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

主题：钱锺书

 

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   发布时间:2013-02-20 18:36 作者:钱之俊   　　1949年，面对改朝换代的变革，钱锺书夫妇最终选择留在国内。杨绛说：“解放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谣言传说共产党要‘杀四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凭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们‘短命死矣’，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实话实说。”“我们发现新中国并不像反苏小说中所说的。我们既然只求‘坐冷板’，端上‘金银饭碗’生活无忧，有书可读，还要求什么呢？”（吴学昭《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大公报》2010年11月7日）“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我们仨》，第12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其实早在1948年，香港大学就曾约钱锺书去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教授，朱家骅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牛津大学也约他去任Reader。但他们宁死都不愿离开大陆这片故土，以最坏的打算留在国内，以最低的要求求生于新中国，所以结果往往使他们有“始愿不及此”之感。 　　“有惊无险”的1957 　　1957年的春天，天气异常。《顾颉刚日记》4月9日记：“今日仍大雪，北风颇厉，以清明后四日而有此，为我生所未见。气候又降至零度下，如此倏寒倏暖，不知又病倒几人！”（《顾颉刚日记》第八卷，第229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京城里病毒肆意，流感流行。 　　杨绛说，就在这个早春时节，钱锺书被请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可能参加了3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毛决定发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鸣放是真心诚意的，感到很兴奋。钱锺书的好友傅雷参加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在给国外的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钱锺书：20世纪的人文悲歌》，第552页，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他的兴奋、激动、虔诚溢于纸面。毛的一席话就让他对其顶礼膜拜，可见讲话多么具有煽动效应。即使如此，像钱锺书这类知识分子，对形势的认识仍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和保留。费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写出了当时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顾虑：“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吃不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早春天气”，说出了许多人对形势的看法，传达了他们复杂的心绪，从一个侧面“标示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潮流中所处的‘夹缝’位置，以及他们难以把握自身命运所必然产生的复杂的思虑。”（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第23-2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初春时节，天寒料峭，钱锺书心里惦记着父亲钱基博的病。这时冒着严寒，他来到武昌。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他似有预料，在这一年写下的《赴鄂道中》诗五首最后两首中，他写道： 　　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 　　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杨绛说后两首诗寄寓了钱锺书对当时情形的感受。许景渊解读后两首诗说：“‘反右’之大潮即将到来，山雨欲来，风满高楼，一时人心惴惴，诗中‘脱叶’‘啼鸠’句喻知识分子之心态也。‘邯郸无梦’‘妄膜尽褪’则言先生胸怀高旷，超然物外，妄念全消，自不致再堕尘劫矣。足徵诗人颖悟，见微知著，故能摆脱尘烦，得非所谓机动心应者乎？”（许景渊《从钱锺书先生学诗散记》，《记钱锺书先生》第9页）“脱叶”二句尤其形象地表现了“放”而将“收”前夕知识分子的惶惑心理。脱叶犹飞，风向未定；古人过此，尚有黄粱美梦可作，而他夜过邯郸，正是入梦之时，却早已妄心全息，如膜褪净，连梦都没有了……（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随笔》1988年第4期）钱锺书曾在1986年4月把这两首诗写赠与钱基博的学生吴忠匡，以纪念吴在“反右运动”里的遭遇（1957年吴被补划成右派）。 　　钱基博在1949年后，也选择留在大陆，一直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即华中师范大学）就职。这位著作等身、深受尊重的国学大师，对新中国充满了热情和期望。1953年（67岁）开始，他身体转差，说话有困难，不再去教室上课，而是在家帮助指导青年教师。1957年春，儿子钱锺书再次来探望他时，他已病势沉重。此前，钱锺书每年寒暑假都会来武汉探望双亲。谁也没料到，此番一别，父子竟成永诀。 　　4月，中共中央正式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文学所内立即组织号召鸣放。但钱锺书并不“买账”，依旧“咬紧牙关”。“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我们仨》第135页）“风和日暖，鸟语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上面一再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动员催促，请客吃饭座谈，鼓动鸣放。其中有我们的老相识，也有人是我们心目中的政客。几位老相识还亲自登门来敦劝我们鸣放；当初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是他们，这会儿号召鸣放骂党也是他们。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话都正确。钱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随声附和。’”（吴学昭《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大公报》2010年11月7日） 　　5月，他的叔叔钱孙卿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谈会，钱孙卿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钱锺书夫妇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钱锺书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许大雄《我与〈围城〉中的赵辛楣》，《文汇报》2010年9月11日） 　　就在“反右”开始之前，有出版社编辑来京向他组稿。他说，这几年自己专注于翻译，没有创作，拿不出东西来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围城》，他也婉言拒绝。编辑对他说了一些“百花齐放”一类的话，“他呢，好像早拿定了注意，只是微笑，总不点头”。（刘金《已到春暖花开时》，《记钱锺书先生》第206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 　　钱锺书从武汉回京后，“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们仨》第136页）没想到担心什么来什么。重病之中的钱基博被成功“引蛇出洞”。这一年，年届古稀、身已患疾、担任政协委员的钱基博，响应中共“鸣放”号召，抱着切实帮助执政党整风的态度，“本着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良好愿望”，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后被人称为“万言书”的信。信中，他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敞开胸襟，提出了很多事关党和国家建设大计的真知灼见。 　　6月，“反右”开始。钱锺书的众多师友和亲属纷纷落网。文学界的冯雪峰、周勃、陈涌、何直等相继落马。家人中钱孙卿、许景渊、钱锺汉、钱锺毅都被划为“右派”，钱基博受到批判。 　　钱基博的“上书”震惊湖北省委。省委当即将这封信转交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要求学校组织对其批判。1957年夏，华师校园内开始出现揭发与批判钱基博的大字报。7月初，钱锺书有“突击任务外调工作”，未能请假探亲。（罗厚《钱锺书书札书钞续一》，《记钱锺书先生》第329页）在父亲因言获罪后，组织上派人来京就此事“征询”他的意见，他回话说：“他年岁大了，你们认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王武子《关于六“不”说之说》，《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1月27日）虽不说饶其一劫，只是提醒人家自己父亲年事已高，何必追究；也深知大势所在，难左右大局，露出不尽无奈。9月26日至29日，历史系和中文系组织教师连续几次对钱基博进行了批判。夏天过后，钱基博的病情急转直下。1957年11月31日，在病痛的折磨下，在极度的压抑与忧郁中，钱基博溘然长逝。在这个批斗的过程中，以及去世后，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 　　文学研究所内形势复杂，人心浮动，此时已展开了激烈的鸣放、辩论和批判，如从12月10日至27日，历时17日，文学所内大小辩论会开了无数次，在所内形成了三大派别：系统派、当前派和并重派。这时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已脱稿，并在这一年发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诗人短论》和《序言》，虽然他在1957年6月写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书照样受到批判。后来他在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余英时认为“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的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化昆仑》第207页）其实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好评，如上层胡乔木和周扬当时都有称赞的话。好在小川环树的评论，很快扭转了批评的方向。          对于反右派运动，钱锺书夫妇本以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足为奇，直到运动结束，才知道右派的严重。据杨绛说，运动总结时，他们“很正确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我们仨》第136页）不知此话对何人总结？在当时的特殊气候下，以他两人的个性，敢对组织承认右派言论吗？ 　　总的来说，钱锺书有惊无险的度过了1957年，并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钱锺书何以能逃过此劫 　　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与晚年杨绛关系密切的吴学昭曾撰有《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杨先生的文字（实际上就是转达杨的观点）。杨绛说： 　　“钱锺书凭什么应该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鸣大放，他没说一句错话，说的全都正确，却也不是违心之谈，凭什么该是右派呢？无非凭那份黑材料，认定他是‘全国最反动的知识分子’，还有别的理由吗？”“我们也见到共产党确为人民办了好事。经过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直以为人都变得没有人性了，心上害怕。看了大字报，原来一点没变。只要知道人性未改，我们就很称心。”“我们从未参加过‘大合唱’，鸣放也是‘大合唱’，这回是大合唱骂共产党。我们不参与‘大合唱’，完全是自然的。”（类似表述亦见《我们仨》） 　　钱锺书能避过“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对时事的认知有先见之明呢？杨绛也回答说：“哪有什么先见之明。钱锺书和我都‘脱离政治’，历次运动都不积极。”“我们只是‘不靠拢’，从来未表示过入党之求。不爱开会，勉强应景。对一切运动存戒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极端，一切运动都运动过头。”“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经过长期策划的手段，使我们想起来都后怕，对‘政治’更加悚然畏惧。所幸我们当时虽对右派言论思想上有种共鸣，却没有发表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逃过了厄运。”（《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钱锺书的不说确实保护了自己。解放后，他最明智之处也就在于，很多事他看在眼里，思在心里，绝不说、不写，因为他知道，“祸从口出”。这和解放前比变化很大。吴学昭认为：“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锺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他说过：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ience.多少年来，他保持沉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但也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2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钱锺书不说不代表没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文人士子，以文字笔墨曲笔含沙者并不少见，钱锺书也不例外。李慎之回忆说，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读到《宋诗选注》时，曾为书中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捏一把汗，还说乔冠华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邓绍基《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光明日报》2003年10月15日）这种曲笔言志的写法，在文革后推出的《管锥编》中更为常见。今者有人批评钱锺书的“默默无言”，缺少“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蒋寅《在学术的边缘上》，《钱锺书评说七十年》第15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这是缺乏历史体验、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无知妄语，他们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储安平那样，言人所不敢言。钱锺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现，没有洞悉政治本质的远见，没有坚守个人独立人格的决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钱锺书“黑材料”中“污蔑领袖著作”等言论，我想不是毫无来由的，它符合钱氏说话的风格。 　　钱锺书自己分析，他能轻易逃过关，主要是他非共产党员，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记钱锺书先生》第183页）这显然是书生看法。其实“反右”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辜的，都没有说错什么话，都没有理由被划为“右派”。仅仅因为自己的谨言慎行就能免于浩劫，这是天真的认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已被传闻说过“反动言论”的钱锺书，能免于被划为“右派”，应该不仅仅像杨绛说的这么简单。 　　除了谨言慎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钱锺书的“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使其身罩保护伞。在1957年之前，“毛选翻译”，“外事翻译”，这些经历一度让海外盛传他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钱锺书曾对夏志清苦笑着说，他非共产党员，怎么会有资格去当毛的秘书？（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记钱锺书先生》第180页）海外之所以会有他担任过毛的秘书的传闻，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和胡乔木等中央高层都曾因外事顾问过钱锺书。（陆纬《清华狂才子当代一鸿儒》，《文化昆仑》第256页）有人说，钱锺书翻译毛选，“此事具有明显而光荣的政治意义。不论钱、杨主观上是否有不问政治、甚至有意疏远政治、清高超脱的倾向，但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柳鸣九《君子之泽，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锺书、杨绛》，《“翰林院”内外》第8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不仅如此，高层中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都是他的同学。夏志清猜测说：“在大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无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钱自称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并不这样简单。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让当代第一博学鸿儒卷入无谓的斗争之中。”（《重会钱锺书纪实》，《记钱锺书先生》第183页）尤其作为毛的秘书的胡乔木，从“文革”后他主动为钱锺书分配房子一事，就能看出他对钱的重视。胡乔木直接负责了1950年和1951年的整风，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也是通过他的笔第一次公布于世的。1957年的运动前后，胡乔木都是紧紧迎合毛的思想，为运动推波助澜的，他还不清楚这场运动的走向吗？“文革”中曾与钱锺书夫妇大打出手的林非、肖凤夫妇撰文称，在他们两家打架之后的第二天，单位的领导就找他谈话，“训斥他怎么敢跟大有后台的钱锺书吵架，说是他已将我们告到他的一位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那里”；“这对夫妇用心真是凶狠，竟要搬动这么大的后台来压垮和摧毁我们”；“幸亏那位当时的高官与我们素不相识，无仇无怨，所以并未听信一面之词，将林非置于死地”。（肖凤《林非被打真相》，《作品与争鸣》2000年第4期）但是杨绛似乎有意撇清他们与胡乔木的关系。《听杨绛谈往事》：“’文革‘前，胡乔木对钱锺书比较冷淡，而’文革‘后却十分亲厚，关心照顾，先后判若两人。钱锺书也不明白什么缘故。”（《听杨绛谈往事》第314页）揣测“二乔”在钱锺书1957年命运中的影响，这种世俗的眼光，也许是对他的不敬，但很多事在特殊环境下是撇不了关系的。 　　“反右”从开始到尾声，钱锺书目睹了知识分子之间相互揭发、甚至诋毁的丑态，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提防、冷漠。可他对在“反右”中受伤害的人与迫害他人的人态度非常鲜明，是非分辨得很清楚，从未失却自己一贯做人的本心。郑朝宗1957年因言获咎，困顿三年。钱锺书听到他“归队”的消息后，第一个写信给他表示关怀，嘱咐他要读书养气，勿因受挫而从此消沉。（郑朝宗《怀旧》，《不一样的记忆》第115页）萧乾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被送到柏各庄农场劳动。一次回京，路遇钱锺书，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并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头与之交谈一刻钟。文洁若说，那年月要是让哪个急于立功的“积极分子”撞见了，马上就会给汇报到人事部门去，成为日后挨整的资料，然而钱锺书先生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文洁若《与钱锺书先生邂逅街头》，《北京晚报》1999年1月5日）同样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吴兴华，那时也是有意回避亲友，以免连累别人，但钱锺书见面还是主动和他打招呼，态度一如既往，并无敬鬼神而远之的意思。（谢蔚英《和钱锺书做邻居的日子》，《北京晚报》1999年2月26日）而在1979年出访美国时，有人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锺书忽然对着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化昆仑》第208页）他对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倾轧深恶痛绝，这一点与乃父钱基博有相似之处。胡志德分析说：“钱氏认为，就文人打破社会等级和背叛自己阶级地位所达到的程度而言，他们知识分子间的互相斥责，甚于国家在他们的不利处境中起的作用。依钱氏看来，最大的罪过就是trahhison des clercs，即知识分子互相出卖。”（《钱锺书》第14页） 　　1957年过去了，顾颉刚在年终日记中写道：“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苏联贡献最多，有人造卫星，有星际火箭，有北极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阳能之发现。中国方面，以完成长江大桥为最显著之成功，而发动反右派斗争，使人知物质建设必须赖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间路线，亦促进觉悟之大事，有划时代之意义者也。”（《顾颉刚日记》第八卷，第359页）言语间依然无觉醒之意。如果说意义，这一年在中共执政以后的政治转型过程中无疑具有标志意义，让中国知识分子实实在在经历了一次心灵与肉体的考验。但对于钱锺书以及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反右”还只是一场悲剧的开始，还有一场更大的文化浩劫在不远的前方。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来源日期：2013年01月16日 | 责任编辑：西尼

 

[偶灯斯陋]

钱应该早就领教过红色檄文的滋味，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时因反对学生参与政治，遭到鲁迅等人的笔墨杀伐，所以钱的身上有了抗病的疫苗，不会轻易的爆发小资狂热，参与鸣放，成为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