。如果这些储户总是被特朗普政府说三道四，那么就必须要寻找一个新的，不依靠美元的解决方案。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欧洲和美国站在一边，拒绝成立亚洲货币基金，拒绝区域化。但如果今天，“美国优先”战略旨在孤立其他人，那么其他人必须团结起来保护全球贸易和投资。如果非美元区可以保持货币相对美元的稳定，那么对于汇率操纵的指责也会减少，迫使美国面对真正的问题，即美国如何重建其财政和贸易平衡，以保持其储蓄平衡。

简言之，我们其他人需要提醒美国，的确，美国很重要，但不要把自己的所有问题推给别人。

储蓄货币央行对于确保货币稳定大有可为。只有保证流动性和纪律约束才能保持货币稳定。到目前为止，美联储体现出了负责任的领导力，得到欧盟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中国央行的大力支持。但如果美元继续被政治化，那么可以并且应该寻找其他出路。

现在所有的选择都在桌面上摆着。如果美国不再依靠石油和能源，那么石油和能源供应国可以将石油贸易价格与美元之外的货币挂钩。在不同技术标准的竞争问题上我们看到过这样的先例。领先标准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它愿意提供公共福祉（很多顺风车）。但一旦主导的标准变得具有掠夺性或者利用其垄断地位，那么是时候寻找其他标准了。

没有人应当认为自己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以外的世界不会坐视不管，任凭特朗普及其幕僚用一条推特改变敌友关系。我们不是跟美元过不去，只是希望全球稳定，回归常识和相互尊重。如今是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和SDR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