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徐景贤的遗体告别

参加徐景贤的遗体告别（沙叶新）

        对于徐景贤,我觉得我们应该表达应有的尊重。

他在上海生活74年，我在上海也生活了50年。同在一座城市，都是动笔杆的，还都写过剧本，还互知其名，但在四年以前我们从未见过面。

在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写他；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却很想写写他。

他是徐景贤！

如今三、四十岁以下的人，几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许人了。可在“文革”十年，他却是大大的风云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当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划者、操纵者。当年在上海滩，谁个不知他是声名显赫的市委书记徐景贤？哪个不晓他是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张那样阴沉乖张，也不像姚那样纵笔招摇。很多人说，张像狗头军师，姚像刀笔衙吏，徐则更像个黉门秀才，印象并不恶。徐体貌修长白皙，也让枯瘦的张、肥矮的姚，相形见绌。徐是当年许多左倾妇女的偶像。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当年的“徐郎”仍然津津乐道，说他作报告从不用稿，说起话来井井有条………一种钦慕之情，溢于言表。

每当听到这种私下的暧昧的言说，总令我感慨万千。“文革”已经奄忽40年，那么惨痛深刻的政治血迹，却逐渐淡去；而对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经久不忘。

历史就如千面少女，任人打扮；历史也像癔病患者，极易错乱。前代的历史真容便是这样诡秘地不断地“变脸”，甚至是销声匿迹地隐藏在当今历史的背面，或者完全被消融，或者彻底被整容。当然这不是人民所书写的历史，而是权势者所炮制的历史。

2002年12月15日，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钱枫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不久前他在医院遇到徐景贤，只见他老多了，一无当年的风采。两人说话间，提到我，徐景贤请钱枫代他向我致意，并说文革中为《边疆新苗》之事对我的批判是错误的，他要向我道歉。

我很惊讶，也有一丝感动。

《边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写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这个戏本是“遵命文学”，已经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条，万万没想到也会挨批！

当时正处在“批林批孔”的党内斗争高潮，文艺界也正在批判所谓的“文艺黑线”回潮，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上海多次点名《边疆新苗》，说它有小资的“花花草草”，有大资的噱头笑料，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创作目标。于是1974年3月21日上午，在我们剧院召开全市文艺院团对《边疆新苗》的现场批判大会；而这天正是我妻子在医院临产，我不能请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将接受批判。

我在剧院挨批，妻子在医院待产，我的心情之忧、之恶可想而知……

我在“文革”初期也挨过批、挨过斗，挂牌下跪，羞辱难当，但也没有这次对我的批判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批得我差点神经失常。

提出对我批判的是身为文化部长的于会泳，而身为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并未下达这样指示。不久我还听说，于会泳、徐景贤之间，在对待《边疆新苗》的态度以及如何修改的问题上也有分歧，徐景贤是比较倾向我们的。

挨批以后，我们剧组再次“深入生活”，第三次前往黑龙江知青点采访，于是又不得不无穷无尽的讨论，无穷无尽的修改，在这出破戏身上继续浪费精力和生命。

1975年， 政治形势更加动荡，突然之间，11月2日徐景贤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局党委书记说：“《边疆新苗》还是不错的，你们将老本子和新本子都看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尽快演出。”还说：“去年对这个戏解剖有无过头的地方，也请研究研究。”　　

于会泳说《边疆新苗》“问题严重”，徐景贤说这戏“还是不错的”；于说对这出戏“批判”，徐说是“解剖”。二人明显不一致。可是好梦不长，时隔仅两个多月，1976年1月13日，又传达于会泳的指示，说：“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艺界的翻案风极为猖狂，现在要反击，要炮轰，要搞运动！”于会泳说的“翻案风”是否包括徐景贤对《边疆新苗》的“翻案”呢？这令我们整个剧组极为不安。又过了不久，文化局又传达徐景贤对我的批示，大意说：“沙叶新年富力强，有写作能力，应该为他提供条件，深入生活，写出更好的剧本。”啊？是吗？我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

于会泳给我的感觉总是阴风习习，徐景贤则是暖风徐来——这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感觉。至于他二人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不敢说，但毕竟有所不同。任何政治组织，任何利益集体，哪怕宣过誓、拜过把、歃过血、结过盟，都会因时势的衍变，总是既有忠诚，也有背叛；既有团结，也有分裂；既有和谐，也有争斗；既有觉悟，也有顽固；何况单独的个人？于会泳至死不认罪，最后服毒自杀。徐景贤认罪服罪，甚至连无直接责任的罪错，如《边疆新苗》之事，也要道歉，你能说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犯，就没区别？况且他不只是对我一人道歉，对其他被错批错斗的人也都道过歉。　　

所以，当徐景贤出狱之后，托人带话向我问好致歉，我是接受的。

半年后，2003年“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徐景贤打电话来，要来我家看我。我连忙说你岁数比我大，还是我来看你。  5月2日上午9时45分，我按约准时来到他家后门口。我站在楼下，只见徐景贤下楼来了，佝偻着，横着身子，扶着墙壁，忙不迭地来接我。我第一个印象是他真的老了，但没有想到他老弱得如此厉害。这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文革”权贵徐景贤？难以置信！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他两鬓有霜了……

徐景贤又艰难地爬上楼，在前面为我引路，还不断地提醒我：“楼梯窄，你要当心。这弄堂里的房子，是1925年造的，比我年龄还大，老了，旧了。不过也正适合我住，我也老了，旧了。”我不知道怎么应答，只觉得有点凄楚。但我相信他不是牢骚；他是笑着说的，还带着点幽默语气。

上得楼来，才知道这一幢楼住了好几户人家，厨房是共用的，过道也是共用的，显得逼仄拥挤。他领我去他的书房，也很小，是利用天井的上空搭建出来的，约15平房米，有书橱、书桌、沙发等最简单的家具，也都老了，也都旧了。

还没落座， 徐景贤的 夫人葛蕴芳端来茶水招呼。徐景贤介绍说，解放初她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爱屋及乌，令我肃然起敬。她很客气，话不多，连连说：“请坐、请坐！”　　

就这样，我和徐景贤，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一个“文革”的当政者，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了。以往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在天上，我在地下。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同一个平面上平等相见，我们握手，我们问好，他敬茶，我送礼……

他诚恳地对我表示歉意，说他当时随便一句话都可能对我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他请求我原谅。我含含糊糊地说：“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造成的，如今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回顾以往的种种，不应该完全由个人负责。”

他说：“不，我是有责任的。我应该向你道歉。”　　

难道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怨仇？我们之间真有怨仇吗？怨仇只是在我们之间吗？如果说罪恶不应由他一人负责，那谁该负全责呢？债有主，冤有头。主是他吗？头是他吗？问苍茫大地，谁主谁头？一时思绪飘忽而紊乱，脑海里立即涌现天安门城楼那挥动的巨手……　　

接着，徐景贤向我叙说“四人帮”倒台之后他的经历：被捕、审讯、交代、关押，判刑。他判了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我问：“18年？你怎么和姚文元的刑期一样长！”　　

他说：“也许是我坦白交代的比较好吧。最早他们说，对我免于刑事处分；后来北京公审‘四人帮’，又说要判我的刑了。对我的定性也有改变，最早定我为‘四人帮’的余党，后来定为死党，所以判了18年。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天水有精神病，不能判刑。王秀珍工人出身，资历浅，也不宜重判。上海就我们这几个头头，总要有一个判得重一些，就把我顶上去了。”我不知道徐景贤说的判刑经过是否实情，但他在叙述这一经过时，毫无一点怨言倒是真的。语气平静，说的像是别人的事。　　

徐景贤在狱中身体不好，他的夫人葛蕴芳给邓颖超写信，邓有批示，让上海酌情处理。上海便以“特种原因”为由，提前三年于1992年6月让他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1999年恢复公民权利。　　

他说：“漫长的狱中生活对我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冷静地思考好多问题，思前想后，反复追问，认真洗脑，终于让一个比较明白的脑袋长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了。我以前就是你一篇文章里说的那种‘执左道以乱政’的人，但我曾经是个追求进步、忠于人民的人呀，怎么会成为罪人了呢？我不断反思，想弄个明白，就想写本回忆录，想把我的经历和反思写下来。再不写，没人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可能写的。张春桥并没死，今年85岁，他儿子和我有些往来，我可以从他儿子那里知道一些他的情况。他在狱中连话都不说，审判他的时候也不说，怎么会写回忆录？外界又传说姚文元写了回忆录，也是谣言。他的秘书我很熟，姚文元让他告诉我，他没写回忆录，也没打算写。王秀珍呢？不是动笔杆子的人，写不来。只有我写了。我写还有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我和中央一层的毛、周还有王洪文都有接触。中间这一层，我本人就身在其中。下面的这些人，陈阿大、‘四大金刚’，也很熟悉。所以如今只剩下我可以写写上海的‘文革’十年了。我抱定宗旨，只说事实，不说观点。我只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让读者和专家去评说。”　　

2003年底，徐景贤回忆录《十年一梦》终于在香港出版，第二年的春天，他送了我一本。我告诉他外界对他的回忆录的总体反映较好，说是信史，但也有批评，说他反思不深，也没对自己进行批判。　　

他说：“不深，是可能的，我现在只有这样的认识水平，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就这样写了。至于自我批判，我在狱中写检查交代的时候写了无数遍，那是给公安局、给上面看的，读者也许不感兴趣。我只说事实，不说观点。”其实他的回忆录也有观点，这便是“‘文革’是灾难，要彻底否定。”这是他叙述所有事实的核心，这也是这本回忆录的价值所在。　　

初次见面，徐景贤谈兴甚浓，在晤谈中，他还主动说起一位风头人物的“文革”历史所引起的诸多争议。　　

徐景贤说：“这人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是‘石一歌’的。他总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人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有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

这次见面之后， 6月19日，他还给我来了一封信，信尾说：“另外，附上一篇《“咬”》的报道，给你休闲时看看。”所谓“咬”，就是“咬”那位风头人物的，徐景贤特地剪下寄来，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这也正表明他对自己“文革”历史的态度，不掩饰，实事求是。　　

只要对自己的历史能够持有这样公正的态度，那么历史也会将公正归还给他。不论你有多大罪恶，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罪责，也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从坦诚的反省中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尊重。　　

徐景贤10月31日下午四时在家中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11月6日下午二时在中山医院举行遗体捐赠仪式。此前我接到徐景贤家属的讣告，我表示我要向徐景贤遗体告别。 11月6日中午，在我出发前居然有关方面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关注，虽然非常客气，但我很生气！我说：“徐景贤曾是罪犯，但18年的监狱已经对他有过惩处，如今他是享有合法权益的公民，人已去世，我为何不能前去吊唁？我非去不可！”　　

“文革”博物馆不让建立，“文革”研讨会议不让举行，如今连“文革”人物去世竟然也不让凭吊，这太过分了，太绝情无理了！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所有的中国人，以及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们，忘掉“文革”，忘掉浩劫，忘掉罪责，忘掉祸首！不，我们不能忘记，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不能忘记！　　

徐景贤的追悼会我毅然前去参加，为了探视这个历史人物最后一眼，为了向他已献出的遗体深鞠一躬，更为了不忘记“文革”这给千百万中国人造成极大灾难的血腥历史！　　

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很多，花篮花圈摆满一屋，我想仅就捐献遗体一事，他也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看看八宝山，看看纪念堂，或存骨灰，或留尸骨，能有几人像徐景贤一样呢？　　

挽联上写着：“用权不循私 有错善反思；人品贵真诚  勤奋伴一生”，这基本上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文革”十年间，他身居要职，但他一人得道，家人并未就此升天，确如挽联所言“用权不循私”。亲戚中的孩子包括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在外地插队多年，他也没让他们调回上海。外甥中有人想参军，他不给他们开后门。他父母单独住在老旧的石库门内数十年，没煤卫设施，很想改善住房条件，他也拒绝二老的要求，他说：“等到周围邻居家家户户都安装煤卫之后一起解决，我们不能特殊。”以徐景贤的私德，对比如今的吏治官风，对比陈良宇的所作所为，真有云泥之别！　　

“文革”如今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是禁区；而徐景贤勇于触及禁区，善于进行反思，终于将反思的成果撰写为回忆录，也应予尊重。省视徐景贤的“愚忠”的一生，此举当是他在精神上的首次叛逆，他超越了禁区，也超越了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说“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了”。他愚忠的时候，犯了大错；他不愚不忠了，反而做了件好事，至少是应该做的、有意义的事。

可惜的是，徐景贤的反思，仅仅局限过去，在我和他仅有的几次晤谈中，他从未涉及对最近三十年政局的看法，更未谈论现在他对他前半生一直忠于的党、一直忠于的制度的见解。我想“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之后的徐景贤，也许会有和以前不尽相同的观点。我真想听听，可惜他全带走了……

 

在父亲徐景贤遗体告别仪式上的发言——女儿永远怀念您　　徐蕴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长辈、各位至亲好友： 　　首先让我代表全家，对在百忙中前来参加父亲徐景贤的遗体告别仪式的各位，表示我们衷心地感谢。 　　我敬爱的爸爸，于10月31日下午四时许突然离我们而去，至今我仍旧不愿相信、也无法接受那刺眼的“奠”字会与爸爸您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联系在一起。记得那天早晨，我赶着上班之前还见您好好的刚起床，来不及多说什么，匆忙中一声“走了啊”，就算是跟您和妈妈打了个暂别的招呼。爸，您怎么能连一声招呼都不打，甚至都没对妈妈留下只言片语，也不等到我下班回来，就悄然地不辞而别了呢？这实在是太让人心痛而不可思议了！ 　　爸，作为您的女儿，从小到大，直到今天，我都以有您这样的爸爸而感到自豪！因为有了您的爱护，我和姐姐度过了幸福快乐的童年；因为有了您的养育，我和姐姐从小就懂得怎样做人的道理。您对我们的恩情我们还没有好好报答，我们对您的孝心也还没有好好的尽够，爸，您怎么就离我们而去了呢？！ 　　爸，我们和妈妈不能没有你。 　　1977年由于政治原因，您长时期身处逆境。爸爸，您虽然身陷囹圄，却给予妈妈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在漫长的岁月里，妈妈因你而变得坚强、勇敢，挑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担。我们终于长大了，成家立业了。爸，在这每一个过程中，我们都会感受到您就在我们的身边！两个外孙谢忱、姜味辛的名字都是您给起的。爸，您一直与我们同在。 　　如今，两个外孙正逢高中和大学在读，他们正庆幸家里有这样一位睿智、健谈、学识丰富的可亲外公，从您那儿可以学到、听到很多教诲和知识，他们时常请教您，在人生关键时刻您应该会给予他们很大指点和帮助，可您却又一次离我们而去，这次您去的地方太遥远了，我们还能再次把您等回来吗？ 爸爸、外公，我们都需要您，我们都在呼唤您，您能听见吗？ 　　爸，您回家时，已是花甲之年，家里多了一个老人，却反而使得原本显得沉闷的家变得生机勃勃起来。爸，您成了我们全家的主心骨。妈妈有了依靠，十几年来，妈妈脸上难得一见的笑容，从此常有了，妈妈变得年轻了。女儿、女婿、外孙遇事也都愿意找您商量，听听您的意见，比如我们几人中有人辞职后再想找工作的或因单位需要工作有调动的、退休回聘的、工作中遇到压力等等，孙辈中升学、考大学选择专业、个人兴趣取向选择等，您都会帮助出出主意，提出让人接受、令人信服的建议，但又充分尊重我们自己最终的决定。在家里您非常的民主、平等，孙辈们与您狡辩和争论问题，您会很高兴地予以反驳和解答，给您起表示亲昵的外号并常挂在嘴上叫您，你也很乐意的接受；您普通话不标准念错读音，小外孙善意的嘲笑您，并跟您打赌是谁错，您会让他查字典来以理服人。您还经常教导我们：遇到任何事都不要光看眼皮底下，提起千斤，放下四两，看远些、看淡些就没什么了。我们都觉得您有这样大起大落、艰难坎坷的人生经历，却能如此大度豁达，实在是打心眼里敬佩。跟您在一起，大家都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遇到事情您总会说，没关系，爸爸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再大的困难和压力，爸，只要有您在，似乎都能化解掉。确实，您是我们的主心骨，您还是我们的定心丸。我与您住在一起，每天回家，总是先进您的房间报到一声：回来啦。姐姐每天一个电话问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今后让我们每天去哪里找您报到和问候呢？亲爱的爸呀。 　　爸，您没有上过大学，却从未因此而有丝毫的遗憾，因为当时解放初期国家建设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您不是科班出身的作家，却写出了许多评论文章、小说、散文、札记等。在1988年我结婚之前，和小姜一起去探望您，您特别高兴，说爸爸目前没有经济能力，请妈妈将以往发表过的三本书：散文集《生命似火》、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话剧剧本《年青的一代》带过来，签上名，写上新婚祝词作为结婚的礼物。当时我俩特别高兴，这份精神财富胜过一切昂贵的礼物。话剧剧本《年青的一代》震撼着一代青年人心灵，并在1964年3月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话剧奖状，当时的我还只有二、三岁大，还不懂事，长大读了剧本以后，我也曾立志要做一个像萧继业这样的有为青年。1965年9月您作为中国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团的一员出访越南，受到胡志明主席的接见。爸，那时您还那么年轻，才三十刚出头却如此才华横溢，真是令我们晚辈钦佩、令我们晚辈汗颜。 　　文革十年间，您虽然身居要职，但有权不滥用，生活上要求相当低调，一人得道，家人并未沾光。亲戚中的孩子包括您自己唯一的亲弟弟等赴湖北、云南等地上山下乡十来年，他们想调回上海，您都没帮忙；当时流行高干子女参军，外甥中也有人想提要求，您说不考虑，影响不好。当年爷爷奶奶家住在老式里弄石库门内几十年，没有煤卫设施，很想改善住房条件，但您没答应，您说：等到周围邻居家家户户都能安装煤卫后一起解决，不能特殊。您处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没有为自己和家人办过什么私事；但在文化界、新闻界等朋友中、同事中有人有难处如医疗抢救、住房问题等来求您，您会立即请有关部门协助解决。 　　爸，在回家后的这十多年中，我知道，您最大的心愿是要把您坎坷的一生写出来，把它交给历史。您做了，您是全力以赴地去做的。您还没有全部完成，您怎么就走了呢？您怎么舍得放弃呢？现在人们都说，老年人70岁才是小弟弟，90岁不希奇，您才74岁啊，您还年轻！爸，您是走得这样地匆忙，匆忙得叫人难以相信！因为当天上午9：30，您还在给几个老朋友发电子邮件，内容是92岁美国知名女作家丰富的晚年生活多媒体，互相勉励着要做一个快乐老人。怎么也不能接受，时隔几个小时，您坐在沙发上，手里还举着本书，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字的遗言，就悄无声息的走了！永远的离开了！这是为什么啊！但我们知道，您要能说话也最想说的话，肯定是不放心妈妈，对不起妈妈，希望我们照顾好妈妈。爸，您放心，我们依然会像从前您不在家时那样与妈妈相依为命的，我们都大了，第三代也长大了，后继有人了，不会让妈妈再像从前那样地操心了，我们会很好的照顾她的，直到有一天，我们共同在那遥远的地方与您相会。 　　爸，您会永远陪伴着我们，永远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