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宝嘉：赤脚医生孙立哲

一 开始无早晚，坚定不要脸

　　1969年1月17日，我和清华附中一行人，作为北京知青进了陕西延安地区关家庄村。下乡那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我木箱子里的书估计有七八十斤重。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祖传的。可其实下乡前学过点儿医的本来是史铁生而不是我。他才是有备而来。

　　下乡前，有的街道、单位组织举办诸如“红医工”之类的培训班，教授针灸和诊治简单的头疼脑热，可能也有让孩子们下乡后能多一点安身立命本领的意思。铁生就参加过这类学习班。他还带来一整套针灸针、药棉之类，到了村里，带着我和曹博、子壮等一起访贫问苦。我扎针灸也是史铁生教的，开始怎么也扎不进去，一扎就弯，一紧张整个针都拔不出来。

　　记得刚进村那天，曾有个瘦高的中年农民汉子急切地大声问：“俄玛难活得厉害哩，有夜啊莫?”我们猜了几个来回，终于把这句陕北话翻译过来：“我妈病得厉害，有药没有?”“难活”这两个字代表“生病”，在这毫无医疗条件的山乡里，生病往往意味着死亡。

　　后来才知道，这个农民汉子叫高天亮，是个“二流子”，名声不太好。他们家也真的是穷，家徒四壁，仅有的一床破棉絮在老太太那窝着。老太太正在发高烧，脸上肿胀着一个红色的鼓包。我们对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后来女生也参与了。还有一个男生拿出自己的被子给人家盖上。知青们把从家里带来的阿司匹林、抗菌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老太太两天就痊愈了。但鼓包还在。再一问，原来是天生的血管瘤，胎记!

　　一周后的一大早，生产队长张国祥推开我们住的窑洞门对铁生说：“我婆姨奶疼哩!”让他去给年轻媳妇看乳房。铁生听了一阵发怔，鼻头泛出了紫色。不但“红医工”培训班没教过，那时十几岁的少年谁见过真人的乳房，想起这两个字都脸红心跳。仅有的一次视觉体验记得是初一结束放暑假的一天，我和史铁生在同学莫京家里看美术书，在一本日文版的《世界美术全集》里，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一个美丽的西洋少女从书里站起来，一丝不挂，两只丰满的梨状乳房上点缀着两颗粉红色乳头，丰韵的臀部线条和下身细节毕现，栩栩如生。我顿时感觉脸上血管贲张，不知所措。偷眼看史铁生，他也是满脸涨得通红，直达耳根。这是一次使我们有犯罪感的阅读记忆。

　　铁生脑子来得快，他连忙指着我对队长说，他行，他会看!于是把我派去出诊。晚上回到窑洞刚一进门，铁生忙问我看得怎么样。我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队长媳妇生孩子正坐月子，一侧乳房发炎，越肿越大，比对侧的乳房大出一倍以上，皮肤涨得晶亮，用一条宽布带子吊起来，疼得吱哇乱叫，整夜整夜睡不了觉。我把削铅笔用的旧刮胡子刀片放在锅里用水煮开消毒，在肿胀的乳房皮肤上猛地一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接出来大半碗脓血。后来，队长咂着嘴，把院子里的狗唤进窑洞。狗跳上炕，打扫“战场”，把我不小心洒在炕席上的脓血舔食干净。现在队长婆姨的乳房已经基本不疼了。

　　铁生被我讲的故事唬得半天没合上嘴，鼻头上渗起细汗在油灯下泛出光，连说你小子从来没治过就敢动刀子，胆子也太大了，治坏了怎么办，不懂装懂脸皮真厚。我回答说，要脸没用，脸又不值钱。接着大言不惭放出一句狂言：“今天咱就是外科主任。”这件小事被铁生记在了心里，引用在他的文章“我的轮椅”中：“双腿瘫痪后，我才记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脸精神’，大意是：想干事你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儿里凑。立哲说这话时，我们都还在陕北，十八九岁。”2009年，铁生又送给我一首打油诗，起手是“开始无早晚，坚定不要脸??”，骂得我亲切异常。

　　有一件事使我这个“祖传的”名声更得到“神医”的美誉。那是在打则坪，我已经睡了，忽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四五个老乡打着火把，一边跑一边急切地叫我的名字。到那儿一看，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身体僵直。原来，这家的婆婆跟儿媳妇打架，儿媳妇上吊，停止呼吸已经有半小时了。有几个老汉拿着烟袋锅子圪蹴在地上抽，正在商量后事。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死人。先扎人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时我想起书上说过，最好的穴是涌泉穴。我就用一根长针，心一横，用力扎进那媳妇的脚底。扎着扎着，突然她喉咙里“嗝”的一声。赶紧又做人工呼吸，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活了。

　　这可能本来就是假死。但一传十十传百，说我连死人都能一针扎活。结果周围村的老乡都来了，后来成立了合作医疗站，更是每天都挤满了人。忙时连如厕的功夫都没有，甚至一边方便一边还隔着半人高的墙围子问诊开方。

　　二 第一刀就开在我身上

　　按照当时的政策，赤脚医生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1969年4月，我们在村庄东头的一排土窑洞里办起了合作医疗站，我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涯。当时的合作办法是每人每年交三角钱，按人头算。三角钱在当时相当于十个鸡蛋、一斤半盐，还相当于老婆婆手里颤颤巍巍打开的发黑的手帕和迟疑的目光。这些资金用于社员看病的药费，由生产大队统一支付或给予一定比例的报销。而我们这些赤脚医生由生产大队采取记工分的方式解决，参与集体收益分配和口粮分配(一般相当于一个中等劳动力的收入)。有病人就行医，无病人则参加农业劳动，农忙时还要到田间地头巡诊。

　　应该说在清华附中打下的基础让我养成了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一生都没有停过学习。拿着书边学边干，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村里有一位退伍老红军，因为打仗受伤，子弹没有取出来，几十年蹲不能蹲，坐不能坐。我仔细检查，可以摸得着子弹，但也从没人敢取，让老人受了一辈子罪。我说我来想办法。那是1969年的夏天，史铁生已病了，队里让我陪他回北京看病，我跟史铁生见医院就进，趁人不备偷医疗器械，就是带着一定把这个手术做好的明确目标。那时候一切都是被“需求”推着走的，先有需求，再说怎么办，有什么需求干什么事。所以那次偷的比较集中比较有效。但也不能一次偷太多，多了比较容易被逮着。

　　我的偷窃“经验”来自“文革”中的一次偷书。有一次我和史铁生、陈冲、赵志平百无聊赖地从中关村书店逛到城里，又逛到四道口的教育书店，看到有比较好的书。史铁生自告奋勇要放哨，暗号是看见来人就摸右耳朵，其实他是胆子小，有点风吹草动好先跑。我偷了一本特别漂亮的高等数学，里面复杂的曲线函数非常吸引我。我看书喜欢背目录，那本书的目录让我至今难忘。可赵志平掖着一本书出来时被人发现了，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按照孔乙己的句式说书还要钱啊。女服务员向前一挺说：“废话!”那个年代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吓得赵志平把书扔下就跑了。

　　把一整套外科器械全都偷出来难度显然比偷书要大得多。当时我姐姐在酒仙桥医院妇产科，她帮我联系去外科化验室见习。陈冲、史铁生都帮我偷东西，不能一次偷，得分别偷，连续偷。在酒仙桥医院一个月，我把整个那一套程序全都弄清楚了：打针，消毒，麻醉，开刀，缝合，换药，麻醉机和血管钳分别长什么样。手术器械也基本上凑齐了，还成功地做了一次阑尾切除手术。

　　后来连我妈都被动员起来了。那年春节期间我第二次回北京，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偷外科手术器械给老红军做手术。这次我偷了家里的存折，取出钱让我妈帮忙去买麻醉用的硬膜外插管，我妈还居然买到了。结果我们家上清华派出所报案挂失，派出所查出有人拿名章取了钱。问我，我说不知道。这件事弄得家里一度非常拮据，让我一直觉得非常对不起我妈。

　　看会正规医院做手术以后，我开始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我在村里先是做兽医。以前村里劁猪是把猪的睾丸拿出来以后拿锤敲，或者是把睾丸拧掉，这样很容易出血，死亡率比较高。我就试着拿一根线给它扎住然后再剪掉，就不大出血了。

　　动物之后就是拿人实验。我们村的赤脚医生用人做实验的第一刀是开在我身上的。冯国发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我们在一起探讨，一起学打结，解剖，看书，但动手能力还不行。我的后背有一个痣，我就让他拿这个练手。他一刀切下去，血就涌出来了。我让他按照我事先的计划继续切，再缝上就应当可以止血。结果这个冯国发跟我一样有口吃的毛病，而且比我还严重，不同的是他的口吃是启动性的，而我是重复性的。他一紧张就启动不了，说不出话来，上牙和下牙开始打架。原来他一着急一转圈在我后背上挖了一个黑窟窿，缝不上了。我说你别慌，赶紧拿所有的纱布往里塞，用最大的力按住，生生按了两个钟头，也没有缝。现在成了一个疤瘌。

　　给人开刀还是要有很多技术的。再后来，我更多的练习就是在死人身上练。我让村里一个年轻人帮忙上去背死人。小孩死是往山里面扔的，所以就偷偷跟着，看扔在哪了叫一阵魂就回来了。但是这个事口风一定要紧，你把人家小孩拿回来做解剖这是不行的，但是没有这个过程你又根本学不会。拉回来在我们窑洞里面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解剖，从头到脚，把人体结构总算都搞清楚了。有了对人体的解剖学基础，我们才把那位老红军身体里的子弹取出来了，手术很成功。

　　在此之前我们的外科手术器械至多是史铁生贡献的刻字工具。我们村的老支书牙疼，满口牙都被蛀坏了，到了非拔不可的地步。没有设备，我就找了一把知青带来的老虎钳子，带尖的那种。可是还缺少剥离牙髓神经的工具，我就和铁生商量借了他的刻刀。没想到老支书的牙已经“酥”了，第一次拔牙根断在里面。那时没有麻药，不拔出来会更疼。我对老支书说咱们分三步走，你忍三下疼，第一下是深入，第二下是对位，第三下是拔。我把位置拿稳后告诉他：我一喊你也大喊，啊。我一拔，他一啊，那个牙根就拔出来了。后来我把木刻刀还给史铁生，他说我不要了你拿走吧。那把木刻刀被我煮过消毒作为牙科工具，从此发锈卷刃再也刻不了字。

　　三 送到城里来不及，于是我直接开颅

　　还有一个手术，病人说队长总说我“不受苦”(陕北方言，不好好劳动的意思)，你看看我这肚子，给我治好我回去好好干活。我一摸硬梆梆的，应该是长了东西。我心里面也没有底，结果打开以后是肾上腺癌。血出的一塌糊涂，整个人几乎是九死一生。我就到边上一个窑洞拿一个输液器，去厕所抽我自己的血准备给他输。这时候被李贵真发现了，他一下子就哭了，他说抽我的血。后来蒲冶青也抽了。其实人抽点血没有太大关系的。但那时候他们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思想，觉得血很珍贵。那个手术也是很难做的。结果病人回去以后又劳动了半年最后还是死了，因为病太严重。可是他把气争回来了，“我确实有病，确实开刀了，我不是偷懒。”

　　有一天夜里，我们山对面的关家沟的高吾宁来找我出诊，说是他的孩子高烧病危。我去了一看，那个小孩大概两三岁，精瘦精瘦的，皮捏起来不会回去，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已经哭不出声音了。这种情况必须输液。我有盐水，有针管，但是没有输液器。我就把盐水对上青霉素，拿小针扎在血管里面，就用手一点点推。推了大概四十多个小时，隔天天亮这个小孩救活了。但是还是出问题了，因为高浓度的盐水输入过多导致心力衰竭。我又赶紧给他绑住腿减少循环，同时掐住另一条腿，让他回流的血少一点，再给他慢慢喝淡水，最后终于转危为安。

　　最惊心动魄的是那一天，七八个小伙子抬着个年轻姑娘来了。原来，她们修水利挖沟渠，铁锹竖在下面，收工时天已经黑了，往下一跳，铁锹把从肛门进去，又穿透腹壁出来。

　　当时救还是不救，取决于一个价值判断就是还能不能生娃，不能生娃她爸妈就不让救了，如果还可以生就救。我不听这个，我说救。我把患者的腹部切开，我注意到患者的子宫和一侧卵巢是好的，就把另一侧坏的卵巢切了，保留了这一侧。然后指挥那几个小伙子，前面三个人，后面三个人，“一二三，拔!”硬给拔出来了。我双手一摁，止血消毒缝针。许多年后我回乡，一个妇女拦住我，让她的三个孩子叫“大”。她就是当年那个姑娘。

　　这时我和我们的医疗站在老百姓中有了很高的信任度。传染病治好了，各种怪病治好了，这么大的瘤治好了，又不要钱。这时就存在一个北京干部的表态问题。陕北和其他知青下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1970年初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接着首批北京干部600余人于1970年5月24日到达延安，共1248名北京干部一直在延安地区工作，最晚的一批直到1975年5月才撤回北京。因为作为农村一线的赤脚医生，既没有执照也没有设备，更没有队伍，正好给那些说我拿人做实验或非法行医的人授以口实。我后来的压力来自于正规的医疗机构，开始是公社医院后来是地方医院，从县医院一直到省医院。我挑战的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和权威性，大家坐在那里吃香喝辣的，不下乡给老百姓看病，不出诊，送上门都不好好看，紧病慢医生。开始就当我做一点好事，但后来挑战的是他们的利益和权威性。当时公社住队干部的负责人来找我谈话，让我不要再给老乡做手术。就在谈话的过程中有老乡来找我看病，我说现在不能看了。当时我眨了两下眼睛，他们就完全明白了，叫了一大群人老乡全来了，“谁说不让看病?谁说不让看病?”就在窑洞外面嚷嚷。

　　得到北京干部的认可是1971年4月29日，村支书高凤流的婆姨高凤清胃穿孔那次。高凤流的弟弟在几个月以前刚刚得了肠梗阻，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死在送医的路上。当时病人的情况非常危险，肯定经不起几十里山路的颠簸。全村都在议论，支部书记蹲着抽烟一言不发。最后他说你给治吧，死了不怨你。

　　这是我做的第一例大手术。这个手术对我来说相对有难度，因为患者的病灶是在上腹部，而我只会腰麻。如果高度再往上，呼吸受阻就会造成窒息死亡;而如果麻不到必要的高度又起不了作用。这时，全村的人都参与进来了。我让冯香负责量血压、脉搏，每5分钟报告一次;胃切开后，和事先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活体组织的解剖和死人的不一样，病人的肠子先鼓出来，就得赶紧往里面压，同时一点点捋着找胃在什么地方，最后终于在胃小弯处找到了穿孔，赶紧缝上。就在我缝完最后一针以后才发现那一天医院里站满了人。老乡、知青、高凤流，一大排人拿着烟在那静悄悄地等了一个多钟头。手术成功了!

　　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一次不能退缩、不能选择的挑战。无论退缩或者失败，都将是职业生涯的终止。这也是我当赤脚医生的一次重大转折。我被当作知青典型就是从这个手术开始的。

　　在农村，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什么病都得治。一位老乡在放炮的时候，把一片骨头炸到颅骨里了，如果不及时取出来必然危及生命。送到城里肯定来不及，于是我直接开颅，取出了骨头碎片。

　　病人多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老乡依次摆好体位，依次消毒、麻醉、切开，然后由我依次实施摘除或者切除，最后由助手依次缝合。有一次在手术过程中送进来一个喉痉挛的孩子，呼吸受阻，小脸都憋紫了。我顺手取出一枚扎腰的手术针扎进孩子的气管，气管太细里面又全是痰。于是我又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彭炎给做吸痰处理，使孩子转危为安。

　　四 我简直就是一个刽子手

　　1972年8月的一天中午，下着小雨。36岁的女患者郝玉英因宫外孕破裂，导致腹腔内大出血，推磨时昏倒在碾台上，送来时已经休克，脉博十分微弱，血压急剧下降。我准备好几瓶枸橼酸钠、葡萄糖、右旋糖酐，消毒包，针管等，开始了手术。

　　腹腔刚一切开，刀刃未离，一股血流喷射而出!患者的血压骤然下降以至全无。没有验血设备，无法检验血型，更没有血源。我按照预定方案，结扎好破裂的卵巢动脉，让杨柳青和姚建立即用那支事先准备好的大针管，将患者腹腔内的血液，一管一管地清理出来;用枸橼酸纳、器皿、纱布、漏斗对清理出来的一千多毫升血液进行抗凝过滤后，立即把这些珍贵的自体血重新输入病人的血管。于是，已经15分钟听不到的血压，渐渐回升了，慢慢升到60、70??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终于转危为安。

　　齐家坪有一个产妇生完孩子胎盘出不来，流血不止。把我叫去以后我最大的困惑是对妇女的生殖系统没有解剖学的概念，不知道长什么样。可是人家从老远把我找来我不能说我不会。一方面那个产妇流血不止，一方面还有那么多人都看着呢。我说我要去茅房，到那就翻随身带着的赤脚医生手册，结果上面只有一个非常粗糙的示意图，说实在不行就要手法剥离。我就在茅房里看，看完以后我心里就拿定了主意：要下手。我把手洗干净，用酒精棉花擦完吹干，伸进去一摸，到处都是粘粘糊糊的，不知道哪是哪。我就在脑子里画那个图，然后顺着边捋，左捋一下右捋一下，最后愣是把胎盘给掏出来了，连血带胎盘哗啦一下。很快子宫慢慢收缩，她出血也越来越少了。当时高兴极了，这是头一次啊。

　　处理知青中的一些特殊医疗需求也成了我们的工作内容。那个时期的知青们相当苦闷。特别是第一批招工的走后，留下的人更加觉得没什么盼头，失望的情绪在漫延。男知青之间打群架，血拼。没什么原因，不是因为以前的派性。女知青做人流的先后有二三十个。远近村的都有。那时也不会避孕。没证明不给做，没结婚证更不给做，上正规医院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她们就来找我做，我会为她们保密。

　　有一次，一个妇女裹着孩子：“娃不行嘞，烧得厉害。”一口的陕北话。

　　“(娃)叫个什么?”

　　“没名字。”

　　“你叫个啥?”

　　“??”

　　我赶快改成北京话问：“你是不是我们班某某某啊?”她蓬头土面的根本认不出来。

　　她说：“是了嘛，孙立哲。”

　　那孩子皮包骨，皮捏起来手松开了都回不去。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三个孩子的妈。如果不说明，我根本认不出来她是我同班同学，清华教授的女儿。

　　这时外县的疑难杂症病人也纷纷慕名而来。我有个老邻居叫大牛，他爸爸是清华老教授，有一天从子长县带一个40多岁的妇女来找我，一检查是子宫脱垂，又是脓又是血，走不了路，又不能看孩子又不能做饭，又不能生小孩，又不能下地劳动。自己没钱治，大医院不敢去;年纪也大了，家里不给治。痛不欲生。大牛当时正在她们那当住队干部，就用自行车把她驮来了。陕北农村妇女生完孩子不坐月子就劳动，又不讲究卫生，所以极易患妇科疾病，腰痛、腹痛、子宫脱垂，却很少得到医治。其实这个病早期可以治疗的。那时候我们自己已经有药房了。本来外来人员来治病是要收工本费的，包括手术器械，麻药等费用。我想办法用她原来的姓名，把岁数写成35岁，按照手术计划生育全报销了。第二天就做切除手术，这个人高高兴兴走回去了，一分钱都没有花。

　　做计划生育手术成了我们医疗站的一项日常工作。我那时候当县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主管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我既是政策的制订者又是执行者。而且我有这个技术给妇女做结扎，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闭着眼睛，全凭感觉，脑子里解剖影像就出来了：腹壁，子宫、输卵管。左右碰一碰，小钩一钩。不用缝针，小口上一贴胶布就大功告成。

　　男的结扎，先召开三级干部会，下至小队长大队长，上至公社的主任书记全得参加。在动手术的窑洞边上排队，只要是结过婚有两个以上孩子的、48岁以下的，无一可以例外。

　　公社书记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被选中第一个手术。一会儿，他趔着腿晃出来了，“完了，骟完了”。下一个是公社主任，有6个孩子，男女都有。“啊，孙立哲，哦是老汉儿了。”“那不行，正好48岁，沾边了。政策是硬的。”

　　我们医疗队进到村里，排成一排先唱歌。“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老乡不明就里都围过来看热闹。唱完歌接着就开会，由武装民兵把着现场，二十多家一家一家过，不做完不让走，很快一个村就完成了。

　　这消息很快传开。没等我们到下一个村，老乡们带着大包小包，带着干粮，全都上了山了。我们索性住下不走了，坐等他们回来。结果村里的老汉们蹲着说：“啊呀，47年，胡宗南就是这么干，全跑了，叫跑胡宗南。这计划生育，硬咧。”

　　恰恰是计划生育这个问题上我简直就是一个刽子手，跟杀人犯没有什么区别。最为过分的是有一个七八个月的胎儿，引下来时已经哭出声来了，被我在心脏上打了一针氯化钾当场气绝。那个影像永远留在我大脑里。让我永远有一种罪恶感而不能释怀。

　　其实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具有同情心的人，但是自从有了计划生育，人就几乎成了铁石心肠。在政治上得到了肯定，又让我负责，又要拿出成绩来，写汇报做表率，人已经成了一架政治的机器。

　　当时的我完全接受了生而为人却没有生存权力的悖论。一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我才真正体会到当年我在计划生育上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反人性。从人性的发现，到人性的毁灭，最后又还原成人性的回归。

　　当时我也没想到，沿着政治机器划定的轨迹，我将一路走到全国闻名的“巅峰”状态，而那“光环和荣誉”背后，又酝酿着怎样的灾难。(待续)

　　这他妈哪儿跟哪儿啊!

　　我从小口吃。平常说话还行，但是让我演讲，特别是讲假话，就会有心理障碍。结果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区招待所，七八十人听我试讲，我喝了三暖壶水，一共讲出来三句话，然后结巴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主持的人也愣了：这要当先进不就出娄子了嘛?!找我谈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让我对着大树，赶紧练，念稿。

　　这时，一位老大爷因为哮喘发作从乡下追我到延安来。我在大树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长针扎，一紧张，把肺给扎漏了。我浑身发软，什么设备都没有，赶紧找我的大针管，一针扎到肺里，用负压吸。我就一边念稿子，一边抽，这老乡也真行，出不来气，硬坚持着。抽了一天多，人救过来了，稿子也背下来了。意外的收获是，我的口吃治好了。

　　等到了北京，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我从一个字不会说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一天三场，一个月100多场报告。走到哪里都是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1972年，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约我谈话，说中央出文件了，点了邢燕子、侯隽、朱克家、程有志和我五个人的名，树为扎根农村的典型。毛泽东作了圈阅，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被树为全国的榜样。团省委通知我参加团中央大会，上报为团中央委员。

　　1974年3月5日，全市纪念雷锋12周年。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28个分会场，几十万人听。吴德主持，谢静宜开幕讲话。有两个发言的，我代表农民，马小六代表工人。

　　谢静宜说我讲得好，让我到各高校又讲了一遍，各医学院、各医院都敲锣打鼓抢着让我去讲。在清华附中也讲，由此还引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

　　1974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我。团长是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弼，成员有各科的十几位专家级的医生教授。他们到我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还有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150个单词，通信全用英文。李光弼啪地抽出一本：你还学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凶的样子。我念了一段，他一个字没听懂。我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我。他又问，上面说的什么?我翻译了一遍。他满意地点点头。

　　对手术的考察是最严格的。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级的临床医生，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这么简陋的破庙门板上，能做这么大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就站在旁边。我做一个阑尾手术的时候他亲自帮我打手电。我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惟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经过实地考察，这些专家们都很震惊，认定我已经达到了大学本科、有两三年临床经验的正式医生水平。考察团就此专门给国务院科教组写了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我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我还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这下我可出了大名!一批中央和北京的医学院大夫来，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我们自己种地、制药、盖房子。我们上山采药、自己种草药，置办器械、在窑洞里建手术室，成本非常低。就这样从简到繁，内外妇儿，从阑尾到肠胃，到后来心肺、癌症、开颅都做，甚至兽医。村里住满来看病的老乡，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我当赤脚医生的事上了报纸，写成了小说，拍了电影《红雨》，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了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

　　那时候忙得一塌糊涂，但又斗志昂扬。我们经常是白天又查房又看病又开刀，忙活一整天，晚上接着搞大批判和政治学习，夜里一点半开完批判会还得去查房，查完房再赶紧去对面搬石头盖窑洞。很多人都志愿到我们这里来，其中有歌唱家、音乐家、画家，有位大画家就曾经在我们这里负责给病人发号。县医院的人也不在县医院待了，要下放到我们这里来。外省人也有，还有知青本来已经当了工人，也跑过来再当农民，场面热火朝天。

　　那是一个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认为自己可以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过程。我开始系统化搞政治，走一个村，就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批判旧的医疗体系和黑医、巫医，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后来总结的所谓“膨胀”。当时自己说话别人就听，感觉很好，但其实对方不见得是听你说，是害怕你背后的这套东西，这套宣传体系，这套政治形式。那时黑医、巫医、医生都恨我，卫生局、药房、制药公司也恨我。几乎所有人都恨我，后来政治一变，所有人又都排斥我。好累啊。

　　在巅峰状态下，也并不全是光环和荣耀。我和那个时代一样也在变异。在亲情、爱情面前，我已经不是一个游离在原子核之外的自由电子，而成为整个专制机器中的螺丝钉。社会政治逻辑扭曲了一切。我所伤害的和伤害我的，甚至包括我的至亲和至爱。

　　我出生成长在清华园。父亲是清华教授，沈阳郊区农民出身，1933年考入清华电机系，曾经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母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职员，老家吉林省伊通县农民，1937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随东北中山中学流亡到昆明。“文革”开始时我正在清华附中上初二。我家三个兄弟，我排行老二，加上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姐。

　　1966年8月26日，我目睹了清华附中校园里那一场暴行发生，我的周身发紧，关节僵硬，却故作镇定，仿佛心中有一种意志强大无比：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后来知道，当时打人的不完全都是红卫兵，也有那些在造反精神引领下，用别人的血肉和痛苦证明自己是革命者的同学。这事的可怕之处在于，革命激情是一种威力无比的传染病。学校成了从理性中剥走爱愿的试验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社会成了凝练仇恨的蒸馏炉。我出身“高知”，学校轮不上我表现，但革命是毛主席给我的权利，哪能无所作为?我回到“教授楼”实施革命行动。

　　一次“破四旧”行动中，17公寓楼后燃起一堆大火，全楼的人纷纷把家中的“四旧”拿出来投到火中，有线装的古书和卷轴画，还有领带、西装、丝头巾。我父亲拿出他珍藏的、美国带回来的几十张古典交响乐唱片，小心地从封套中抽出来，仔细看一遍英文的曲名，一闭眼，猛地砸在桌沿上，一声爆裂的脆响，再弯下腰把碎片捡进一个大脸盆里。我端着脸盘，像是缴获了战利品，跑出去丢在火中。碎片瘫软在火焰里，随即翻卷，放出一股股胶皮味道，令我想起粘知了用的半透明胶。母亲踩着凳子，从壁柜最顶部纵深处拿出一摞摞英文书。啊?这隐秘的地方还藏着东西，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原来是我姐姐读医学院时的妇产科教科书，硬质的精装封面包着亮面铜版纸，随手翻开，尽是女性裸体细部。母亲说不要看，快烧掉!这些书在熊熊的火中像一块块硬砖头，封面慢慢打起褶，“砖头”边上窜出黑烟，特别耐烧。我们一群孩子有的来回奔跑运输燃料，有的拿着树枝围着火堆转，不时近前去拨动其中的燃烧物，被烟熏了眼睛又跑开去。我们这群孩子心潮涌动，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狂欢节日。

　　“是谁在烧东西?!是不是在烧毁罪证?!”一群戴着红袖章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飞快地跑过来，面孔在火光映照下变了形，喘出的粗气里喷出革命义愤。“赶快把火灭掉!”一个红卫兵，像是领导模样，夺下我的棍子，扒拉着尚未烧尽的图书，高声喝道：“怎么都是些孩子，谁指使你们烧的，大人呢?都给我出来!”我恍然大悟，革命警惕性太低了。“是我妈让烧的!”我带头揭发，毕竟是清华附中出身，立场鲜明。飞跑回家把我的母亲强拉出来，她脸上肌肉颤抖，小心地解释这只是医学书。“医学书为什么烧?!”革命者头脑中的逻辑清晰，我的母亲理屈词穷。“留下姓名单位，听候处理!”红卫兵的话如法官宣判。

　　父亲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辞去通用电气公司的位置回国服务。他的问题就是：你在这么好的学校毕业又当了工程师，为什么还会回中国?是谁派你回来的?

　　后来出现了一件更大的事，母亲发现父亲在《毛主席语录》上用英文作了标注。母亲先就炸了，毛主席的语录一句顶一万句，这是你能写字的地方嘛。我突然醒悟了，反革命啊。父亲说那我找红卫兵自首去。母亲说自首还得了，孩子还要不要了?父亲说不自首怎么办，要不然烧掉。母亲说烧掉罪更大。有一天晚上两人又为这事打起来了，父亲又要自首，被母亲拉住。结果母亲就带着我们全家在毛主席像前面念“毛主席万寿无疆”，想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忠诚和自赎。

　　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是被派遣的美国特务，用遍了数理化三栖逻辑推导不出自己的清白，几次自杀又阴差阳错被救了回来，多年在惊恐中生活，不敢多说一句话。他又一次自杀是我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时候，而且是1971年我到北京汇报，头上光环正十分耀眼的时候。

　　本来我在农村当赤脚医生时，并没有任何政治优势和政治表现可言。但后来参加了进京汇报团，我不但一下变成模范，还被告知已经找人起草了一篇文章，要发表在《人民日报》!父亲就是在这期间又一次选择了自杀。因为“清理阶级队伍”，又把他的问题清出来，加上在《毛主席语录》上写字这件事，他认为自己真的有罪。他在大家劳动回来前吃了大量安眠药。可能还是放不下孩子们吧，在失去知觉以前，他猛地一喊，把前面的柜子推倒。当然，结果是又被隔离审查了。

　　那一天我恰恰随汇报团回到北京。快到家时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小老头，瘦极了。仔细一看竟是我爸——他以前很胖的。我爸一边摇头说惨呢，没有办法说。我们俩默默走回家。

　　回家以后我爸就讲他日子很难过，不是真有问题，而是交代不出来，也解释不清楚。我说你别着急，《人民日报》要登我做赤脚医生的文章，这在政治上可能是一件翻身的事。果然，后来一见报历史就重新写了，我们家疙瘩就解开了，我爸妈变成英雄人物了。可是要让他们讲是怎样培养出我这么一个英雄模范人物的，这让他们更纠结。他们商量半天，想出一件可能和我当英雄有关的事，就是打鸡血。因为那会儿我在清华园最出名，总抱一只老公鸡到小医院排队打鸡血。

　　还有一件事使我终生痛心。一晚我回家，我爸说家里没有饭，食堂都关门了。我就大声训他。结果，我爸突然跪在地下给我磕头，他说我给你磕头啊，我不想活了。我完全惊呆了，赶紧用手垫他的头。我们家是水泥板地。后来他就坐在那里抽泣。在我们自以为很平和很宽松的环境中，实际上父母受到很沉重的压力。那时候每个家庭每一个人几乎都有这样的故事，我们根本不能体会。

　　后来我才知道，我爸家里其实很穷。我们祖上是山东的，闯关东来到沈阳大兴屯。爷爷是小学老师，我爸抗战前在老家一边种地、放牛，一边念书，然后考上清华。上清华后没有生活来源，我的三爷卖了粮食托人带给他一点钱，我爸就一边在清华念书，一边卖邮票给学生，同时给一个日报当业余记者赚稿费。他就这样维持到清华毕业，又靠奖学金去美国。

　　我爸的记忆力非常好，为了接待苏联专家他能够五天学会俄文。但他最糟糕的是填表填了个地主出身，填了一辈子。其实他根本不是地主，因为根本没什么地。之所以这样填，也许是虚荣心，也许是出于一种盲目的忠诚。这种“忠诚”害了他一辈子。

　　“破四旧”的惊吓，使母亲的脸落下了抽搐的病根，后来又发展为迎风流泪。他们的经历成了史铁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的原型，1979年陈建功帮他联系发表在杂志上。

　　倒霉的事扎着堆来，心情跌到人生的低谷。一天回家，军代表站在门口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那时已成立了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卫生部长上任，要抓“四人帮”在卫生部代理人，批示说我是“震派”人物。给我几天期限要写出交待认罪材料。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见过什么人?一点儿一点儿挖。

　　“四人帮”没有接见过我，但迟群和谢静宜老找我聊，让我作报告。1975年在延安优秀知青会议上，为了反映延安地区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曾由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彭炎、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签名。怎么才能交到毛主席手里呢?我说，我有办法，加上“敬爱的江青同志??”，然后请谢静宜转交。这封信成了“效忠信”，抓捕江青时发现的。

　　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好在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但是心是忠于革命的。医院的人批判我的罪名之一是，我上任时曾宣称：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必谋其政!

　　我做过延川县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长。根据毛泽东“六二六指示”，说城市里的“老爷卫生部”不为人民服务，让赤脚医生到大医院掺砂子，就又兼西安二院的党委副书记。我还开着吴德送的130改装的救护车(全国就两辆)，可以在汽车里做手术。那是我行医的巅峰时期，思想也处于巅峰。我就拿出在清华园里红卫兵造反的劲头，采取颠覆性政策，让大医院的大夫每人每年下农村半年。后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就是这些医生。调查组在农村开揭发会，谁都不主动发言。知道孙立哲吗?知道。孙立哲犯什么罪?不知道。他们就挨个挖材料，找动过手术的人，一个个查医疗事故。

　　当地有种大骨头地方病，也叫柳拐子病，最严重的两条腿弯曲着挤在一起，根本站不起来，没有生活能力。专业医书上说是晚期终生残疾，没法治。我发明了一个手术，就是把一条腿膝关节上下大骨头都截断再上下对齐，用一条条不锈钢板和钉子给锔起来，打上石膏让它长直了。一条腿是直的，是支撑的，另一条腿是弯的，这样架个拐居然能走路了!

　　我在川里治了五六十个这样的病例。医疗事故调查组见到齐家坪一个病人经我手术后上炕一条腿不会弯，要定为我的医疗事故。老百姓不服这个理，难道医书上没有的就是医疗事故?以前只能在炕上滚地下爬，手术后能走路了，基本劳动能力恢复了，看孩子做饭都行，这也叫医疗事故?

　　老百姓恼了，听说我到了延安挨批判，翻山越岭几百里来看我，走路的赶车的骑自行车的都有。到地委问小孩儿，找孙立哲，孩子答：“是不是扫茅子的那个老脑(大脑袋)?”那时我身体非常坏，在地委大院低着头扫厕所，脑袋肿得老大，像个怪物。

　　乡亲们偷偷进了我的黑窑洞，拿出鸡蛋拿出馍，还有棉线织的袜子、土布鞋。他们告诉我说，省地县来了大干部，多少人下来调查，可凶哩，开社员大会，说是中央的政治任务必须完成。来传话的男女老少，什么人都有，房东干妈康儿妈来了好几趟。我让他们赶快走，可不敢再来了，不能多拉话，我正挨批判。老乡说咱受苦人怕个甚么，顶不济也坐班房，吃饭不要钱!回去传开了，被治过病救过命的老乡心里过不去，要想法子救孙立哲。

　　村里有个知青叫杨志群，是1975年在北京听了我的报告自愿来延安的，他说干脆写个反映吧。内容是：孙立哲肯定有缺点有错误，需要批评帮助。但是这个人是个好人，做过很多好事，治病救人，从不收礼。希望领导也能了解。

　　那边开社员大会批判，这边开小会签名。从那边大会出来，就有人引到这边签名。老百姓间秘密传成了一句话：啊呀，签名就能救孙立哲!这边各村传：咱们多一个签名，娃娃多一份生望。

　　陕北是赤贫之地，穷人多，但是有良心：明天自己就要起身出门要饭，今天门上来了叫花子，最后一口黑糠干粮也掰下一块分给人家吃。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生存”理念。我给谁治过病记不住，老乡没有忘。结果本村的外村的，近的远的来了不少。签名的、按手印的，什么样的纸都有，花里胡哨的连在一起往上贴，弄成了很长的一个“万民折”。

　　北京那边儿，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他帮我起草申诉书，还找熟悉的朋友帮忙。出谋划策的人有电影学院青年导演班的柳青、张暖昕，抱不平的有陈建功、李陀、赵振开、刘心武等。王立德专门传递最新情况。

　　史铁生和我的女朋友吴北玲在一块儿天天商量怎么给领导递材料。北玲在北大逃课跑外线，通过师大女附中同学关系，找王任重、顾秀莲。同村的知青刘亚岸帮忙找人，最后递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胡启立还真知道我，明确表示说：这个孙立哲抓错了，他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胡耀邦在开会时就找到王震，说：小孙不是“四人帮”，另外，这个人现在有病，王震同志对陕西干部熟，请关注一下此事。

　　王震就不那么斟酌了，抄起机要电话爆粗口，当场找省委书记接电话，开口就是给我查查在延安有孙立哲没有，他身体有病赶紧给我送回来!

　　突然一天，地委书记带着副书记、卫生局长一大帮人，黑压压涌进我那个黑窑洞。我已习惯了，不就是批判嘛。地委书记一把抓住我的双手使劲摇啊摇：啊呀，孙立哲同志，你受苦啦，俄、俄们不了解情况啊??卫生局长拿出好烟：吃烟吃烟。好几个人忙不迭同时擦火柴。当天晚上，住进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飞机直送北京。救护车在机场等着，直接拉到医院住进单间。一夜之间，天上地下。这就是政治。

　　回到北京，我住在地坛第一传染病医院，黄疸加上治疗不当高钾型酸中毒，在床上干挺着，一动不动。以前所架构的那些东西，包括对未来的预期、对自己的看法，全部破碎了。加上身体状况糟糕，感觉自己成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弱者。

　　那时我趴在病床上，看到护士在床前走来走去，羡慕人家走路这么有劲，会走路;实习生夹着本书来查房，我觉得，能看书，真好;窗外一只小鸟叼着一根小草，又羡慕那广博的天地，那自由，但不属于我。

　　出院不愿回清华家里，又回到了铁生家。1977、1978年恢复高考，发小们都上了学。我整天拄着个拐棍晃悠，太难受了!

　　为什么住在铁生家里?一是我俩在农村睡在一条炕上。二是，我两次送他到北京看病。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联络站。原来在潮流的浪尖上，极大的个人膨胀;现在整个被边缘化成了“三无四有”人员：没学历、没收入、没户口，有病、有前科??我无处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经完全截瘫了，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没想还能爬起来。他自己走投无路生活困顿，却全力帮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宫旁边一个小院子里，两小间房子很挤。我和铁生住大点儿的一间，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岚)睡小屋。他爸从此没脱过衣裳睡觉。晚上往那儿一靠，早晨5点多，准点起来买豆浆买油条。他长期高血压，手抖，请了长假照顾瘫儿子。我妈天天往铁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劝我和铁生要想得开。我父亲也常来但不说话。

　　开始时我们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诅咒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社会的怪现象。我们两个的身体困境使未来希望变得很微弱甚至消失，感到命运的无可奈何。多年后铁生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我一看，这章专门探讨生命的意义，好多话针对我当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渐开朗。我说我吃激素脑子完了，可腿还能使;你是腿残了，脑子还能使，咱俩弄不好还能拼出个完整人儿干点事儿。铁生笑了说，这拼出来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呀?我说当然是你呀，脑袋指挥腿嘛。铁生一声断喝：别价，别价，你千万别往下说了，我这脑子要是还能指挥腿走路，我还不立马就得疯喽!

　　转机来了。1978年底，医学院开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龄没有26岁的限制。我想，好了。但我上哪儿报名去啊?没单位、没户口，黑人啊。我就想起了北京第二医学院副院长李光弼。

　　他当年带专家到我们村考察我时，在我的窑洞一个炕上住了不短的时间。李光弼爱下棋，我是围棋业余高手，一下棋，关系就不一样了。这次他带了一盒虾来看我，要跟我“手谈”，在庞沄家里。他和庞沄的母亲是北医的老同学。我试着问想考考你们的研究生，可是没户口没法报名。他说，我给你证明。说办就办，第二天就亲自带我到科研处，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用介绍信，给他报名，让他考。这都是救命之恩。

　　还有一个多月考试，考五门功课。外语、政治、外科、病理、解剖。我一看，这和以前看病动手术不一样。尤其是病理，从没学过。组织学没看过显微镜，病理解剖都没学过。

　　我找了个小黑屋，往架子床里一窝，啃干粮喝开水，硬是没出门。病理解剖是死学问，硬看、生背，厚厚一本书整个背下来就行。外科我有点基础。外语没有问题。政治没有时间，我自认为比较强。

　　可我从来没上过大学考过试，我的临床学科对手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心里没底。考完回家我妈问考得怎么样，我说大概不行，想写的内容太多写不完。

　　我报的导师是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兼同仁医院院长戴士铭，还有外科主任龚家镇。过了三个礼拜，戴士铭院长的儿子找到我：你行啊，我爸说你考得好呀!过几天李光弼也打来电话，说我考试名列前茅。

　　后来才知道，我的总分和三门主课都是全国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几乎满分，政治最差，刚刚及格。命运终于有了转折，我的生活奇妙般地重新有了颜色，我和北玲在热烈的恋爱中又共同憧憬未来。

　　这期间，兼任清华领导的胡启立曾约见我，转达了胡耀邦的关心。同样是在工字厅。这命运呀，真是难以捉摸。曲折和困境使生命克服惯性，对过去的失望必然产生新的希冀和期盼，这期盼使生命感受变得丰富，因而时间被拉长，在拉长的生命中孕育意义。

　　上研究生是我又一个突然的转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从赤脚医生开始接触政治，表现出对政治的无知，到忘乎所以极度膨胀，到最后被打倒，从此远离政治。

　　当时我也没想到，沿着政治机器划定的轨迹，我将一路走到全国闻名的“巅峰”状态，而那“光环和荣誉”背后，又酝酿着怎样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