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为了鼓励子女，梁启超与子女有密切的书信联系，上图为梁启超写给次女梁思庄的家信。
眼下，由国家图书馆、江门市政府主办的“一门三院士”图片展，正在国家图书馆展出。展览以图片的形式介绍了梁启超的良好家教及家风对子女产生的影响，并展示了三个儿子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的成长、学习、工作和生活历程。
梁启超育有九个子女，除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五子梁思礼分别是建筑学家、考古学家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外，其他五个子女也是人中龙凤。其中，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三子梁思忠毕业于西点军校，并参与了淞沪抗战；次女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是著名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就读南开大学，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
毫无疑问，梁启超不仅自身取得了极大成绩，他的家庭教育和对子女的培养也十分成功，谱写出“九子皆才俊”的佳话。
梁启超：每天给孩子们讲历史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是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出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抨击过袁世凯称帝。在那个年代，他常因政治立场不利于当时的统治者而被迫远走他乡。尽管梁启超个人的思想在当时评价不一，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是前所未有的成功。他的九个子女不仅个个成才，更难得的是人人怀有报国之志。他有七个子女都曾出国留学，当时祖国还处在战乱中，但他们从哈佛大学、西点军校等名校毕业后，都舍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
梁启超在育人方面有什么样的秘诀呢？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们在知识和心智上的启迪，是梁启超注重教育的一个方法。他常在饭后给孩子们讲述有趣的历史故事，阐释做人的道理。梁启超爱喝酒，每天晚饭后，孩子们都围在一个小圆桌旁，他一边喝酒，一边给孩子们讲一些古代民族英雄的故事。他曾讲述南宋末年忠臣陆秀夫的故事，陆秀夫为保护幼主而和元军奋战，失败后就在梁启超的家乡新会县投海就义。孩子们从小就受英雄事迹的熏陶，立志做有骨气的人。梁启超的这一习惯保持了多年，从维新运动后被迫逃到日本，到辛亥革命后回到天津，只要他在家，全家每晚六点半都要围着圆桌，听他讲自己正在写作的题目，听他讲历史、传记、哲学、古典文学等。只不过随着子女的增多，小圆桌变成了大圆桌。
给孩子们爱，和孩子们做朋友，不板起面孔恶意责骂，而是以鼓励、表扬和引导的方式教育子女，这是梁启超的教育观念。梁启超非常认真的履行一个好父亲的职责，他在书信中对子女们称呼为“宝贝思顺”、“小宝贝思庄”、“那两个不什么宝贝(指思成和思永)的好乖乖”，浓厚的舐犊之情可见一斑。不过，在他的书信和其他个人作品中说得很明白，尽管他爱着全家，但他最钟爱的还是长女和长子，也就是梁思顺和梁思成。
在教育方面，梁启超宁愿在别的方面节省一点，也绝不让孩子上差一点的学校。在他的家信当中，常常劝导儿女们不要为上学的经费计较。他的孩子基本都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对于治学，梁启超看重的不是成功与否，而是治学的态度。在写给梁思成和梁思永的信中，他教训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
在把梁思成和梁思永等人送到国外学习后，梁启超和子女有密切的书信来往。当时梁思顺与丈夫住在加拿大，梁思庄也随姐姐在加拿大，因此梁启超的信多是先寄到思顺处，再由子女传阅。信中表达了他对子女们深切的关爱，及兄弟姐妹间的亲情。他把为人、为学的主张和人生感悟，通过数百封充满感情的书信，向孩子们娓娓道来。在一封书信中，梁启超告诫子女：“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女儿梁再冰参军
长子梁思成：著名建筑学家
在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梁思成的名气无疑最大了。无论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还是他为保护北京古建筑不遗余力的奔走，甚至包括他与一代才女林徽因的浪漫故事，都成为人们回忆起梁思成时，最常提及的话题。
梁思成出生于1901年4月20日，当时梁启超被清政府通缉，正在日本东京避难，梁思成的到来给这个流亡中的家庭带来了莫大的喜悦。1912年回国后，梁思成先后在北京汇文中学、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习，后来又和林徽因一起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1925年，梁启超专门给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寄去新近发现的宋代建筑专著《营造法式》重印本，并写信鼓励他们经由1000年前的这本书，走进中华民族建筑史的大门。梁思成和林徽因没有辜负梁启超的期望，后来都成为了中国著名建筑学家。
1928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结婚后到欧洲旅游，在参观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筑时，梁思成和林徽因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保护，甚至有许多学者在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对比自己的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祖先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如今却满目苍凉。梁思成和林徽因下定决心，一定要保护好中国的古建筑，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
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在回忆父亲时说：“随祖父（梁启超）搬到北京后，父亲对这里的团城、后来被拆除的‘金鳌’和‘玉蝀’两座牌楼，以及东面的景山等都很熟悉。这也是北京最美丽的地区之一，父亲对北京的感情可能此时已经开始。后来，当他了解到北京是世界仅存的完整古都时，这种感情就更深了。他的这种感情后来也传染了我，从我很小起，他就曾多次带我登上景山，让我从北京的这一‘中轴线’上，向四方望出，鸟瞰全市规划。父亲对北京所怀有的自豪感是使人难忘的。”
在抗战爆发前的几年间，梁思成和林徽因遍访国内古建筑，积累了大量的珍贵素材。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编写了一份“敌占区文物建筑表”，并附以地图，在上面标注了不能轰炸的文物，并同时送了一份给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北平解放前夕，他又为准备攻城的解放军在北平的地图上对需要保护的古建筑作标记，以免在攻城时遭到破坏。与此同时，梁思成还与营建系的老师一起编写《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供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并积极呼吁不要拆除北京的城墙和城楼。他与陈占祥先生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他们根据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性质，预见到北京的长远发展，提出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北京城西郊的建议。他们还从新行政区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加以分析比较，论证如将这个新区放在旧城之内则将带来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认为北京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留有众多文化古迹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们主张把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保持它的传统风格。
梁思成曾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2年，梁思成在北京去世。
次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
次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
梁思永和哥哥梁思成一样，都有浓厚的爱国情结。他们均就读清华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活动。梁思永曾因加入学生联合会被拘捕，兄弟二人还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国耻日纪念活动，结果骑着摩托车的梁思成被政府官员的汽车撞至骨折，留下了跛足的后遗症。
虽然名气没有哥哥大，但梁思永在考古学界的贡献一点不比梁思成在建筑学界的贡献小。梁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他在哈佛大学经受了完全现代的考古训练，并在美国参加了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研究。回到中国后，梁思永正碰上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起步、持续和发展阶段，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而独特的作用。
1931年，梁思永参加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由李济主持的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的第四次、第五次发掘。殷墟是中国商代最后一座都城上遗址，史语所考古组从1928年开始对殷墟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发掘。在第四次发掘期间，由梁思永主持了高楼庄后岗的发掘工作。他们先后在后岗以及小屯村中、村北出土了大批陶器、陶片、陶鼎、石器、箭头以及刻有文字的甲骨片，并发现殷人居住的圆穴洞和储藏食物的地窖，刻有文字的甲骨散见其中。
梁思永主持的后岗遗址发掘，被誉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展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他从后岗的发掘中，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进而确认了龙山文化早于小屯文化、晚于仰韶文化，肯定了位于黄河中下游这三种文化的时代顺序。这一研究成果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此后，梁思永成为殷墟考古的“领头雁”，先后主持第十、十一、十二、十四次殷墟发掘。我国老一辈的考古学家，如夏鼐、尹达、郭宏均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思永的熏陶和培养。
除了发掘殷墟，梁思永还对昂昂溪和龙山遗址进行了发掘。1930年，当他得知黑龙江省昂昂溪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时，立即请缨前往考察。同年9月底，梁思永与助手到达黑龙江省昂昂溪，开始了他期待已久的中国田野考古活动。他们在昂昂溪五福遗址首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用于渔猎的小型压琢石器、陶器、骨器和装饰品等有科学价值的文物，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梁思永于1931年与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李福曼结婚。事实上，在梁思永与李福曼婚后共同生活的20多年短暂的岁月里，梁思永为考古事业奔波劳碌，积劳成疾，全凭妻子的精心照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永于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因心脏病逝世，终年50岁。
幼子梁思礼：著名火箭技术专家
五子梁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
在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梁思礼是最小的。他长得酷似父亲，被称为“老白鼻”。“老白鼻”是梁启超对梁思礼的昵称，是英语Baby（宝贝）一词的谐音。梁思礼出生时，梁启超已经51岁。可能是老年得子的缘故，梁启超特别喜欢聪明过人的“老白鼻”。梁思礼曾回忆说：“父亲平时在天津饮冰室写作时，一般不许孩子们去打扰，可由于他特别喜欢我，有时候我到他那儿去玩，他便常常跟我玩玩、逗逗，等于给了他休息的机会。”1927年，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最有趣的是梁启超曾给梁思顺寄去一幅作品，其文字正是梁启超用滑稽的话语描写的梁思礼小时候的神态。
梁启超的子女中，从事军事行业的有三个。一个是三子梁思忠，他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回国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浴血奋战，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他在战后患上腹膜炎并服错了药，因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年仅25岁。另一个是四女梁思宁，她曾就读于南开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从事宣传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陈毅元帅曾对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而梁启超子女中从事军事行业的第三人就是梁思礼，他是我国的火箭系统控制专家、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
梁思礼于194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学士学位；1947年获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1949年获辛辛那提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10月他一回国，便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之中，被安排到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搞天线研究工作。1955年夏，梁思礼由国务院派往越南，帮助建立“越南之声”广播电台。由于出色完成任务，胡志明主席亲自接见并向梁思礼等七名援越专家颁发奖章和奖状。
1956年，是梁思礼人生中的一个新起点。这一年，中国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学自动化出身的梁思礼责无旁贷地挑起了这副担子，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人，他也是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
1987年，梁思礼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89年，梁思礼出任航空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梁思礼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梁思礼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今年4月14日，梁思礼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梁思礼曾坦言，能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