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之外并没有资格染指权力。草根出身的朱元璋九死一生，才为朱家子孙们取得这大明天下。当国家建立以后，那些打天下的功臣尚且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权力的禁脔又岂容那些宦官染指？朱元璋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从手握皇权的第一天起，他就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在古代官家权力集团的博弈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拔河论。绳子的两端，一端是皇帝，另一端是官僚集团。这样的权力格局与宦官们并无多大关系，宦官充其量也就是个“打酱油”的角色。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将权力看护得很紧。他废除丞相制，因为在他的权力系统中并不需要丞相来平衡权力，他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把另一端的官员拉拽得脚步踉跄。
朱元璋出身贫农，应该属于草根中的草根。对于当年的朱元璋来说，不要说是宦官，就是那些长年在权力底层捞油水刮地皮的胥吏，也是手握生杀权力的大人物。所以在他刚当上皇帝的前几年，对那些在权力场中“打酱油”的宦官更是严加防范。这时候明朝宦官的主要职责就是服务于宫廷生活，其活动范围很难超出森严的宫墙。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指出国家即将颁发的公文中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其实他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朱元璋明明知道这个太监并没有胡说八道，但仍然下旨将其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
朱元璋给出的理由是：这名宦官不安于本职工作，越权“干政”了。在朱元璋时期，太监们除了伺候人，没有任何掌控权力的机会。
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曾经专门打造了一面铁牌，悬挂在宫门之上。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可以说，宦官的权力在此时跌入了历史的最低谷。
朝廷不仅不允许宦官们干预朝政，更不允许宦官与外臣串通一气，甚至也不允许置办产业。太监无后，置办产业留与谁？朱元璋还以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的案例作为警戒，他曾经感慨万分：“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
本文摘自《大明朝（1368-1644）：从洪武到崇祯的权力变局》宗承灏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7月出版
朱元璋在感慨前朝往事的同时，也对自家后院里的宦官们做了种种限制，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官衔，不得穿戴外臣衣帽，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
事物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无论你是皇帝还是草民。等到朱元璋的接班人登上皇位的时候，权力集团内部的拔河比赛又发生了形势的变化。他的子孙们发现自己在这样一场权力棋局中，渐渐力不可支，甚至在很多时候都要被官僚集团牵着鼻子走。
就在皇帝累得叫苦不迭的时候，他发现了站在自己身边的那些恭顺有加的宦官。于是皇帝索性将御笔一扔，奏章一推，说：“哥儿几个过来，你们来帮我和这帮吃饱了撑得没事干的官员拔河。”由于宦官们的加入，这场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拔河就此达成了平衡。
宦官是帝国权力高度集中的衍生物。只要皇帝是个权力狂人，喜欢玩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治，那么权力的运行轨迹早晚还是会走上重用宦官的道路。朱元璋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迂回之路。
为了给自己的继任者扫清障碍，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对那些开国功臣进行了一次次的杀戮。当整个朝堂为之一空的时候，他环视四周，能够信任的只有那些朝夕相处的宦官。这样一来，在朱元璋执政的中晚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宦官们又重新粉墨登场，在权力的舞台上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
明朝的政治体系其实是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在这种带着平衡和掣肘色彩的刚性权力结构中，文官应该是大明这场权力游戏中的男主角，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文官作为明朝官僚集团中的生力军，把持了权力系统的所有关键点。
皇帝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突破那些制度上的刚性约束，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的276年统治里，有一大半以上的时间，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强力限制。就是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时期，在权力场上能够兴风作浪的往往也是那些文官。
作为历史的看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不过是表象，这种表象就是皇帝和文官斗，或者宦官和文官斗。可表象终究是表象，其本质还是文官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博弈。在这里，无论是皇帝还是宦官，都是被利用的工具。
关于明代的皇帝、文官和宦官三者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人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在我们面前摆一架天平，如果在天平的左侧放上9斤的物体，在右侧放上8斤的物体。那么这时候天平就会完全倒向左侧，但如果在右侧加上两斤的砝码，那么天平又会完全倒向右侧。我们把明朝比作这架天平，在皇帝与文官的权力博弈中，宦官就是那个后来加上去的砝码。砝码本身的重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势均力敌的关键时刻，却往往决定着最后的胜负。宦官们把自己的砝码投向皇帝，让皇帝在权力天平上获得优势，而自身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回报。
很多自幼和太监一起长大的皇帝把太监当成了自己的亲人。站在这些皇帝的角度上，你是喜欢一个从小到大无话不说、十分听话的玩伴，还是喜欢那些表情严肃、经常批评自己、干涉自己行为的大臣？我想，任何人都会选择前者。
明朝文官集团的权势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们不但干预朝政，批评皇帝（有些确实是故意找茬儿），还监控皇帝的私生活，不能随便旷工出去玩，不能好色，不能贪杯。虽然他们自己也干这些事，却不允许皇帝干（比如张居正）。于是，皇帝们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让太监去制衡大臣。
其实在使用宦官这个问题上，打破种种禁令的并不是别人，而是朱元璋自己。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宦官人数的急剧膨胀，尤其是到了他统治的中后期，宦官的人数基本上是呈滚雪球状态在增长。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王朝竟一次性向高丽国索要二百多名阉人。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
朱元璋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其官职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在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官职设置就已基本形成定制。
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负责服务皇帝的生活。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尤其是司礼监，它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的一个。可以说，司礼监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权。
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皇帝有较大权力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皇帝懒于政事才使宦官有了可乘之机。朱元璋的接班人中有人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回事，经常干些撂挑子不上朝的出格之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嘉靖皇帝，他居然可以做到三十年不上朝。
在皇帝不理朝政的情况下，内阁的权力膨胀了，批红权也归了宦官，但在体制上君权仍是最大的，宦官的权力不可能超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么也不是，兴风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一来，宦官们身穿“权力马甲”占据着司礼监这块风水宝地，优哉游哉地掌控着朝政。虽然皇帝不干活，但活儿总得有人来干。于是宦官们就开始代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诏谕。最高的决策权与行政权都转移到了宦官的手中。
一个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权力系统还能运转自如，不能不说是政治史上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庞大的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所维持的平衡的权力格局。
明朝外戚与朝臣的势力相对其他王朝来说，是非常孱弱的。再加上宦官掌管了东西两厂，握有司法与缉查大权，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而权力本身有衍生的趋势，权阉手中的权力自然会向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渗透。不过太监干政是违背常理的，在道义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纷争必然会在统治集团内部蔓延开来，最后扩大到民间。王振时代，斗争还停留在相关人物上。到了后期，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官僚系统，甚至连平民百姓也不能幸免。
再拿魏忠贤来说，在天启皇帝死后，他掌握了东厂，掌握了锦衣卫，他的那些亲信们也在权力系统中占据着显官要职。他的权力此时已经达到顶点，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是当之无愧的“九千岁”。不过这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皇权成了一件易碎品。作为宦官的魏忠贤，其手中的权力越大，在官僚集团和皇帝面前的价值就越低。所以对他来说，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也就是末日到来的时刻。
作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实现自己的意愿。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结论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个皇帝，他的荣辱观念、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皇帝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通常会受到来自权力系统的制约。就算他们能够无视官员和世俗对自己的评价，也要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虑。
那些太监则完全是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他们可以把一切束缚在个体身上的顾虑统统甩掉，轻装上阵。他们甚至连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从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割断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变态心理，可以让他们在做出行动时更加肆无忌惮、毫无顾虑，更不会有精神和道义上的负罪感。
其实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也很悲惨，难以善终。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他们最后都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所以整个明代真正不顾个人安危，不怕遭受报应而效仿刘瑾、魏忠贤之辈的宦官终归还是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