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而敬之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二流堂”那些人和事
马 林
二流堂“堂主”唐瑜夫妇
相片中的人物，从右到左，前排：秦怡、张瑞芳、吕恩；
中排：赵丹、吴祖光、唐瑜、丁聪岳母、丁聪夫人沈峻、丁聪；
后排：黄佐临、张乐平、桑弧。
文革中的《批判二流堂战报》（第一期）
在1955年反胡风和1957年反右派之间，曾有一场反对“二流堂及其小家族”的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是在文化部在京各单位及文联各协会开展的。到了1957年，“二流堂”重庆时期人员的一大部分，北京时期的全部和“小家族”成员统统被划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兴起又都无例外地成了反革命分子。
那么，“二流堂”究竟是个什么组织？他们的命运，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何为“二流堂”
抗日战争期间，位于陪都重庆的一所叫“碧庐”的大房子里，聚集了一批从全国各地流亡到重庆的文化人。长住的有话剧编、导、演金山、张瑞芳、吴祖光、吕思、凤子，音乐家盛家伦，《大公报》记者高集，《新蜀报》记者高芬，民盟萨空了；时常往来的就更多了，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戴浩、方菁、沈求我等。坚持抗战，同情人民大众，靠拢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争民主、争自由，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对此国民党当局心知肚明，就在距离“碧庐”不足20米的一个坝子上搭了个席棚，以麻将桌为掩护，设专人常年监视“碧庐”的活动。
时任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的夏衍，是“碧庐”的座上客和主心骨。他是奉周恩来之命，一为广交朋友，时常就抗战形势和遇到的种种问题，来和朋友们通气；二是充分利用这个据点与相关人士会面。如在此地会见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夫妇等。
有一天，郭沫若、徐冰（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来访，话题谈到不久前在八路军办事处看过从延安传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剧情很简单。哥哥在山冈上开荒种地，远见妹妹送饭来，就佯装睡懒觉，被妹妹指责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后来误会解除，兄妹合力开荒，支援前线。聚集在“碧庐”的这些文化人，大多是自由职业者，居无定所，作息无序，自由散漫，落拓不羁，故借题发挥，彼此以二流子相称或自嘲。郭沫若本是名士，加上老友相聚自然不会放过凑趣的机会说，二流子集聚之地应称为“二流堂”。大家齐声赞好。徐冰高声叫喊找纸笔来，让郭沫若题写堂名。后来，纸笔没找到，堂名未写成。但“二流堂”之名却从此流传开来。据夏衍回忆，1949年5月，筹备建国，各界代表云集北京，他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以后，周恩来还特地问他：“‘二流堂’那些人回来了没有？”看来周是把“二流堂”的那些人当作朋友挂念的。
“二流堂”堂主唐瑜其人
“碧庐”——“二流堂”是唐瑜建造的。他是“二流堂”名正言顺的堂主。如何看待唐瑜其人呢？最有发言权的是夏衍。
首先是因为夏衍一生经过无数政治风云的历练，而又才思敏捷，著述等身，举凡翻译、论述、话剧剧本、电影文学、报告文学，均有涉猎，这使他洞悉世事，目光犀利，见地独特、老道。其次，夏衍和唐瑜从1929年算起，有着66年从未间断的友谊，他们共同经历了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建国以后的四个时期；地跨沪、港、渝、桂、京各地，彼此亲密无间，聚多离少，相知甚深。第三，文革中，他们一个是名符其实的“二流堂”堂主，一个是“二流堂”的黑后台，一起被揪出来在万人大会上挂牌游斗，一起受辱蒙难，又先后获得平反，绝对是荣辱与共。
那么，夏衍是怎么看唐瑜的呢？夏衍说，唐瑜是“富贵胎，叫花命”，“像唐瑜这样的好人，今后再也找不到了”。
唐瑜出生于广东潮州一个华侨家庭。少年时为追求公平正义，从15岁起便和主编《绿洲》杂志的潘汉年建立了通信联系。1929年唐瑜只身离家赴上海投身革命潘汉年热情地接待了他。先把他安排在西门书店当小伙计，之后又派他到“左联”机关料理杂物。这期间，他认识了夏衍、阳翰笙等人。他在参加“五卅”大游行时被捕。警察对这个既不懂普通话，又不懂上海话的小“南蛮子”无计可施，又不肯轻易放过，稀里糊涂地判刑六个月。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唐瑜出狱时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还从同监难友那里学会了不少对付特务盯梢的办法，深受潘汉年的赏识，当起了潘汉年的交通员。
艰苦的革命生活锻炼，潘、夏的提携，加上个人的奋发努力，唐瑜从每月要靠潘提供5元钱的生活补助费，到学会了写文章、编刊物，在文化、电影界闯出了一片天地。
突然有一天，唐瑜发财了。原来，唐瑜的哥哥是缅甸的一位华侨富商。他借滇缅公路的开通，给唐瑜送来了几辆大卡车和一辆豪华小汽车。大卡车上满载着战时稀缺的物资和食品。战时的重庆工业品、药品十分匮乏，价格昂贵。唐瑜把大小汽车、物资卖掉；食品与朋友分享。唐瑜因此有了一大笔钱。他用这笔钱先后盖了五六幢房子。夏衍一家居住的规模较小较简陋，取名“依庐”的房子便是其中一幢。同情中国革命的奥地利医生弗里茨·严森（严斐德）的住宅也是唐瑜提供的。唐瑜盖房子，完全是出于朋友们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自己的浓厚兴趣，所以全部由自己设计，自己组织施工，为了使用木材方便，他甚至在重庆郊区买了一座木材蓄积量可观的小山。
“碧庐”是其中最大的一幢。当时在新华社工作的乔冠华称它为有着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它迎面有高大的立柱，宽敞明亮的阳台，有单间睡房和可供多人打地铺的大房间，有可容纳几十人聚会的大厅。这里的住户由堂主免费供应食宿，对朋友一律欢迎。唐瑜虽然有自己的睡房，但每逢人多或是来了家眷，他便挤到大房间去打地铺了。一副土产的古道热肠加西方的绅士风度，难怪被誉为“当代的孟尝君”。
1962年潘汉年获得假释，住在北京郊区，每逢进城必到唐瑜东单王府井住所，北梅竹胡同来歇息、闲聊。提起“二流堂”，潘说“其实唐瑜的哥哥更像‘二流堂’的堂主”。原来早在1940年潘就奉周恩来之命在香港约见过唐氏兄弟，布置他们利用关系，在缅甸建立一个空壳公司，以备必要时疏散文化界进步人士之用。唐氏兄弟当即返回缅甸，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妥当，同时为《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导演蔡楚生、妻子陈曼云办理了入境缅甸的手续，再回到重庆当面向周恩来做了汇报。不出所料，“皖南事变”爆发，周恩来安排大批文化人进入缅甸。其中有摄影师吴蔚云，画家丁聪，诗人张光年（即光未然），音乐家赵 、李凌，戏剧家胡考，以及党的领导人徐迈进等。唐氏兄弟对这些人不仅包食宿，还发给生活费、置装费，足见潘说唐瑜之兄更像“二流堂”堂主言之不谬。幸好缅甸“二流堂”更具有临时性，也未曾命名，文革期间也未曾受到追究，否则会为天下人留下更多笑柄。
最冤的是“二流堂”北京时期的堂主吴祖光及“小家族”的成员。他们受难时间之长、程度之烈超过所有人。吴祖光生前发出的“一生误我‘二流堂’”的呐喊，可以说字字血、声声泪。
“二流堂”的精神气蕴
由于整肃“二流堂”错得太离谱，所以文革后“二流堂”一案较早获得平反。1979年7月27日文化部党组以[（79）文党字99号]文上报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二流堂”平反。那时候，推动平反的七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尚未开始。
文化部党组的报告，在叙述了“二流堂”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经过后指出：“所谓‘二流堂’是我党和一部分党外人士联系的场所，参与活动的同志，都是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报告引证了周恩来1970年5月9日对文化部和艺术院校的群众说过的话：“二流堂”不是一个组织，它没有正式手续，不像哥老会、青红帮有个手续；就是一个在一块吃吃喝喝，不是和“二流堂”一沾边的就是坏人?！
无需多加说明，这个平反报告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是小心翼翼的，极其初步的，辩诬超过证明，远远没有恢复“二流堂”的真实面目和历史价值。
夏衍生前曾在唐瑜的一个册页上，大笔一挥题写了“二流堂主不朽”几个大字。“不朽”，用于活着的人并不多见。夏衍如此题写，不排除抚今追昔，笑谈往事的意味，但当我们把“二流堂”的兴衰，其同仁所受的磨难，与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振兴联系起来观察，就会发现一些神圣、永恒的东西蕴藏在里头，发着耀眼的光。不朽，无非是被后人记住，引起共鸣。它是些什么东西呢？
1. 爱国意识
在近代史上华侨爱国是出了名的。就唐氏兄弟而言，论财富、地位，远远比不上陈嘉庚、司徒美堂、邵逸夫、霍英东等人。但是他们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纾家功革命，罄其所有，尽其所能，义无反顾，终生不渝，而又与我国人文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结合得如此紧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唐瑜一生造了许多房子，但他造房子一不为生计，二不为牟利，三不为传留后代荫及子孙，他全然是为朋友，为革命，为急人之所急。直至解放后，他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条件，也一直是买房、租房居住。文革中，他被扫地出门，无处栖身，才第一次在虎坊桥分得三间公房居住。
唐瑜一生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他长期主管幻灯工作，每逢下面有人来谈幻灯工作，他总是自掏腰包请客吃饭。
说来有趣，在“三反”运动中，唐瑜还当了一回“大老虎”（贪污万元以上的称谓）。那是建国初期，为筹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唐瑜被委任为副厂长，奉派赴香港采购电影器材，回来时正赶上“三反”运动。他兼具只身化妆赴港、经手大量现金、在香港社会联系广泛等诸多可疑条件，怎能不被查？一查，发现货与款严重不符。再查，是买回来的东西多，而花的钱少。多出来的器材，是唐瑜用自己的钱为公家买的。这无异于自己出钱买了顶“大老虎”的帽子戴在头上。这种事恐怕只有他才能做得出来。
到了晚年，唐瑜早已没有了其他经济来源，全靠工资生活。平日在家里，每每从电视、报纸上，见到什么不平之事、受难之人，被感动了，便悄悄写封信或寄点钱去。他自奉十分节俭，一辈子除了喜欢吃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突出的嗜好。说几句题外话，吃有三品，一曰能，二曰懂，三曰好。能是“饭桶”，不必说。他是既懂且好，不辞辛苦。为了品尝海鲜馅的饺子，他坐火车可以到站不下车，往前多坐两站。我们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期间，他竟能专程跑到武汉，挖墙打洞、千方百计寻访到曾经为毛泽东烹制武昌鱼的厨师，原汁原味地品尝之后，评价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谓武昌鱼，不过是鳊鱼，极为普通，唯鱼腩味甚肥美。而他在吃上面又十分注重节省，夏衍说他“富贵胎，叫花命”，也是他们一起在新加坡吃完饭后，唐瑜坚持要把折箩（剩菜）带走时的喃喃自语。
唐瑜弥留之际，曾把他的独子唐颂叫到床边说：“我恐怕没有多少钱留给你。”事后唐颂告诉我，“父亲留下的钱是人民币三万五千元”。
这就是那个一辈子被视为党内资产阶级而屡遭批判的人。我忽然想到，那些号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大人物，什么时候也把自己的财产公布一下呢？
一个连唐瑜这样的好人、爱国华侨都容纳不下，一味加以打击迫害的时代，绝不是一个好的时代。
2. 硬骨头精神
骨气的本意是对真理和信念的坚守，对谬误的抵制。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保持骨气代价极高。
夏衍的腿在关押期间被打断了，但是究竟在何时？何地？何人？何种情况下？在什么问题上形成对抗？用何种刑具打断的？打断后有无进行医治？他从来不说。平时不说，写文章时不说，对亲朋好友乃至对子女也不说，像唐瑜这样的人问过他两次，他还是不说，至死也没和任何人说。有如他当年在国统区办报，对待欲说不能说的问题，便在版面上开一个天窗，给读者留下无尽的遐想。
记得上世纪50年代中期，夏衍已年过半百，刚刚从上海调到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有一次我跟随他外出开会回来，朝阳门内文化部大楼前有十几层的高台阶，他出了小汽车，上台阶是一步跨两级，“哒哒哒”地跳跃着跑上去的。我当年二十多岁，当然跟得上他。他笑着对我说，这是他当年在日本读书时，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养成的习惯。后来，我跟唐瑜兄又曾谈起过此事。瑜兄说了自己的感觉，夏衍不说自己腿被打断的事，仿佛是出于一种耻辱感。耻辱！为谁感到耻辱？为他奋斗终生的理想？为他参与缔造的新中国？为人类文明的横遭践踏？我们无法猜透。如今夏公拖着瘸腿走了，让我辈泪眼模糊地凝视着他留下的一长串，一深一浅的脚印，从他那拒绝控诉中，领略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领略无声胜有声的无尽含义！
瑜兄不赞成打那么多的右派，对他们公开表示同情，竟然写报告给文化部党组，借口幻灯工作是冷门，无人愿干，要求多分配些右派分子到幻灯处工作。
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被划为军内大右派，要和夫人马楠一起下放劳动。他们的两个女儿一时无法安置。唐瑜说：“到我家里来吧！”他一诺千金。陈沂的两个女儿在唐瑜家居住经年，后来她们分别读完了中学、大学，都已成才。凡是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样做需要多大的勇气，承担多大的风险，即便是有心又有力的老同志，做到这点也很不容易。2009年，瑜兄到上海参加纪念“左联”活动的会议，病倒了。马楠拿了些钱给唐颂，唐颂说：“有钱花，用不着。”马楠动了感情说：“我知道你父亲不缺钱用，但有的时候精神的东西，也要借物质来表现。我这不是报恩，要讲报恩，我们全家下辈子也报答不完唐瑜对我们的恩情。他老了，这些钱你设法用在他身上吧！”
潘汉年犯的是惊天大案，1962~1963年，潘假释期间，谁都不找，哪也不去，唯独跟唐瑜联系。连夏衍、胡愈之等人由于他们担任着重要职务，都嘱咐唐瑜不要告诉，怕连累他们。唐瑜呢？瑜兄说：“像你那样的帽子我戴不上。我充其量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了。”
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学院是文化系统的“黑帮”集训班。陈荒煤是从办公室里被揪出来的，不准回家，直接从重庆押解来京接受批斗，脚上只穿了一双凉鞋。荒煤从“一二·九”时期的北平，30年代的上海，抗战时期的延安，解放后的武汉、北京，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如今在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熟悉的人可以说是打头碰脸，比比皆是。但是，却单找唐瑜，“你能不能借一双鞋给我？”由此可见，瑜兄的侠肝义胆、不畏强暴在朋友中已经成共识。
戴浩，是总揽“二流堂”事务和对外交际的一个人物。他多才多艺，风流倜傥，1939年曾入延安抗大学习，后潜回重庆。他除了演话剧、拍电影之外，什么黑白两道、军警宪特、党国显贵，结交了个遍。连蒋纬国也开着吉普车和他同出同进，招摇过市。在旧中国，混迹官场有十字诀，其中一条是：“梨园子弟殷勤奉”。可见官府和艺人结交，实出于双方需要，古今同理。戴浩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特长，为党、为朋友做了许多别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阶段，已经沦落成一个腐朽没落的集团，原北平公安局局长在撤退台湾前，曾对他说：“耗子（戴浩的绰号）这么多年你说你钻了我们多少空子？我要是不走，你能让我钻你们一个空子吗？”
戴浩这样的人1957年成为大右派，可以说是理所当然。1962年熟知内情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找到瑜兄带话给戴浩，嘱咐他写一份检讨，即可由统战部出面，为他摘掉右派的帽子。戴浩断然拒绝，说：“不写。一写我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了吗！”
文革中，戴浩这种顽固对抗的态度，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批判。说他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右派分子。”戴浩竟欣然接受，敬谢不敏说：“得，这样我岂不就成为右派完人了吗！”从此又多了一个“右派完人”的绰号。
面对知识分子既可杀又可辱的现实，讲气节、做硬骨头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就戴浩而言，老婆离婚了，弃他而去；工资降到六十几元，要维持四口之家，其艰难可想而知。当党组织从噩梦中醒来，真正了解自己忠诚的儿子，把他揽入怀抱的时候，距离戴浩告别这个纷扰的世界已经不远了。我们终于在他的讣告中看到这样一句话：“他的崇高精神境界和优秀思想品质将永远记在我们心间。”
3. 平等宽容
上世纪80年代杨在葆和我拍了一部电影《代理市长》，杨是导演兼主演，我是总制片人。中宣部审查时认为有些台词过分激烈、刺激，要改。我们顶牛，不愿意改。夏衍听说后把我们找去一起看片讨论，说服我们做适当的修改。说：“不改，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不能放映岂不是损失太大了。”
在此期间，我跟在葆不服气，曾直接写信给总书记胡耀邦，向他申诉。那天在葆骑着我的破自行车从北影出发直奔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凭着耀邦同志亲民爱民的好作风，加上在葆的明星面孔和好口碑、好人缘，居然很顺利地就见到了耀邦同志的秘书把信递了上去。没过几天，耀邦同志的批示就传达下来了，大意是：“这部电影我看了，台词有点刺，有什么了不起？比那些跟四化不沾边的电影强多了。”有了这个批示后，《代理市长》在全国一路绿灯，顺利公映。
耀邦同志是我们心目中最受尊重的领导人，我们对他怀有良师益友，甚至兄长般的感情。《代理市长》得到他的支持和肯定，我们心里是高兴的。但是我们并没有从中得到过多的“胜利的喜悦”。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如何领导文艺创作，以及如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简单说，有两种领导方式。一种是夏衍身上所体现的，平等、尊重、理解、宽容、探讨、批评、提醒；另一种是长期执政形成的官气十足的衙门作风，我审你改。哪种领导更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有利于创作的繁荣呢？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瑜兄曾两度侨居港、美、加拿大。有人曾以“唐瑜还会回来吗？”请教夏衍。夏衍第一次回答：“他为什么不回来？”第二次回答：“他为什么要回来？”仿佛是在打哑谜，包含着什么禅机。其实不然，只要联系一下时代背景就很清楚了，前一段是思想解放，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一段是思想禁锢，对提倡宽容的人也不宽容。这期间夏衍给唐瑜的信里说：“天要下雨，人要内耗，奈何？奈何？”透露出心情上的一丝悲凉。“内耗”就是整人，不容人，就是折腾。像北京时期“二流堂”堂主吴祖光这样长期与我们共患难同欢乐的老同志，就因为他仗义执言，说了几句真话，就一定要清除、劝退，加以排斥，未免太过了吧！
文学翻译大家杨宪益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钱难进‘二流堂’”。黄苗子说：“一流人物‘二流堂’。”我们对“二流堂”不可小觑。对“二流堂”里的小人物同样不可小觑。论思想境界、事业成就、道德修养，他们并不比什么大人物差。要更具体地比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对真理的坚守，对朋友的诚信，他们比起许多高官显贵，只高不低。就说唐瑜吧，终其一生，说他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事实俱在，他是当得起的。
4. 快乐的天性
达观快乐是“二流堂”衮衮诸公的共同天性，其表现又各异其趣。
黄苗子有一幅自画像：一个胖老头赤裸着上身坐在床上，认真地修改着自撰的悼词。那神情专注，一丝不苟，生怕有所遗漏的神态让人不笑也想笑。此事的缘起是瑜兄与几位老友商定，各自撰写或互相撰写悼词、挽联，集中评比，评出优劣。意在避免那天到来的时候，家属和单位，为逝者贡献大小，评价高低，引起不快。
人说，乐极生悲。瑜兄有本事反转过来，将悲剧演绎成为喜剧。为了逃避“二流堂”专案组对瑜兄实施的跪沙砾、扇耳光的暴行，有一次他出逃了。那年头北京大街上不像如今这般嘈杂、拥挤、眼花缭乱，来往的车辆还比较少。获得暂时自由的唐瑜从东城走到了西城，漫无目的，最后竟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累了，坐在金水桥畔，盘点自己的一生。弱冠之年，提着大捆的钞票，投奔革命，如今有国难报、有家难投，酷刑之下度日如年，如此革命不革也罢！想着想着不免悲从中来。电报大楼的时钟显示已经过了午夜12点，一天奔波下来，水米未进，怎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所能承受的呢！总不能一直坐下去吧，他突然间灵机一动，有了。他站起身，迈开双脚，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大步跨过宽阔的长安街，走进了公安部的大门。
“我是反革命分子，是逃犯，来自首的。”他的如意算盘是本想借此来个罪上加罪，能晋升一级被关进秦城监狱，逃脱专案组的折磨。谁知第二天就被送回文化部的牛棚。
“你当秦城监狱是你开的？想进就进，又不是‘二流堂’。”多年后，提起这档子事，面对我的揶揄，瑜兄只是抿着瘪嘴嘿嘿笑，也不搭茬儿，一派天真。
倒是有一个人未经申请，也未经逃亡，不知怎地便从城里的半步桥监狱转押到了秦城，他就是黄苗子。那天，安排甫定，狱方就找黄苗子谈话，主题是到秦城后的感想。黄觉得没啥好谈的，狱方坚持要他谈。事实上，秦城监狱，较之原来的关押处，在食宿条件上都有所改善。狱方是出于施惠于人希望听到赞扬，还是有“犯人思想动态”之类的报告要写，外人不得而知。黄苗子无可奈何，便操着带有浓重广东口音的官话，拖着长声说：“我的感觉系（是），从一个木头造的笼子里头，搬到了一个金子造的笼子里头来了。”整个儿一股子“二流堂”的堂风、堂气。
顺便说一句，据多事者统计，“二流堂”衮衮诸公，无论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冤，没有一个自杀的，这与他们快乐的天性、乐观的精神不无关系吧！
“二流堂”不是一个什么严密的组织。他们集结在一起，追求光明，鞭挞黑暗，独立思考，服从真理，维护个人尊严，推崇民主、自由、平等；他们个个事业有成，人人达观快乐。难怪许多人心向往之，年老的知名文化人就有启功、王世襄、杨宪益、邵燕祥、姜德明，等等。
（作者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厂长）
转自《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