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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留美教授的三年雁北之行

(2014-11-01 06:45:46) 下一个

一个留美教授的三年雁北之行

【张龙志传】第十四卷塞外高原危机转机[1]

一、老将出征亲友送别

到了1973-1975年， “官复原职”，恢复了系主任不久的龙志已经开始参加动物科学系的领导工作。在当时邓小平复出，首先在教育界、科技界“全面整顿”
，在科学院整顿“汇报提纲”和周恩来总理“抓革命，促生产”和“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口号鼓舞下，人心思稳，百废待兴。文革之前就“独领风骚”的山西农学院动物科学系自然不甘寂寞，龙志全力以赴地领导系里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并且积极参加国内的许多学术会议，交流国内外文革以来被批判和冷落的学术动态，参加全国猪育种协作组织的重建工作。龙志又一次被委以重任，直接领导全国猪“杂种优势利用”课题组的科学研究工作。由于龙志的努力，使遭受文革破坏而大大落后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重建，也大大缩小了山西农学院动物科学系与国内同行在养猪学教学与科研水平的差距。龙志领导的小组也在省畜牧局的支持下，积极开展了《山西黑猪》的系统培育和山西本地《马身猪》的保种工作。

林彪事件之后，1973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从江西“牛棚”里回到北京，开始代替周恩来分管国务院的工作。他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于1974年开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这种整顿实际上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左”的错误做法。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各行各业都有了好转起色。

1974年后半年，穷途末路，垂死挣扎的“四人帮” 又在全国掀起了“反复辟，反回潮”和“学朝阳农学院办分院”的运动。根据毛泽东“农业大学办在城市里见鬼”指示，硬性将一个个好端端的大学在短期内分到几个没有校舍，没设备的地方去办分院。实际上是对农业院校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破坏，对师资队伍“釜底抽薪”式的拆散。那场运动是继1970年北京农大迁到延安四年之后，同一政策在全国大范围的延续和扩大。令人不解的是，北京农大迁到延安之后，由于方方面面的困难，天怒人怨，最终遭到广大师生的抵制，学校不得于1973年搬到河北涿县学校的实验农场临时落脚，成立了“华北农业大学”，已经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其实，“办分院”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搞乱、破坏刚刚复苏的农业正规教育。正是其“唯恐天下不乱”，倒行逆施的具体措施。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按照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四人帮”对教育界的“两个估计”的大政方针：

1.文革前17年科技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2.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虽然文革初期运动开展依靠的是年轻学生和青年教师知识分子，革命对象是象龙志那样“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到文革后期，那些解放后培养的年轻知识分子却好景不长，变成了“旧土壤生出的新毒草”，也被并入了“革命对象”之列。教育这个阵地，要无产阶级全面“占领”，要由“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上、管、改）。按照“四人帮”的计划，那些解放前，解放后“十七年”的知识分子最终统统要退出历史舞台，由“工农兵”所替代。“学朝阳农学院办分院”的运动就是在这个形势和时代背景下下产生的。

1974年12月由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经验现场会”。山西学院派到朝阳现场会的代表回来后积极响应，付诸行动。1975年3月，经省委批准，山西农学院一分为四，分别在雁北，运城，昔阳和太谷本部办四所大学。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办分院的大形势为学校里边的党政干部和科教人员重新排列组合提供了机会。由于恩恩怨怨的人际关系错宗复杂，当时学院里干部教师人人自危，都在为自己打小算盘。太谷本部也没有想留龙志这个“学术权威”，因为遣散“旧铭贤学院遗老”是这次办分院的内部掌握精神，所以对龙志来讲是去那里，而不是走不走的问题。有趣的是，也许是经过上苍的刻意安排，许多龙志的老朋友和亲戚都不约而同地应邀远道而来访问指导，也是为他老人家送行。

到了1975年夏天，已经被分配到雁北分院的龙志邀请自己的老师，东北农学院许振英教授和中国农科院畜牧所所长郑丕留教授都借参加华北养猪会议机会到山西农学院参观访问。他们这些文革10年“劫后余生”的老同行，老同事，见面之后都不胜激动感慨。他们开了学术报告会，并且参观了龙志1957年就建立的养猪科研基地和饲料加工场。他们对龙志在文化革命中九死一生，脱胎换骨的改造自己的汇报表示同情、敬佩。也对他领导的养猪科学研究工作的迅速恢复给予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然，对文革遭受破坏，刚刚起步恢复又面临遣散“灭顶之灾”
的养猪科研工作深表惋惜和痛心，也是对老朋友奔赴雁北的送别与壮行。

1996年6月，为了纪念龙志逝世10周年，郑丕留先生满怀深情地回忆道：“张龙志教授毕生从事养猪教学和科研工作，主编养猪学教材，培养后起新秀，进行猪的杂交育种，成绩累累，令人敬佩！一九七五年我应张教授邀赴太谷，参观山西农学院。对他不畏艰苦，埋头实干的精神，以及为我国畜牧、养猪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有了更多的了解。值此张教授去世十周年，征集照片文稿，编印纪念册。我特将廿年前仅有的一张珍贵合影奉献给纪念册，为我俩深挚友情留作纪念。”

另外，桂琴的妹妹曾桂玉的丈夫刘世钰先生也回忆了1975年夏天的龙志去雁北之前的情景：“1975年6月，我因公去北京，我和我爱人（龙志兄爱人的妹妹）曾桂玉，专程去山西看望龙志兄夫妇及其孩子。他知道我们要去他那里，老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从生活起居到生活爱好都做了周到的安排。当时山西供应大米和面粉只20%，其它就是供应玉米，他就吃玉米面和学院的窝窝头，供应肉食和油很少，他就省吃俭用地吃素食，让我们去有个好的生活安排，并为我准备了好的香烟，他自己却吸一般的烟。到了他家后，全家人对我们都十分热情，每天生活都安排得很好，每天除了少许面食外，每餐都有是大米饭，荤菜和素菜都有一、两样，一连四、五天陪同我们吃饭都是他俩夫妇，没见孩子回家吃饭，我们不好过问，还是我爱人曾桂玉问她姐姐曾桂琴，才知道山西不出大米，小麦也很少，吃上一顿大米饭和面食是不容易的，我们就向曾桂琴姐提出，我们也想吃吃农学院的窝窝头，也让孩子们回家和我们一起吃饭，这个意见龙志兄没有同意。他说：山西这个地方很穷，像我们每天能有窝窝头吃也就很不错了。他又说，孩子们年青，让他们吃点苦，今后才能积极进取，健康成长。龙志兄不仅要求孩子在生活上体验艰苦，在学习上更是要求严格。

龙志兄生活十分简朴，家中除了少量用的旧家具外，家用电器就是一部五灯交流收音机。在生活上从没要求，穿着很简朴，夏天只有两三套布的或涤纶的中山装，冬天就是一件棉大衣。我们去到那里后，每天下课回家就陪我们聊天，摆家常。到晚上十点后，我们休息去了，他就一人无声地不是看书、就是写教材，天天如此到深夜两点左右。我们知道这情况后，就劝他要早点休息，以免影响身体。这个历尽旧社会艰苦的老教授，却心情沉重地说，我现在身体还好，中国人口多，还不富强，农业和畜牧业都很薄弱，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打好农业这个基础，并要大力发展畜牧业，解决近十亿人的温饱问题，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把学得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学生是无限的。他言行一致，为了祖国培养更多有用的农业建设人才，日以继夜地讴心沥血地辛勤操劳动着
。

我们和他临别的头一天，正好是星期日，这天天气晴朗，他心情十分舒畅地邀约我去看农学院的果园和养猪试验场，所到之处，都有受到工友的热情欢迎，并亲切问候张教授的好。工友们有的忙着泡茶，有的拿烟，龙志却风趣地说：我的烟好点，你们吸我的烟吧！其实龙志兄的烟也是一般的香烟。当龙志兄看到一个比较熟悉的工友不在其中时，他就马上很关切地问到这个工友的情况，工友们都有异口同声地说，他爱人病了今天在家里照顾。他立即很焦急地对我说，世钰，我们去他家看看，并在农学院的小卖部买包糖果和一些营养品，在一个工友的带领下，去到这个工友家。这个工友看到张教授为了他的爱人的病亲自来看他们，止不住热泪盈眶地说，张教授你真是我们穷工友的贴心人。以上这些，看来都是些凡人小事，从这些小事中，使我深深地体会到龙志兄是一个平易近人，品德高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好兄长、专家、教授中的好榜样。”

二、临危受命依依不舍

龙志那年已经65岁了，超过了退休年龄。因严重的肺气肿、高血压和心脏病刚从太原住医院回来，医生还曾下过病危通知。这时安排一个老人家离开四十五年来熟悉的生存环境和一手创造的教学、科研工作班子，只身到一个艰苦偏僻寒冷的地方重新创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领导的安排是不合理，不人道，不道德，不公正的。龙志和家人的思想也是有斗争的。有人到家里和他说，“是想好走还是想歹走，是被轿子抬着走还是被鞭子赶着走？”并告诫他要为孩子们的成长“在政治上铺平道路”。因为他们知道最能打动龙志内心世界的莫过于用他的儿子的前途做龙志的政治抵押，知道龙志会为弥补因为自己受审查给孩子们造成的损失而不惜牺牲自己一切。学校也贴出了“向张龙志学习，到艰苦的地方去创业”的标语，用龙志作为动员其它教师离开的榜样。

刚刚从文革动乱惊魂中稍定，想要大干一番的龙志又面临新的难题。在当时“四人帮”鼓吹“‘乱’就是革命的新秩序”的形势下，如何因势利导，在当时一片混乱的学校工作和全省养猪生产战线中的种种问题中理出个头绪来，把自己几十年来苦心经营的养猪教学和科研工作继续下去，把被文化革命搞乱的全省养猪生产搞上去呢？面对当时局势，他要么顺势而为，服从安排，坚持工作，去雁北开辟一片新天地。要么关门在家，画地为牢，养病旁观，等待形势发生变化。龙志一生都是一个知难而进，珍惜时光，白手起家，开拓进取，创造机会的领袖，绝不会放弃文革后期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与其在家里逃避养病，坐失良机，不如勇敢地面对困难，在工作中创造机会，“杀出一条血路”，到雁北去干一番事业。虽然有好心人劝他说，“春风不渡雁门关，一过雁门关寸草不生”，龙志却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和深思熟虑，“雁北还有许多人在那里工作生活，我为什么不能呢？”坚定地表明了态度说:“我张龙志绝对不能下软蛋！”，在日记中写下了“塞外高原春常在，年纪虽老心不衰”的豪言壮语。

1975年4月20日山西农学院党委通知[2]：“经省委文教部批准，吕栋、李跃山、张龙志、王嘉、梁银庆、王河魁、李守义为雁北分院筹备领导组成员”。同时公布了雁北分院人员名单，共37人，其中干部7人，教职员工30人。雁北地委对于办学非常支持，后来又为学校派来了党委书记王乃仁和其他干部，分配了一些年轻教师，招收了一批工人。

还有一段插曲，当时学校设立了大寨、运城和雁北三个分院筹备小组，龙志是雁北筹备小组成员。如果考虑三个学校的经济自然气候和生活条件排列，分别为晋南运城地区件比较好；晋中大寨地区的条件居中，也离太谷本部最近；而雁北地区的条件最差，离太谷最远，条件也最艰苦。如果按照政治生存条件排列，在当时极左的政治大环境下，全国农业学大寨，大寨可以说在政治上是首屈一指，灸手可热；再依次是运城和雁北。一些有“政治头脑”的人都想去大寨农学院，因为那个学校的发展潜力很大，国家非常重视，投资很多。按照当时趋势估计，大寨农学院有可能将会成为全亚洲和第三世界的农业研究和教育中心。有趣的情况发生了，一位龙志共事多年的同事，被“光荣”分配到大寨农学院的“老积极分子”党员、教授却一定要与龙志交换位置，即让龙志去大寨农学院，他去雁北农学院。虽然龙志与当时红极一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1964年都曾经是山西省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开会见过几面。按照龙志1970年8月29-30日清队日记，他们也比较熟识[3]。但大寨的经验主要在农作物种植方面，在畜牧和养猪方面并不是全国典型，龙志自己也没有去过大寨。龙志从来也没有想过去高攀陈永贵，拉“老关系”，那些都是靠不住的事情，也是龙志所不齿的。所以龙志并没有在政治上患得患失，没有答应那位教授的交换建议，坚持去了条件最差的雁北，因为那里有全省最大的国营养猪场大同猪场和山阴奶牛场，他的事业在那里。

为什么有些号称的“左派”却不喜欢去“极左”的大寨呢？其实很简单，毛泽东说过，“我喜欢右派 [4]”。原来“极左”往往只能用来作整别人用的一根棍子，而绝对不能是用来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让自己受苦受累。虽然大寨那“响当当”一套左的东西当年表面上非常吃香，甚至“红得发紫”。许多人却心知肚明，他们自己内心也并不喜欢“极左”的那一套，因为昔阳大寨人比他们这些“左派”还要“左”得多，他们也接受不了。
当时山西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做“教育学大寨”，农业院校的学生主要学习大寨人如何科学种田劳动就可以毕业。那种政治空气，年轻学生都接受不了，更不要说老教授了。当然，在那种混乱形势和艰苦条件下下，许多老教师，老教授很难开展正常科研和教学工作，甚至没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为了保护自己，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消极怠工”也是无可厚非的。龙志和这些人的区别在于他大智若愚，就偏偏缺少这个“心眼”。实际上，在老先生中，龙志年龄最大，身体条件最差，又被分配到最为偏远的雁北，但是龙志的干劲最大，信心最足。

当年夏天，龙志和筹备组一行到雁北探路，学校交通不便，龙志和大家一起坐公共汽车然后步行十几里路，实地考察一片荒凉的校址，规划学校发展蓝图，事后还自己掏腰包请大家吃饭。后来的事实证明，龙志被分配到了自然、经济和政治条件都最艰苦的雁北，也是在当时形势下，集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选择。也许一切都是上苍的刻意安排和照顾。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龙志也是为了自己的小儿子文灿的前途考虑，算是合理“公私兼顾”。没有人能够预测形势的变化，仅仅在不到3年之后的1978年2月，被“扫地出门”身在雁北的龙志就被重用，任命为山西农学院副院长，后来回到母校，被任命为山西农大校长。此乃后话。

龙志在离开太谷之前，作为已经离任的系主任，并没有把自己“打入另册”，怨天尤人，甩手不干。反而以诲人不倦、依依不舍态度，冒着再次被批判的风险，利用离校前“三不管”的时机，专门给全校毕业班的学生们安排了一系列的专业科学技术讲座。龙志亲自作了学术报告“杂交优势的遗传基础”，那行动绝对是文革后期的“复辟回潮”。当时的“工农兵”学员不仅学制短（只有2年），而且劳动多，知识匮乏，对于国外最新农业科学和生物技术最新动态也了解很少。而上世纪70年代初国外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突飞猛进，矮生小麦育种获得重大突破，爆发了继杂交玉米之后的第二场“绿色革命”。龙志在报告中及时地将分子生物学“基因”的新概念，新理论与自己多年潜心研究的猪杂交工作和杂种优势结合起来，受到渴望求知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龙志又应长子文炳和他们学校的邀请，骑自行车到位于20余里外太谷白城的山西省畜牧校去讲课，为学生们作科学养猪学术报告，坚定学生的专业思想，牢固树立为畜牧事业献身的信心。

用这些活动作为龙志“站好最后一班岗”，离开农学院的告别演说并不贴切。因为不管把他放在那里，他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学生和养猪事业，不仅太谷农学院是他生活和工作了45年的故乡，整个山西省的平原丘岭，山山水水都是他施展才华的地方。确切地说，他的那些活动应当是他翻开历史新的一页，暂时离开农学院这个是非恩怨之地，全力以赴投身到全省养猪业那个广阔天地，投身到那个更大大舞台，大展鸿图的就职宣言。也是让那些排挤他出局的人知道，他们将失去一员忠臣大将，也许还有几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豪迈、悲壮情怀。

一天中午，龙志特意将十余个畜牧毕业生中雁北藉的学生招到家来，想找一两个文笔好，愿意干的毕业生作助手。那年头，学生们都想毕业后到行政机关谋职。再说虽然办分院叫的凶，大家知道条件艰苦，最终除了几个北京插队生外，也没有一个雁北籍毕业生愿意跟他去。但龙志却充满了信心，他看到的是仍然是光明和希望。龙志虽然有一千条“躺倒不干，不去雁北”的退却理由，但是他只偏偏要找那一条“知难而进，奔赴雁北”的前进原因。

龙志对学校和动物科学系一部分人将他“扫地出门”没有恩怨，对雁北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没有抱怨，对自己多年的助手和其他人畏缩不前也没有埋怨。自己默默地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勇敢地去到塞外高原的疆场，冲锋陷阵。那时有个口号叫
“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他其实就是这样做的。

正如北宋名相王安石在被贬黜罢相后所著五绝《梅花》一诗中所描述的境界：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三、危机转机儿子加盟

另一方面，三子文灿当时由于打篮球特长，从太谷油刷社调到了太谷县一家农机五金工厂当金属切削工人，也属于集体单位。如前所述，从1972年起，和二哥文焕一道在龙志的感召和监督下和在学校陆智良、冀一伦和陈经钢先生们的指导下学习英语、高中数理化，甚至旁听陆智良先生开设的大学高等数学已有三年多了。文灿一心想读个理工科大学，在当时的政治审查和推荐招生制度下，却连年碰壁，再加上前一年文焕的上学失利的事，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名门出身，自带三分”，因为龙志家中拥有大量有关畜牧科学的书籍、文献、资料和信件，平时在家耳闻目睹，文灿对龙志从事的动物科学也有所了解，特别是看到杨纪珂先生在全国养猪会上介绍粒子遗传学和统计学的文章，很有兴趣。于是灵机一动，向龙志提出利用这个机会和他一起去雁北学动物科学，作他的学生并照顾他的生活的大胆想法。因为学校领导考虑龙志年纪大，太谷的家还可以保留，桂琴已经退休了，并不要求随行。龙志觉得这倒不失为一个“利国利己”的两全之策，便向领导提出要求，给他在雁北立一个牵挂的“树桩桩”。也有个别人对他们这个想法并不看好，认为荒唐可笑。雁北条件苦的可怕，去了之后又是学习又脏又臭的畜牧专业，怕是“连对象也找不到”。龙志父子坚持认为是一件好事，雁北农学院领导当时也考虑到雁北地区条件差，气候寒冷，因而同意将文灿调去做龙志的教辅。到了年底，负责人事的王嘉老师很快通过雁北地区政府办好了手续。

这个机会对文灿尤其至关重要，因为就在他离开后不久，工厂里他过去的领导和同僚都不幸由于新一轮派性斗争“翻烙饼”，而被冤枉送入监狱或被关入“学习班”隔离审查，交待站错队的“问题”。身为团支部书记的文灿属于“小亲信”，如果不走的话，一定会被关进“学习班”审查交待与某个领导的“关系”已及“非法活动”。

“金蝉脱壳”的文灿在后来雁北听说后，倒抽了一口冷气。他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为了上学在过去几年在工厂含辛茹苦，流血流汗，不但没有达到“入党上学”的目标，还几乎遭到不白之冤。如果再晚走几天，文灿可能就不能办理调动手续。文灿不得不感叹自己的政治上的幼稚，政治斗争的无常和凶险，更不得不驯服上苍的安排竟然如此奇妙和精确，使他幸免于难。

在龙志看来，被“扫地出门”不完全是坏事，雁北虽然条件艰苦，却能给他们父子一个栖身之地，给他报效国家的舞台，并给儿子创造梦寐以求的求学机会，可以“打破僵局”改变全家在太谷一筹莫展的处境。也许这就是龙志常说的“灯在暗处亮”，“危机也就是转机”。苍天开恩，龙志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儿子创造了机会。也是天赐良机，正好其他助手去雁北有困难，不愿随行。龙志十分高兴，说“打虎亲兄弟，打仗还是要靠父子兵！”。

P_14.1.龙志、桂琴赴雁北之前忧虑重重在山西农学院家门口留影，崔迎虎摄（1975冬）

四、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雁北门关是历史上中原关内与塞外北方游牧民族军事对峙的边关要塞之一，故有“得雁门关者得中原”之说。历史上有名将李牧，卫青，霍去病，李广，薛仁贵和杨家将等驻守边关，英勇抗敌，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故事。雁北地区地理偏僻，气候寒冷，地广人稀。65岁的龙志受命沿着西口古道，走出雁门关安家立业，别有一番如同当年王昭君出塞的悲壮和不辱使命的豪情。

在1975年12月，龙志父子二人来到了雁北农学院。那里是原来的一家劳改农场旧址，叫落阵营，离大同市50－60里。学校在一片荒滩上，规划5000亩土地，所幸有几排砖瓦房，作为教室，会议室，年轻教师和学生宿舍。有一排茅草房，原来是个油坊，龙志分到的是其中一间小屋，不足10平米，一个炉灶一个土炕，也没有家具，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和厨房。

由于是执行“先上马，后备鞍”和“半工半读”的办学方针，学校1976年3月就招收农学、畜牧兽医和园艺三个班，120名学生。教学实验条件很差，学生们除了接受课堂教学外，每天下午要耕作那5000亩土地。经过师生艰苦奋斗，学校的农作物、油料、蔬菜和水果收获丰厚，自给自足，师生在生活上安排也逐步改善。当时猪肉和粉条属于紧缺凭票供应物资，龙志每年春节会为全校从地区食品公司联系一批平价猪肉（每斤不到一块钱），从大同猪场联系一批粉条（每斤三角钱），让师生欢欢喜喜过一个肥年，龙志也为此多了几分些自信和感觉。仅仅这一点，龙志在农学院太谷本部就做不到，因为当地的整个畜牧业都不如雁北地区发达。

由于条件艰苦，文灿和一些“落后”的人一样，对于当时的那一套极左思潮下产生的种种荒唐说法和作法不敢苟同，譬如： “以干代学”，“办学不要国家一分钱”等，觉的学不上东西，因而牢骚满腹，甚至觉得自己不应该从工人阶级的一员变成一个“小知识份子”，思想产生波动。龙志却毫无怨言，并劝导文灿说要随遇而安，顺应形势，看到问题光明的一面，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自己主动创造条件学习知识。文灿慢慢安下心来，想到自己至少拥有大量的学习时间，学习书籍和论文，不用在工厂每天为了完成生产指标而日夜辛劳。于是他继续采用自己多年的办法自学父亲的英文书籍“家畜育种原理”，“家畜饲养与营养”和“生物统计学”等，有了专业和英文问题就及时向父亲讨教。

1976年春季学期开始，在龙志的帮助下，文灿居然依靠那几年自学英文数学的基础给学生讲起了遗传学和育种学。那时不仅不讲学历，甚至还提倡所谓工农兵上讲台。文灿后来也有些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还“混的不错”。龙志还是坚持让文灿正式成为一个学生，老老实实学点东西。告诫说：“没有学历你在学校里呆不住”。文灿虽然有点不以为然，但是难违父命，就在父亲安排下，在学校里招生未满的名额中，补充注册了一个学生资格。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文灿从1972年起争取上理工大学，曾经梦想穿上“北京大学”的球衣是多么威风，结果在4年之后阴差阳错地上了雁北农学院，那就是现实和梦想的差距。不过，还真要感谢雁北农学院的学习机会，特别是父亲的帮助。果不其然，大学学历在文革结束后，正规化的学历要求下帮了文灿的大忙。如果不是他老人家指点迷津，文灿可能永远在那里夜郎自大，井蛙观天。

刚到雁北不久，他们就参加了在大同市猪场由龙志提议，山西省农业厅主办的全省猪育种训练班。文灿第一次领略到老人家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与时具进的学术水平，中西结合、洋为中用、密切指导生产实践的科研作风以及和学生、技术人员、工人的鱼水关系。龙志讲是“猪的遗传育种与杂交优势”，他引用了当时国内外的分子遗传学、育种学最新进展，讲起课来引经据典，生动风趣，深入浅出，逻辑性很强。经过一个月，他们顺利完成了任务。文灿也上了生动的第一课。

最使文灿感动的是龙志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和以身作则，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农学院的老师都知道带学生实习很艰苦，一般是年青人干的事。基层生活条件差，特别在文革中的雁北，冬天除了土豆几乎没有任何蔬菜。当雁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生养猪课实习时，龙志竟然不顾劝告，抢着要去，而其他年轻老师则躲着不去。去了大同猪场，龙志老人家又坚持不要特殊照顾，和学生吃住在一块，即自带行李，几十个人住在仓库地铺，吃食堂的大锅饭。龙志整天乐哈哈的，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任何怨言，热衷于猪场实习，享受着指导学生，工人，技术人员学习工作的乐趣。龙志生活上是低标准，工作上是严要求。一个月下来，受到大家交口称赞。一个留美老教授，没有一定的思想境界，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其实龙志之所以这样作，一方面是他老人家一贯的“吃苦耐劳”的作风本质，更也有他的美意，就是手把手地教文灿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应当怎样做个合格的老师，怎样以身作则，给学生带好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设计报告。后来文灿自己带学生时，觉的得心应手，和他父亲当年的苦心栽培教育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一滴水可以见太阳，这些不起眼的平凡小事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五、创建体系培育新种

龙志自己则想尽一切办法，创造、利用一切条件来主动出击，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没有校舍和实验站，他却看到了全省养猪生产这个大课堂和大实验站。学校离全省最大的大同市种猪场仅仅30公里，可以就近安排对比实验，指导那里刚刚开始的山西黑猪的培育工作。另外一个有利因素就是虽然文革批判了那么多年，遍布全省各地的学生也还都是他的科研成果推广的骨干和生力军，听从他这个“猪头”的安排和指挥。在当时条件下，学校里边政治挂帅，冲击一切，都很难开展科学研究，到生产实践中倒能做大量科学养猪普及推广的实事，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为雁北地区属于偏远落后地区，民风憨厚朴实，对科学技术有渴求，而龙志有真才实学，对症下药，他所提出的指导和建议也就受到空前的重视。

龙志是试图在全省范围内恢复和扩大他们文革前的科研成果，建立全省的统一的杂交育种体系，简要地说就是母猪本地化，公猪优种化，肥猪杂交一代化 (所谓三化养猪)。1971年开始，龙志从许多边远地区找到了本地猪，到了雁北，他继续这项工作，逐步在全省建立了大同、原平、临汾、定襄保种繁育基地。

1975年，雁北农学院在天镇县东沙河大队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龙志趁便又坐上大卡车，跑遍了全县所有的社队猪场，找到了二十四头纯本地猪。

1977年，全省在寿阳县召开了养猪会议后，龙志废寝忘食，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连续跑了原平、河曲、保德等八个县，到处宣传科学养猪的意义，宣传保留本地猪的重要性。在保德偏远山区，龙志惊喜地发现了不少本地猪，当即拍板买了3头公猪6头母猪，后来运回了雁北农学院实验猪场。

在龙志的提包里，经常带着贴好邮票的信封和信纸、浆糊，准备随时用信件联系寻找本地猪。联系地方近至本省各地猪场，远至河北、陕西、东北，时间长了，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猪贩子”，龙志自豪地说：“别看我是猪贩子，我干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截至1978年，在他的宣传、鼓动下，全省的本地猪从原来接近消亡，到已经发展到了五百头，接近本地猪的不同纯度的猪近万头，为推进“三化”养猪，发展养猪事业，提供了大量的母本。为山西省文革后期科学养猪生产和科学研究的恢复及而后发展雪中送炭，建立基础，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深远影响一直到几十年后，别具特色的山西本地猪仍然不可多得，不可替代的遗传材料。

利用本地母猪作为杂交母猪，推行“三化”养猪，这固然是促进养猪事业发展的一条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本地猪毕竟嘴馋，长得慢，而外国猪却具有长得快，体格壮的特点，因此，从发展的观点看，还必须培育出一个既保留中国猪的长处，又有外国猪的优点，且保留鬃毛好的新品种猪种。

为了完成这一新课题，龙志走访了北京、上海、吉林、黑龙江等国内育成猪的先进省市，认真学习。同时翻阅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加拿大、丹麦等国家育成猪的许多资料，吸取外国经验，为育成新品种作了丰富的理论准备。他以大同市种猪场、原平县种猪场为基地，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每年去蹲点，和其他教师一道，和当地的技术人员结合，搞育种方案、选育方案、建系方案，共同研究解决育种中出现的问题。要培育出一种集中国猪和外国猪优点的新品种“山西黑猪”。

龙志从科研室走向广阔天地，路子越走越宽广，他在雁北也真正享受到人生最大的乐趣，他说：“科研为生产服务其乐无穷！科研为人民服务其乐无穷！一个人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点事，这就是最大的享受和愉快，这种为革命事业而努力所取得的愉快是和生活上的享受所不能比拟的[5]。”

六、言传身教真情告白

龙志的劲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充足，以至有人误认为他吃了超级营养品。实际上，在文灿的记忆里，龙志在雁北期间没有带任何常备药品，也没有救急药品，也没有每天按时按量吃药，也没有定期身体检查。可能是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在当时舞台上的有限空间里，用他生命中剩下有限的时间里去奋斗，去拼博，去和时间赛跑，即使倒下来也在所不辞。雁北地区领导知道情况后，为了老人家的安全起见，规定龙志出去考察指导工作，一定要带助手同行，毕竟龙志是雁北地区唯一的留美教授，全国著名的养猪专家。龙志对于这个指示却置若罔闻，还是他自己我行我素，“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还有一点，龙志一天到晚到处出差，从来也不见他报销旅差费。

在雁北四年里，龙志为了推广科学养猪，常年累月，从临汾盆地到古长城脚下，从这个点到那个点，往往是不歇脚，连轴转，有时血压升高，吃几片药，继续跑，同事们怕他累坏，关心地警告他说：“老张，咱们的任务完不成你可不能死啊！”龙志风趣地回答说：“生命在于运动，整天坐在那里不活动，说不定要早死的。”

1977年夏天，龙志曾经应邀到朔县（如今朔州）中等专业农业学校学术交流访问。虽然农校位于县城郊外，那时交通不便，学校派了一位中年教师和一个手扶拖拉机到火车站迎接龙志。龙志和文灿兴致勃勃地乘坐上那台手扶拖拉机，一路上颠颠簸簸走了几里路到达农校。农校的教师大部分都是文化革命之前山西农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学术基础和专业都比较扎实。他们师生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如果不是龙志实行的科研推广计划，如果不是龙志到雁北分院，他们也许见面的机会更少。龙志的学生早早将龙志学术报告的内容提要和表格抄在几张大字报上，龙志拿一个教鞭，为农校师生们做了3个小时的学术报告和座谈。大部分报告的内容是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也有近几年国内的最新学术动态。师生们非常感兴趣，那些老师原来在山西农学院做学生时就对龙志非常崇拜。听完报告，他们说，“老教授不仅学术水平不减当年，而且老师的科学研究对全省于养猪生产指导意义重大，一定要按照老师的安排，把科学研究和推广工作做好”。

中午学校安排龙志在食堂吃饭，特地破例杀了一只鸡，还有雁北的莜面和炸糕，一碗稀饭，一盘白菜，也没有人作陪。龙志和文灿吃的津津有味，那个年代里绝对是非常丰盛的午餐。龙志吃饭，从来没用挑肥拣瘦，再好的饭也是适可而止，大概吃个七分饱。所以他一生从来没用生胃病。

1976年冬天，他们到了天镇县安排暖圈养猪对比试验，雁北属于塞外高寒地区，冬天非常冷，推广类似塑料大蓬的暖圈养猪经验具有积极的意义。在龙志的倡议下，雁北地区科委、商业局和农业局在天镇县联合召开了现场会，专门请龙志作科学养猪的报告。龙志特意安排雁北农学院的75级学生全部参加。他老人家不拿讲稿，把他们1957年以来的实验结果用图表列在讲台上，连续讲三四个小时不休息，讲的神采飞扬，滔滔不绝，妙趣横生，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最后，他老人家站立起来，面色通红，表情凝重，用几乎颤抖的声音说:“我老了，干不了几年了，希望你们年轻人把这养猪科学的接力棒接过去！”老人家一席话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全场几千名代表热泪盈眶，报以热烈的掌声。文灿不由的肃然起敬，才知道平时不多说话的他老人家原来是真情流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事后文灿感到他真有不惜一死，“倒在讲台上”的英雄气概。劝他说，“你有血压高，心脏病，肺气肿，不宜那样太激动，很危险”。龙志只是豪迈泰然地一笑，似乎早有心理准备。文灿后来才知道，这样的激动人心情况发生过多次。

1978年春季，大同市种猪场举办全省养猪育种训练班，邀请龙志前往讲课。头一天，龙志已经在其他训练班讲了一整天，晚上血压又升高，头晕眼花，可他还是应邀了。他讲话的声音虽然强劲有力，但头上的汗珠却一颗接着一颗往下滴。同志们劝他休息，他说：“不要紧，再坚持一阵子。”直到他把要讲的内容全部讲完才走下讲台，许多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训练班的总结会上，龙志又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上讲台：“我尽管最大限度的发挥有限余年的作用来为党和人民工作，但是，生命有限了。每当想起这些，我实在痛心，对不起尊重我、信任我的人们群众……我希望你们把青春献给党，把你们的全部心血浇注在伟大祖国的养猪事业上，把我这个班接起来！”龙志留下了眼泪，在场的不少同学也留下了眼泪。太原市南郊区的一位青年女饲养员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走上讲台：“张教授，你放心吧！你能把余生献给祖国的养猪事业，我们青年一代也绝不辜负您的期望，一定要接好你的班，把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

多年以来，龙志对自己如何离开人世是早有精神准备的。正如1978年夏天，新华社记者曾经采访过龙志[6]。68 岁的龙志叹息：“我已经进入老年了，晚了！（暗喻文化革命政治运动的无奈）”其实他自己并不服老，雄心壮志大着哩。他要在几年内把山西全省的肥猪出槽率由当时的百分之三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七十；要把全省母猪产仔成活率由当时的五头增加到十头；有信心有决心在有生之年，完成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同志交给他的培育‘山西黑猪’的光荣任务。

龙志接着表示：“我年纪老了，但是我并不服老。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革命事业是无限的，我要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余年，为发展我国养猪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倒在讲台上，倒在火车上，死在猪圈里也在所不惜！”。

如前所述，龙志一生忠烈，虽然曾经多次受到冤屈迫害，特别是在文革起始的66年和最为难熬的69年清队的打击迫害下都不愿轻生，他的身体从71年以后就已经心力交瘁，心脏病和高血压时时刻刻有生命危险，72年曾经被医生下了病危通知。自从到71年后半年获得工作自由外出调查，接着又75年到雁北分院四年，龙志为了工作日夜奔忙，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随时准备把猪圈和讲台看作自己的最后归宿。正因为他积极乐观的施舍奉献精神赶走了病魔，身体也没有垮下来；而他为事业不惜以身殉道，忘却生死，视死如归的精神感动了上苍，死神也就忘却了他，竟然一直没有敢马上光顾，终于闯过了一道道鬼门关，又支撑着他多活了十几年，幸福地达到他人生最为辉煌的顶峰。

七、春风化雨云开日出

待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时，华国锋、邓小平主政，科学春天到来，多年来作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得到了解放和重用。1977年他光荣出席雁北地区教育先进工作者会议，文灿有幸被任命负责帮助他整理会议发言材料。龙志把自己多年的科研经历以及在雁北那几年的工作情况结合起来，再加上他老人家风趣和幽默的口才，他的报告“一炮走红”，获得很大的成功。与会者最大的感触还是那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为了帮助农民发展养猪事业，不畏艰险，忘却生死，百折不挠在塞外高原奋力拼搏的高尚情操和对国家人民事业的执着精诚。1977-1978年间，雁北日报、山西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都纷纷采访报道了他的典型模范事迹。山西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放了他科学养猪的报告和奋不顾身服务农民的事迹。

“形势比人强”，龙志那几年的英雄模范事迹正是当时提倡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生命不息，攀登不止”的拼搏精神，符合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扬弃极“左”路线，“重视科学，尊重知识”的新形势需要，也是当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大干快上，振兴中华，开始“新的长征”的需要。1977
到1980年间，龙志由于成绩突出，再度四喜临门：

1）当选为山西省雁北地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2）出席全国科学大会代表并被评选为“先进工作者”

3）出席全国工代会，为山西教育界唯一代表并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4）被任命山西农学院副院长（1978.2），回到太谷本部，任山西农大校长（1980.2）。

历史是惊人地相似，龙志所获得的名誉和地位甚至超过文革之前。经历了整整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和九死一生的艰难险阻，他终于做到了从哪里摔倒，又从哪里一点点地爬起来。老天爷绝对是公平的，是金子，总要发光。龙志历尽磨难拼搏，在70岁古稀之年，又不可思议地攀登到了他人生的第三个高峰。

另外，龙志的儿子文灿也于1975年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雁北农学院），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通过在过去几年和雁北农学院的勤奋学习，在1978年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吴仲贤教授的动物数量遗传学硕士研究生，实现了鲤鱼跨龙门飞越。

他们“父子兵”在龙志的亲自率领和指挥下，在雁北打了大胜仗。这些结果是他们周围的人包括他们父子二人自己，在1975年出征时做梦也不敢想像的。历史虽然没有如果，但是，如果没有雁北农学院，这一切也许都不会发生。他们应当大大感谢历史和上苍赐给他们的这次难得机会。

龙志对于事业的热爱和对人民的奉献是始终如一，是不带任何患得患失的功利心态的，他像一粒生命力极强的种子，不管把他放在哪里，他都能够生根、开花、结果。他的雁北之行只是再次证明了他在古稀之年，仍然壮心不已，仅仅尽心尽力去做了他自己感觉对的、应该做是事情而已。

有诗为证：

《雁北行》

风云再变办分院，父子受命赴偏关。
年迈体衰心犹壮，依依话别心犹连。
梅花独赏塞北雪，青松笑傲朔风寒。
雁门关险识忠勇，金沙滩漠显才干。
西口古道留足迹，北岳恒山找资源。
大同基地育新种，天镇现场推暖圈。
单骑万里送科技，离家千日疏归还。
心涌甘泉涤病患，道生公义守平安。
春雷一声正乾坤，天下儒生遂心愿。
暮年迎来夕阳红，龙腾虎跃喜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