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路线错误:
一、1929年想向上爬,走基督教路线,先加入“公理会”,后加入“安息日教会”,来到山西铭贤学校投靠美帝分子,这是一生路线上最大错误的开始。当时离榆(林)时就应当参加革命去。
二、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我自己没有抗日,丧失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天职,起先躲到大后方的四川成都,45年又到美国当逃兵。37年间,刘康(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罗钰如(清华四年级同学〕、郭学锡、毛鸿恩等我在铭贤的同学都到延安革命去了。38-39年间在成都伪中央大学时,徐传,熊德昭北上延安(冲过封锁线),参加革命去了。
三、1946年5-6月间,蒋介石华及其死党,抢夺革命胜利成果,发动反革命内战,这时我本应返国参加革命行列,但我赖到美国没有回国革命,47年我返国前做好一切准备,打算二次赴美读博士学位。
四、48-49年间,成都处于解放前夕,广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进步教授、科学工作者、大部分的青年学生,如饥似渴地,欢欣鼓舞地盼望成都解放的来临。而我则不希望解放。作为旧铭贤的支柱,千方百计地搞应变活动。使铭贤这个美帝文化侵略的据点在解放后,仍然生存下去。并在49年成都解放前夕,担任过美帝农业侵华机构“中国农业复兴委员会”畜牧顾问,为美帝侵华机构出谋划策。我完全站在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为美帝效劳,企图维持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
五、51年山西农学院成立,是大势所趋,我们深知公开对抗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这时我应当坚决支持李子康,说服吴克明积极投入接管工作。然而,我坚持反动立场,在4月反美爱国学习时,怕批判资产阶级教授、逃避学习。曾经企图成立“铭贤农学院”将旧铭贤全部人马网罗到“铭贤农学院”去。对于吴克明调走,我兔死狐悲。
六、51年至66年15年中,应该突出政治而不应该突出业务;应当一事当前,先替党和群众着想,而不该先替个人着想;应当刻苦地、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的好战士。而不应当,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应该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地,刻苦地改造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历届政治运动中应该将运动中帮助自己所取得的成果,在运动后要发扬光大,夹紧尾巴,改邪归正;而不应当在运动后,“群众阶级斗争的弦绷的松一松,自己的反革命气焰也就伸一伸,向党攻一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