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啊， 我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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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爆发的前前后后
作者：王心文
1968年12月，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发展为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大运动。其时，上山下乡“一片红”成了“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运动推向极端，从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面貌。1978年云南知青的集体抗争事件拉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到1978年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已高达2000万人，实际尚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
全国的知青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插队落户，与农民杂居在一起的，他们同农民一道挣工分，自食其力，如遇机会，可以被抽调回城。另一类便是支边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名义上是兵团战士，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享受微薄的工资，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能招干，这样的知青有200万人，占全国知青的五分之一。
由于兵团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后从京津沪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年数长达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看不到前途，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要求返城的愿望比插队的知青更迫切，更强烈。然而，粉碎“四人帮”两年过去了，国家的整体情况在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一些了解知青尤其是兵团知青内情的人不无忧虑地说：“知青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看迟早要出乱子！”
果然，就在1978年的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了。
导致这次运动的一个前提原因是，这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40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这个《四十条》里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愿望。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却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者小白花。
这些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要农场领导同意举行追悼会，要求对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员进行严惩，后来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于是，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在与农场僵持了两天后，知青们不得不采取了另一种极端做法。他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大路。
云南省委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一位中央领导也为此讲了话。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紧急通知，加强了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以防出现连锁反应。
知青向西双版纳州委提出了三项要求：
第一，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三，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然而，这种并不过分的要求，却没有得到州领导的认可。于是，知青们在景洪抬尸游行，围观者不计其数。
第四天，领导们终于出面了，他们带来了上级的有关答复：第一，对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第二，徐玲先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第三，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的问题，等等。知青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
然而，当这支请愿队伍退出景洪时，他们却在路上遇到了另一支知青队伍。这是一支罢工的大军，他们打出的两块横标上写着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领导这次知青大罢工的是一名上海籍知青，叫丁惠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
丁惠民对一些犹豫不决的知青说：“你们情愿当一辈子知青吗？现在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你要么一辈子当知青，要么横下一条心，除了回城，别无选择！《国际歌》唱得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想一想十年青春付之东流，你们还等什么？”
不到一周，景洪农场12个分场的知青都被串联起来，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宣言，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这一事件令云南省委十分头疼，立即派出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
省、州工作组的领导们摆出一副官架子与知青代表见面，居高临下地说了一番劝导的话，使得知青们十分不快。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突然提出一个让他们为难的问题：“各位领导，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回答，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
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也就是在这罢工的关键时刻，中央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会议决议播发后，犹如在火堆上又泼了一瓢油，知青们的愤怒更加强烈了，要求回城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1978年12月14日，罢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并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组队北上。冲突再次迅速升级，又一轮斗争开始了。
一封寄自北京的匿名航空信及时地送到了丁惠民手里。写信人显然熟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向罢工决策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最高层对上山下乡运动存在着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四十条》并不代表许多老同志的意见，据说邓副主席对知青问题已另有指示，云云。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上海知青收到朋友的来信，朋友的父亲刚刚参加了北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他将这次会议中的种种内幕和细节透露给了远方的这位知青朋友。信中说：“……我父亲说，知青问题迟早是有希望解决的，但是切忌操之过急。”
这两封信给了罢工的组织指挥者以很大的信心与勇气，他们决定继续北上，并写了《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封公开信》。在北上请愿团成立大会上，丁惠民讲了话：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识青年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请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道路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唯一的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经过一番较量，知青请愿团战胜了省、州工作组，顺利到达昆明，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
云南省委派人会见了知青代表。省委某领导并没好好看《请愿书》和《北上宣言》，瞄了一眼便交给了秘书。然后他却郑重其事地指出，知青们赴北京请愿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指示：“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
省委这位领导的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口气严厉地接着说：“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动，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几个知青代表小声地耳语了几句后，丁惠民站起来宣布道：“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围观。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卧轨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大批军警也奉命开进羊方凹，待命行动。
60个小时过去了，铁路线依然中断，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
3天3夜后，云南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北京的最高层。
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须限定在30人以内。
喜讯传到羊方凹，响起了一阵欢呼声。欢呼后，知青们又抱头痛哭。他们终于用自己的行动震动了北京，换得了应有的一份权利。1979年1月2日，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批衣衫单薄的云南知青。丁惠民在月台上左右张望了一番，没有任何人前来同他们接洽与中央首长见面事宜。他心里被这种怠慢与冷遇暗暗地激起了一团火，于是下了命令：“全体集合，打出我们的旗帜，列队前进。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
30位皮肤黝黑、衣着不整的男女知青，风尘仆仆、表情肃穆地列成两队，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朝着天安门广场走去。一面皱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上面醒目地写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
一连两天，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知青家长和从各地回家过节的知青，纷纷赶到广场来声援云南知青请愿团，食品、饮料和御寒衣物堆成了小山。许多外国记者咔咔地按动快门，把关于中国知青的新闻发往世界各地。
1月3日下午，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分开人群，走到知青跟前。他们掏出工作证自我介绍后说：“对不起，哪位是丁惠民同志？请你们随我们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长明天接见你们。”
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代表终于等来了中央首长。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听取了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严重问题的汇报后，说了许多感慨之言。首长的话说得很诚恳，很感人，对知青们有安抚，也有鼓励与小小的指责。
对于上山下乡的道路正确与否，首长们没有评说。他们只是让知青们回去后，“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起来，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你们要在那里安家立业，以那里为家，创造新乐园……”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新时代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远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
会见后，首长与知青代表一一握手，最后，还直呼其名地把丁惠民留下来，嘘寒问暖。
1月24日，丁惠民等3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王震，以检讨的口吻说了一些话。
没过几天，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以及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
就在元旦过后不久，云南省的一个工作组来到勐岗农场，要在场部召开知青代表大会。
工作组的组长是省知青办的副主任，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干部。他走上台后，看了下面一眼，然后念起了讲稿：“国营农场广大青年职工同志们，战斗在农场生产第一线的广大青年工人、干部、党团员同志们……”
下面的知青一下子愣住了：“你再念一遍，开头那句是什么？”
副主任没有听出台下人的话中之意，把开头那句又念了一遍。台下顿时哗然，会场一下子如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知青就是知青，你们搞什么鬼？怎么干了十年，连知青也不是了吗？……”
会场大乱，知青们情绪激愤，有人当场痛哭起来，更多的人则冲上台去质问副主任。副主任这才知道自己的头一句话便出了问题。可是，面对质问他还强辩说，这是中央最新的《四十条》里规定的，自己没有说错……
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见过大世面的知青指导员龙胜云忍不住站了出来，他的一番话很快赢得了众人的支持：“知识青年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兵团知青，我们是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到边疆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不是来就业找工作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兵团撤销，‘文革’也结束了，为什么还有人任意篡改我们的知青身份，剥夺我们落实知青政策和回城的权利？《四十条》是不能接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什么人讲的话，哪一级领导的指示，如果不尊重事实，不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都不能接受！”
很快，新的知青罢工潮又掀起了。
此时，有一行自称中央调查组的六人小组到达了勐岗。
勐岗农场的知青对中央调查组人员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欢迎：成千上万的知青迎出农场几公里，在公路上夹道欢迎。农场大门口搭起了鲜花牌坊，插起彩旗，横幅标语大书“欢迎你，北京来的亲人”。
每一个知青都很激动，因为他们相信，当中央调查组了解到农场知青的实际情况后，《四十条》里不公正的条款就一定可以改变。
调查组人员心里却不安起来。他们的使命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而是来宣传《四十条》，解释有关文件的，只是借调查走走过场。更麻烦的是，他们并非真是从北京来的。
发觉受骗的知青们怒不可遏，有许多知青甚至要冲上台揍这些冒牌的中央调查组人员。好在罢工指挥部紧急决定，将冒牌调查组的人护送出会场后，便将他们驱逐出境，才没造成更大混乱。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组3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要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
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3天很快就过去了。1月23日晚上7点整，通电的最后时限已到，中央调查组依然杳无踪影。
当晚9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共计311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经过庄严宣誓后，一一进入绝食现场。
他们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种悲壮古朴的宣誓仪式，让当事者与旁观者都不由自主地涌动起一股壮烈之情。万余名知青为进入绝食场地的壮士们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
几分钟后，一份事先拟就的电报稿通过电话传到县城邮电局值班室。以后，每隔两小时，勐岗农场知青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当地县、州、省委以及北京通报一次绝食现场情况。
就在知青开始绝食时，中央派来的调查组一行数人向勐岗急速奔来，领头的便是调查组组长鲁田。鲁田是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还兼任着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是一位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的老干部。
他在年初便接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到云南调查并妥善处理农场知青大罢工的非常事件。他先去了西双版纳，在那里亲眼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与混乱状态，感慨不已。
在橄榄坝农场，知青们给鲁田做了一锅“鲜鱼汤”。那所谓的“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臭扑鼻。原来知青将河里长满绿苔的鹅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还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鲜鱼汤”。那里的知青一年至少有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鲁田看到那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着一簇簇的野蘑菇。就在这样简陋不堪的屋里，每间同时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他们大多属于未婚同居，有的人孩子都有两三岁了……
在勐腊农场，鲁田看到一群男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累累伤痕，那是在兵团工作时被打的永久纪念。他得知一个统计数据，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贫血接近百分之百，营养不良达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的达百分之百，另外女知青患痛经与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者近百分之百。更可悲的是，知青中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自杀率高居各项死亡率之首……
这就是全国知青生存环境的一个可悲的缩影。知青上山下乡到底有多少价值，是否成功，今后还真要再坚持搞下去吗？鲁田想起，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中央主要领导多次到会表示，坚持要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决不动摇，会议产生巨大矛盾，最后才勉强通过了那个决议。
鲁田也听说了，最近北京流传着邓小平一句不无幽默的话：“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鲁田想，小平同志的话绝非出于偶然，这也许正是那位大智大勇，经历过许多次风浪的老革命家放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试探气球。
应全体知青的强烈要求，调查组与知青见面大会立即在山坡的露天会场举行。中央调查组的首长被请上主席台就座，罢工指挥部成员坐在台下知青队伍的最前排。
放眼望去，会场与山坡上黑压压的知青少说也有三五万人，主席台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小岛，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鲁田的脑子里冒出一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他走上讲台，说出第一句话，也就是按规定把知青称为“青年职工”时，台下便咆哮起来：“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
鲁田有点发急，但他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妥善解决”此事，便对着话筒苦口婆心地劝慰起来，从罢工的危害讲到中央的决议，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让他们耐心等待将来的好前景。
台下的知青不想听下去了。知青罢工副总指挥、北京知青吴向东走上台，拿起话筒，才说了首句“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喉咙便颤抖了，话不得不停顿了下来。
台下一片寂静。鲁田站在旁边，有点儿不知所措。不自觉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吴向东终于又开口道：“我，吴向东，1969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的面，当着我患难十年的知青朋友的面，说几句公道话。请你们记住，这是一个30岁男知青留给这个世界的肺腑之言。说完这些话，我想我从此问心无愧，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努力来报答大家的信任。”他尽情诉说了知青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讲出了一代知青的心里话，说出了大家要求返城的迫切愿望，最后，说：“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时，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身份，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说完，他转过身，面对全体调查组成员，从裤袋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一下子就切开了手腕，刹那间指头粗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不等人们清醒过来，这位勇敢的知青便面带微笑跌倒在地上了。
响着凄厉警笛的救护车将伤员载走了，会场已无法平静。鲁田早已老泪纵横，他决没想到，现行的知青政策会对知青伤害得那么深那么致命。他几乎有了一种身为刽子手的负罪感。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讲台，对准话筒说：“我要郑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了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台下的知青猛然爆发出了长达十几分钟的掌声。
接着，鲁田告诉台下的知青们，他也有两个在农村插过队的孩子，他被打倒多年，去年才重新出来工作。他了解也能理解知青的苦难与迫切心情，但还是要请大家耐心等待一阵，让中央有个全盘考虑分批解决的过程……
然而，知青们不想再一天天一年年地等待下去了，一个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台，突然一下子跪倒在鲁田面前，大哭起来：“伯伯，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吧……”
女知青的哭声与话音，引起了台下数万知青的共鸣，他们一起对着台上的中央首长，齐刷刷地跪下来，哭得石破天惊，大地颤动！
鲁田大恸，泪流满面，不能自已。面对眼前这个女知青和台下数万长跪不起的知青们，他感到自己肩上如同压着一座泰山，难以承受之重。
他慢慢扶起女知青，面向话筒说道：“知识青年同志们，孩子们，你们起来吧，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与要求。”这位老人决心冒着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风险，挺身而出，为苦难深重的知青们请命了。
凌晨5时许，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满脸倦容的鲁田重新走进了会场，登上主席台。他对着话筒，用略带嘶哑的嗓音对着下面静寂中的知青们说：“知识青年同志们，现在让我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识青年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一阵窒息般可怕的静寂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声，歇斯底里的号啕大哭声。许多知青冲进绝食现场，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返城的大门打开了。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的一个包括“六条”办法的请示报告，于1979年1月下旬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六条”大致内容如下：
其一，积极办好农场，尽可能地把知青稳定在农场中。这是前提，但也是一条不现实的前提，几乎等于虚设。
其二，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
其三，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
其四，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其五，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其六，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
1979年2月上旬，云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的精神。此消息很快在云南垦区各农场传播开了，知青们闻风而动。很快，知青返城大风暴就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
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宣告终结。
----这话中肯！
现在仍然有些人闭着眼睛说瞎话,说什么太祖时代公平. 农民整个阶层当时严重受欺压,城乡差别不是一般的大. 下乡知青忍受不了农村的艰苦生活,那农民的后代就应该一辈子受苦受难?
没有邓公,农民到现在还会受欺压,中国比朝鲜强不了多少.
一、知青下乡并不始于更非止于“老三届”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已经开始， 1964年国务院就曾发布有《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央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1961、62、65年全国各地均有城市中学生下乡插队或者去农场，人数已达一百多万。1966年文革爆发后，上山下乡运动中断，不但中断，已经下去了的知青还趁机离开农村或农场返回城市造反，闹得很厉害，希望能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将户籍迁回城市。但到了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全国又掀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此时首批下去的主要就是后来所称的“老三届”、即66、67、68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其实谈不上毕业，从66年春夏文革发动，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串联、造反、打派仗，甚至武斗，根本没读书。之所以说“主要”，是因为几乎同时下去的还有69届初中生，这届初中招生时恰逢文革发动，有的地方有的学校来不及招生运动已经爆发，就没招生，有的地方有的学校却招了，比如上海就招了，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王安忆就是69届初中生，并且还写过一部《69届初中生》的长篇小说;又如本人家乡四川省江津县龙门区(现为重庆市江津区龙华镇)，区上的中学没招生，下面龙门公社刚刚兴办的农业中学却招了首届也是最后一届学生。这些学生刚进校运动就开始了，连课本也没有见到，没上一节课，到“毕业”时正赶上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成了首批下乡的“知识青年”。首批下去时，三届甚至四届学生集中一起下，又是开头，而且“最高指示”是新的，并正值文革狂热和领袖崇拜的巅峰时期，便弄得声势很大，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动员大会誓师大会欢送大会场面热烈，确实有不少人“激情燃烧”热泪盈眶，是发自内心地响应号召，是自愿，但不管自愿不自愿，最后全都得下去。首批之后，全国的中学陆续“复课闹革命”，开始招生上课，但不能考大学，大学虽然后来也招生了，却是从“工农兵”中推荐，没中学生的份，于是每届中学生毕业都得下乡。此时的政策早已是“深入人心”，各级组织不过是循例行事，不需要再有强大的宣传声势，于是一届比一届下去得悄无声息，“打起背包就出发”的新知青们早就从先他们下乡的自家或者邻家哥哥姐姐那里了解了“广阔天地”的真实情形，也就没有了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更不见有人热泪盈眶，倒少不了总有人凄然泪下和失声痛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期间的1973年有过小幅度的知青政策调整，规定城市家庭可以留一个“身边子女”不下去，病残的可以不下去，已下去可以将户籍办回城里，除此之外，仍是全都得下去。，直到1980年，全国才完全停止中学生毕业后就到农村的政策，结束了知青下乡的历史。
从上述事实可见，在“老三届”之前，已有文革前就已下乡的大批知青，与“老三届”同时下乡的，在有些地方还有69届初中生，在“老三届”之后，更有长达近10年的中学毕业生下乡，若论人数，三者相加，很可能要远远超过“老三届”，一部知青的历史，不能少了他们。
二、下乡知青并不都来自城市，更不都来自大城市
现在的知青话语，言说的都是城市知青，并且集中在大城市下去的知青，实际上，当时的知青下乡运动是全国性的，全国所有的中学毕业生，大城市要下，中小城市要下，乡镇要下，甚至本来学校就建在农村“广阔天地”里的也要下。仍以我的家乡四川省江津县为例，县城的有一所公办中学和一所民办中学，所有的毕业生都下了，我所在的龙门区有一所公办初中和一所上面提到的龙门公社办的农业中学，农业中学并不在街上，而是建在离街数里的农村，两所中学的学生大半是农村户口，其余则是街上户口，所谓“街上”，是指龙门公社下辖的龙门街村，公社本来就是农村人民公社，街村更是和农村生产大队平行的建制，和城市是不沾边的，连“镇”也不是，但两所学校的毕业生一样得下乡，农村户口的就直接回家，叫回乡知青，街上户口的就去插队，成了下乡知青。其实，当时是否下乡的标准并不是家在哪里，而是看是否是否是非农业户口，是否吃商品粮，龙门中学学生中有父母在农村村小教书的，有父母在设在农村的商店工作的，家就在农村，从学校回家都是回农村，这时同样得“下乡”当知青。
当年的大城市不如现在大，更不多，以四川为例，就只有成都和重庆，而县城和乡镇街村却是以百以千计，虽难以统计，但可以肯定，从县城和乡镇街村下乡的知青，数量要远远大于大城市。
三、知青并非都是中学生，也有小学生，甚至文盲
继1968年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掀起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后，1970年《人民日报》又发表《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号召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也下乡。于是，根本没上过中学、甚至一天书也没读过只要是非农业户口的青年统统得下乡，下乡前叫做社会青年，简称社青，下乡后就变成知青。我就是这样的知青。本人因家庭出身地主，1964年小学毕业不得升初中，失学(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我们当地“出身不好”的子女就一律不得上中学，而且小学高小阶段也只能上民办学校，因为民办学校只办了高小，不然公办小学连初小也不会让上)，居上面所说的龙门街村，无工作，不时到砖厂挑砖，去码头挑煤、卸货、下一点苦力，到1971年11月，街村开了个会，宣读了一下名单，去公社办了一纸社内迁移证，插队到本公社的黄沙大队第4生产队，就成知青了。龙门街村和我同时下乡插队的社青有几十人，最高文化程度的就是高小毕业，还有许多只读过初小的，甚至还有一天书也没有读过一字不识的文盲。他叫周积龙，是个傻子，所以从没上过学校，别说是小学，就是幼儿园也没上过，但其时已21岁，符合16周岁至25周无工作的下乡条件，也便在劫难逃，必须得下，于是摇身一变，一下子由文盲加傻子变成了“知识青年” (周积龙身体还算强健，但智力低下，生活不能自理，下乡后得有人照料，好在他家弟兄姐妹众多，当年符合下乡条件的就有4个，如果能够插队在一起当然最好，但一个生产队不可能接收这样多“知青”，便被分到了相距仅几里的两个队，一个队2人，他和他三哥住在一起)。
我们这样的“社青”下乡以后，并不只是名义上成了知青，实质上也是“享受”知青的“待遇”：下乡时保留12个月的商品粮油肉供应，一年后不管自己所挣的工分多少，都按本队单身劳力的最高标准分粮，统一给安置费，由生产队给盖房和置办农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种自留地可使用队上从社员那里收来的肥料(猪粪)，房子漏雨了可以要队上给免费维修翻盖，后来“大返城”，都尽可能安排了工作(那个周积龙也回到龙门街村，但因是傻子，哪个单位都不要，实在没法安排，例外;此人于上世纪80年代在龙门街上走失，不知所踪)，现在，退了休下乡的年头要算“知青工龄”，退休金能够多一点儿(据说这要感谢胡耀邦，知青下乡年限算工龄，是他拍板决定的)如我，1971年下乡，参加工作是多年以后的事了，去年退休，工龄却从1971年算起。
没上过中学的青年甚至文盲也成了知青，看似荒唐，其实符合知青下乡运动的内在逻辑。试想，既然一届届的中学生都得下农村，而如果不读中学就可以不下，岂不是不读中学就可以逃避?只有不管文化程度，只要到了年龄都得下，才是“公平”的，才无空子可钻，运动才可以持续不断地推动下去。这其实很能说明上山下乡运动尤其是文革发动后大规模知青下乡运动的实质，并不是什么知识青年要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接受再教育，而是国家经济一团糟，无法解决城镇劳动力就业，可能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便转嫁到农村。农村确实是“广阔天地”，兵团、农场多在边远地方，插队更是一个个成了孤零零的个体，将集中在城镇的无业可就的大军分散开来，问题便可消解于无形。
四、知青的不满情绪、绝望感及其表现
知青下乡后，大多数人初期都是要挣表现的，苦活累活抢着干，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评价，赢得被推荐招工或者上学的机会，但大家很快发现，这是没用的。1970年下乡的“首批”知青，一年多后就有被招工的，到1973年，加上被推荐上大学的先后走掉为数不算太少的人，走掉的劳动表现未必好，劳动表现很好的未必能走掉，走掉走不掉，和劳动表现没关系，而明显是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以我们龙门中学的“首批”知青为例，1972年因江津境内新建国防工厂招工，走掉了一批，几乎全是区、公社、街村三级干部的子女，再就是和掌权的革委会一派的下乡前学生红卫兵组织的头头或骨干。这对走不掉的知青们打击巨大，本来就埋藏着的不满情绪爆发且相互传染，加上1973年后几乎就没再招工，没走掉的在当时看来是永远也走不掉了，真要一辈子在农村“扎根”了，我没做过广泛的调查，不好说全国的情况，但在我们江津，可以说留下来的知青们陷入了群体的绝望。
一方面是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一方面是对前途的绝望，知青们变得不安分了，不仅越来越多的人不肯再在生产队好好劳动，更有绝非个别的知青经常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甚至公然抢劫，，成为当年乡村社会的公害!
我只能仍以江津为例。江津的本地知青，因离家近受家庭约束相对比较“老实”，但许多人也并不肯成年呆在生产队出工，农忙季节劳动强度最大的时候就回家，农闲尤其是分粮的时候才回到队上，即使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也是每年都有那么两三个月根本不在生产队，而是跑到本县林区的一家伐木厂打工挣钱去了。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们对这样的现象当然都是不满的，但也无可奈何，因为1973年后上面对“知青政策”强调得很厉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比起重庆知青来，我们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下到江津的重庆知青主要来自于同一所中学，是1970年下来的“首批”，即“老三届”初中生，是在学校造过反在重庆搞过武斗的，集中下到江津，插队却是分散的，各区乡都有，一般一个生产队只2人，如果走掉一个，就只剩下孤身一人。1973年后，走不掉还留在农村的重庆知青已经很少有还在生产队好好出工的，而是常年几个十几个的纠集在一起，今天去你的知青房，明天去他的知青房，去到哪里就用自制炸弹炸哪里的狗，见到鸡鸭只要不是在圈里，就抓，农民自留地里的蔬菜也是经常遭殃的，弄得有些地方的农民只要听说“知青来了”，就像听到“鬼子进村”，又紧张又害怕。农民惹不起知青，农民有老婆儿女，而且是一盘散沙，知青打架是一起上，而且个个都是亡命徒。重庆知青是经常打架的，但很少和农民打，而是去赶场，这一拨重庆知青和那一拨重庆知青打，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原来在学校就是两派，也许是为了女知青，打得头破血流，那个狠劲，那份凶悍，让赶场的农民看着都害怕。重庆知青还有抢劫的，当扒手的，龙门街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个赶场天，下雨，重庆知青抢农民卖的斗笠，农民不依，被捅了刀子，杀成重伤，知青被抓判刑。另一个赶场天，有两个非本公社的重庆知青扒窃被发现，人少势单，这次赶场的农民不怕了，大发作，几十人一路追打到场外长江边的沙滩上，一人逃脱，另一人被一阵乱扁担猛砍，直到毫无反应，有人说像是死了，才一哄而散。这个重庆知青，当时其实没死，但就在那沙滩上躺着，没有人管，当天他父母从重庆赶来接走，听说死在了路上。重庆知青的抢劫、扒窃并非孤例。本人在林区打工去赶附近的乡场，到馆子吃饭，便被掏包，被掏时即已发现，却不敢做声，和扒手一起的共四男二女，一眼便可看出，都是重庆知青，得手后并不跑，而是用挑衅的眼神看着我，这哪里是扒，分明是抢。我只能自认倒霉，白丢了十几斤粮票和二十几元钱，这对于当年的我，可不是个小数目!
知青的此等表现，现在的知青回忆文字尽皆绝口不提，想是认为不光彩，有损知青的整体形象，但真相如此，不应该被掩盖。而且应该看到，正是知青们普遍的不满和绝望，才有了后来首先在云南西双版纳爆发的势不可挡的“知青大返城”，正是后期为数非少知青的“不良”表现，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城镇家庭和农村社会都难以继续承受，才最终促成了知青政策的彻底改变。可以设想，假如下乡知青都是“无怨无悔”，或者只是默默地受苦受难，前后持续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会否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戛然而止并寿终正寝?
结束语：本文旨在给知青话语填充“空白”，既是“填空”,别人说过的情况就一概不再言说，比如知青在农村劳动生活条件的艰苦，又比如有不少女知青被侮辱强奸等;文章也不顾及体例，只列一二三四，以方便读者跳着看，看自己所不知道的，已经知道的可以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