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地摊儿
想起什么侃什么， 没正文， 一笑了之。
正文
孙大爷二, 三事（名人轶事）
著名作家孙犁生前和父亲同在《天津日报》工作。当然辈份是不同的。四九年时孙大爷已是名作家了，任报社的文艺科长, 相当于后来的部主任，而我父亲只是个刚入行的见习记者，时常羞愧的面对着被改成花脸的的稿子，恭恭敬敬地站着聆听着老报人的训斥。孙老曾写过一篇悼念文章《忆老邵》，说的就是我父亲的这位严师，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天津新闻界的老前辈。父亲不是搞文学的，与孙老不在同一个部，若不是那场荒唐的“文化大革命” 本来两人是不会有多少接触的。风暴中，孙大爷和父亲一同沦为坛上的祭祀品，多次站在台上被挂牌子揪斗。后来又同其他“牛鬼蛇神”一道被扫地出门，到 “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可能是为了羞辱这帮落魄的人，所有的“牛们 ”白天喂牛，晚间都被关进一间稍加改造的牛棚里。三，四十人人挤人睡在铺着稻草的一个大通铺上。父亲有幸被安排挨着孙大爷睡。为了便于监管，晚上不许关灯，起夜也不许出屋，门口放了一个大桶。因温度低，膀胱收缩，此处通宵热闹非凡，好似电视上热播的“超女“之类的选秀节目，通常是“ 你唱罢来，我登台”。要说演得也不差，人人各显身手，有道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对不起了白老，我糟践您的《琵笆行》了）。
孙老长期写作，落下神经衰弱的毛病，自然受不了这样的嘈杂的环境，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对此，父亲不仅爱莫能助，反倒雪上加霜. 由于时值壮年，父亲白天干活累了，晚上倒头便睡，稍顷便鼾声雷动，真不知孙大爷当年是怎麽熬过来的, 想必是常常“无奈夜长人不寐, 数声和月到帘栊。”
据家父讲，孙老本来就非常内向，再加上受到的羞辱，情绪比别的“牛鬼蛇神 ”更低落，平时很少说话。难友们不少都担心他是否能挺过来。后来的事儿证明这种担心并非是多余的。然而，孙老毕竟活了过来，文革后，还以那段炼狱中的经历，写了不少富有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有一篇短篇小说《女相士》写的就是我所上的机关幼儿园的会计，我们小孩都叫她柳会计。她文革中，因先前算命骗钱的经历，自然被归为“牛鬼蛇神”。
柳会计早年丧父，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一个弱女子干起了算命这一行，而且在家乡做得颇有名气，买了两栋洋楼。究其发迹原因，盖因其年幼，不知深浅，头一天开业，不在小巷摆摊，而是用仅有的钱在旅馆开房间。又时值年轻貌美，有钱人以为奇，遂愿掷重金而求一相，从而一举成名，在上流社会名声大振。主顾大多是当时的富商巨贾，社会名流。至于在文革荒诞的年月，鱼龙混杂，清高的作家是怎样与江湖术士为伍的，还请大家读原著《女相士》。
柳会计早年丧父，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一个弱女子干起了算命这一行，而且在家乡做得颇有名气，买了两栋洋楼。究其发迹原因，盖因其年幼，不知深浅，头一天开业，不在小巷摆摊，而是用仅有的钱在旅馆开房间。又时值年轻貌美，有钱人以为奇，遂愿掷重金而求一相，从而一举成名，在上流社会名声大振。主顾大多是当时的富商巨贾，社会名流。至于在文革荒诞的年月，鱼龙混杂，清高的作家是怎样与江湖术士为伍的，还请大家读原著《女相士》。
我管名作家叫大爷，不是为了要高攀，炫耀自己。实则因为我家与孙犁两度为邻，一起住了许多年（直至孙老零二年去世）。因着辈份，随着院里其他晚辈，见了孙老，我就叫孙大爷。我家是八三年搬到报社的另一处宿舍，开始跟孙老做邻居的。院子不小，东西宽五，六十米，南北进深约七，八十米。原先是北洋时期的一个叫吴鼎昌的财长给姨太太置的外宅(“二奶”历来受宠)，院内原有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小桥流水；车库、暖气一应俱全。被没收后，先是用作报社办公室，后改为宿舍，一下子住进了十几家，成了大杂院儿。再经文革，地震的摧残，待我们搬进时，已是面目皆非了。之所以费笔墨来描述这个院子，是因为孙老在他后期的散文中多次提到过这地方。
我家住原先的客厅，孙大爷住的是最早的正房，一个大套间，每间四，五十平米的，内有浴室。这是我去收水电费时探来的。不过此时的昔日豪宅早已破败得名不符实了，桥被拆了打了家具；河给填了，盖了小厨房；太湖石假山上的亭台，早已不知魂销何处。锅炉房变成了住家，冬天自然没有暖气，孙大爷跟我们一样点蜂窝煤炉子取暖。这会儿又大又高（五米）的房子可显出了弊端，白天有火时也只有十一，二度。孙大爷做事谨慎，怕煤气中毒，临睡前，一定要把炉子灭了才敢睡觉。夜间的温度能保持零度以上就不错了。
其实，孙大爷家里平时的气氛也很冷清，孙老的发妻虽没有文化，却很贤淑，其早期作品中不少农村妇女的纯朴形象，都是来自老伴儿的原型，可惜她文革中早逝。后来，孙老满怀深情地写了怀念前妻的《亡人逸事》，其情之悲切，让人不禁想起苏轼在《江城子》，中所泣的幽明永隔的生死离别之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其实，孙大爷家里平时的气氛也很冷清，孙老的发妻虽没有文化，却很贤淑，其早期作品中不少农村妇女的纯朴形象，都是来自老伴儿的原型，可惜她文革中早逝。后来，孙老满怀深情地写了怀念前妻的《亡人逸事》，其情之悲切，让人不禁想起苏轼在《江城子》，中所泣的幽明永隔的生死离别之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七十年代初，老人曾续弦，找了一个小十几岁的，有文化的女干部。孙老清心寡欲，粗茶淡饭，新妻耐不得寂寞，过不下清淡的日子，没多久就飞回京城，不复还了。此后，平时的起居由一个干了多年的保姆照顾，儿女不住一起，偶尔星期天来看看。有一次父亲问他，为什麽不让孩子搬来同住，老头立刻警觉起来, 半开玩笑地说: “不行，不行。不能入侵，来了就弄不走了。” 我想孙老不愿和儿孙住，主要是怕吵，老人自己过惯了。父亲回来跟我妈说：“都说大作家不食人间烟火，你看人家老孙不是满明白的嘛，不能轻易让儿女搬进来。”
其实，归根到底，孙老还是清高之士，不会事事随俗。在一位跟随了他几十年的高级编辑（碰巧也是我家多年的邻居）弥留之际，孙老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全文没通常所见的拔高的赞颂，只是回忆了与其相处中的几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反映了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坎坷经历；说得上的最高评价也就是运动中不落井下石去害人，还有关心中青年作家之类的话。不过仔细读了，会觉得写得很坦诚，也蛮有感情的。由于没有刻意歌颂，在评价创作能力时，一生不会奉承人的孙老还讲了几句不太“中听“的话。家属读后，不太高兴，认为“缺点写得多了点儿。” 孙老写纪念文章不多。只为少数熟悉，亲近的人动笔。如有兴趣，可读《记邹明》。
与孙老同住在大杂院，我才明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含义。孙大爷除了吾辈前去敛“苛捐杂税”时偶尔接待一下外，日常交往的确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中青年作家以能到孙老家为荣幸，孙老虽关怀青年作家的成长，但一般只有书信往来。见面的大都是老作家和孙老抗战时期的老领导。我见过丁玲和前不久才去世的吕正操来看过他。孙老很少走动。听父亲说，好像只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回过一次河北老家，再有一次是去北京看魏巍。社会上的应酬，一律推掉，连全国文联的会都不去。报社离住处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他大概也有十来年没去过。工资，稿件都是编辑带来的。
孙大爷好静，平时不太跟人主动搭话。但毕竟是多年的作家，观察入微，周围发生的事都难逃他的眼睛。我太太过门不几天，他就察觉了。要知道我们结婚时没声张，连喜字儿都没有贴。有一天父亲回来说，“你别瞧孙犁成天不言不语的，眼睛观察得可仔细了，谁家有点什麽新事儿，他都知道。这不，刚才在院里碰见我时说：“你小儿子结婚了。新媳妇不错吗，。。。。”
听罢，我忙不迭地把喜讯告诉给媳妇儿。
“嘿，可了不得啦，大作家孙犁夸你哪！”
“真的，快告诉我都说些什麽了？”
我添油加醋地把刚听到的话儿讲了一遍。媳妇儿美得合不上嘴儿。
八十年代末，我们同孙大爷先后搬到了报社新建的有煤气，暖气的公寓。两家依然为邻，孙老的房子在父亲单元的楼上。因不再是大杂院，虽只有一层楼板之隔。见面反倒少了。忽然有一天，孙大爷差保姆来请我。受宠若惊，我颠儿颠儿地跑到楼上，见孙老沮丧的站在门外。原来是出门忘了带钥匙，把自己反锁在门外了。其实孙大爷这不是第一次了，他在《新居琐记》对此痛苦有详尽的描述。
孙老问我有什麽办法，我说只有试试门上边的小条窗了。还好，没锁。可要想进去也不容易，窗子打开后的空间特别狭小，最多一尺宽。我当时已身为人父，发福了不少，生怕爬不进去，卡在半中间，孙大爷还得拿竹竿捅。险归险，看着孙大爷期待的目光，我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一举成名的千载良机。名著中英雄人物的原形都来自作家的日常生活。说不定我今天的舍生忘死有一天也会出现在孙老的作品中。随着日后被收入《孙犁全集》，我的“高大”形象也将被定格在一瞬间，保存下来，千古流传。
想到此，我便将生死置之度外，一闭眼，水牛般粗壮的身躯硬是从窄缝中塞了进去。最担心的事发生了，果不其然，我被上不来下不去地卡住了。下边的人见状，七手八脚地把我往里搡。“咚”的一生，我大头朝下地掉了下去，幸好没摔出脑震荡。我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整了整衣服，打开门，像英雄一样，微笑着面对欢呼的人群。此后几年，我仔细阅读了孙老的每一篇新作，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影子。最终，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想“搭车” “永垂不朽”的梦幻渐渐地破灭了。看来，只有在离开时，在花环的的缎带上才能得到“千古”的祝福了。
老人家觉少，每天四点一过就起来到外边散步。我在梦中有时会隐约听到他下楼时“哒”，“哒”的拐棍儿声。孙大爷若不是漫步在小区的石径上，而是在澎湖湾的沙滩上拄杖禹禹而行，留下的又会是什麽呢？我想，是脚印一对半。
（正文完，如果我这人曾几何时还有过的话。）
*请点击底部划线的链接以读原文，注释。
**我非常喜欢孙老清新，幽默，略带哀婉，自嘲的散文，特加了以上链接，若有空，不妨一读。
文革期间孙老几乎没写什么，因为对时局不满和心有余悸。七八年后陆续写了不少有关文革的小说和杂文，最后都收入了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