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水如山 恩典难忘

 

 

 

 

 

世界上的事情的发生发展变化，貌似偶然，实际上往往有深刻的机缘关系。首遇吴先生还是在1962年春天，我当时才11岁，在上小学四年级。我只是隐隐约约记得北京来的吴先生一行曾经到我家做客，与父亲谈的很融洽，访问时间不长，很快也就淡忘了。倒是十几年后再次见到吴先生，他老人家竟然仍然清楚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我聪明好学的话。殊不知自己一生能够幸运地与这位科学巨匠在人生道路上和专业发展上结下不解之缘。多年之后，才越来越认识到这种难得的机缘是多大的福分，一生有一次也就足够了。

一直到文化革命之前，我有幸福的童年和初中时期积极上进，努力学习的黄金时代。学习成绩一直是各科第一，也是追求“舍己为人” 和身体健康的“三好”学生。父亲衷心希望我们能够按部就班地上高中，考大学，走他自己走过的“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道路。回头来看，父亲的这些期望都没错，只不过我们都经历过了意想不到的艰难和曲折。特别是在十年文化革命那样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年代，能够得到有大智慧的高人“指点迷津”真是一种恩赐，需要机遇、智慧、慈爱和胆略。而我这只迷路的羔羊则需要经过痛苦和磨难才能领悟真理，才能接收他们超越时空的教诲，教化和引领，才能迷途知返。帮助我一生成长影响最大的还数父亲张龙志教授和导师吴仲贤教授。

 

吴先生父亲同是西方为我国培养的第一代学术专才和学科奠基人，肩负着引进西方现代科技文明，培养造就人才和科教救国和的历史使命。“ 多难兴邦 ，乱世忠臣”，他们同处于一个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满目疮痍，波澜起伏，走向复兴的动乱和伟大时代。我们国家过去100年经历了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八年抗战，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和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同步，解放后他们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30年“极左”路线，特别是史无前例文化革命的十年内乱和的干扰和迫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忧国忧民的他们一直锲而不舍地坚持正义进步，坚持科学真理，积极争取、创造机会，为中国的掘起和民族振兴，用不凡智慧与国家形势及政治运动周旋，见缝插针地作出了卓越贡献。所以说，他们肩负的使命最重，经受的磨难最多，取得的成就最大，得到的荣耀也最高。

 

吴先生常常教导我们，我们从事的畜牧科学是一项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有两方面的工作最为重要，一个是用于指导生产实践的“应用的科学理论”，一个直接服务生产实践的“理论的科学应用”。脱离生产实践的空洞理论没有任何指导意义，脱离正确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也会迷失方向，甚至误入歧途。偏离任何一个方面都要更要付出沉重代价。其实吴先生的这一精辟论断，不仅对于自然科学有指导意义，对于社会科学同样也有指导意义。“史无前例”十年浩劫文化革命的惨痛教训就是在社会实践方面脱离了几千年华夏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发生的。吴先生和父亲两位科学家的侧重不同正是在这两点上，吴先生侧重点在“应用的科学理论”；父亲侧重点在于“理论的科学应用”。而他们各自正是在不同方面取得了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吴先生曾经1962年应邀到山西农学院访问指导，给山西农学院的学生教师做了“家畜、家禽的繁殖力计算”的学术报告，参观了父亲领导的猪杂交组合实验基地 (见照片) 并且对他们在山西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予以充分肯定。 从1957年起，父亲领导的研究小组承担了山西省委批准的猪杂交育种的庞大项目，在学校的南部新建了饲料加工场和畜牧科研基地，开始了17个组合中国猪、外国猪与山西本地猪的二元、三元杂交组合试验研究。在实验设计和规模上，无疑在国内当时条件下处于领先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1958年的浮夸跃进，再经过1959-1961的三年的天灾人祸，粮食高度匮乏，人畜牧争粮问题严重。父亲领导的研究课题需要解决如何在农村以青粗饲料为主的条件下提高生猪出栏率的时代课题。待到吴先生到山西访问时，父亲领导的科研小组证明，在中等饲养条件下，由内江猪与本地猪杂交（内本），其日增重为本地猪140%，优于其它外国猪种。而再与巴克夏猪杂交（内巴本），其日增重为本地猪的154%。由于中国猪种的特殊生长和进化环境，中国猪拥有特定的消化和利用粗纤维的基因以及基因之间的互作成了缓解粮食瓶颈问题的关键。父亲也就成为国内“青粗饲料派”和“杂交猪”的代表人物。推广这些成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时成为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的重要新闻。 

 

文化革命颠倒了黑白和是非，一夜之间，父亲成了全校头号“反动权威”被遣送到他一手创建的畜牧站喂猪劳动改造三年，后来清队中又以”美国特务嫌疑”隔离审查几年。我们也受到株连，从此10年成了“狗崽子”。更为严峻挑战来自望子成龙的父亲对我们教育的权威性。当他看到我们兄弟三人在文革中成年累月地参加运动，无所事事、荒废学业时，他痛心疾首。经常在劳改回家后劝导我们学点东西，哪怕是一门手艺。有时躺在椅子上一言不发，愁容满面，意思说你们这样下去怎么办。我们对他的劝告却不以为然， 难道让我们念书后和你一样受批判?由于我们属于父亲政治历史未定案的黑五类子弟，多次征兵招工与我们无缘。

1971年，我终于在插队一年后在太谷县油刷社当上了工人。其间在农学院承包过油漆工程，20岁的我穿着一身油漆的工作服，提个油漆桶，在校园里爬高钻低，东家进，西家出，干了半年，家喻户晓。父亲当年20岁时只身离开陕北榆林，步行12天来到太谷铭贤上高中时就在同一个校园里，他半夜到发电厂打工还一边为机器加油， 一边背诵英文单词。父亲当年打工的目的是生存和求知， 我打工的目的是什么呢? 自己不学无术，只能出卖劳力， 加上“狗崽子”的身份， 没有任何社会地位。 “磨难励志”，我才对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和指点迷津恍然大悟。

1972年开始，我不顾别人的嘲笑，偷偷将文革前中学课本找出来，逐道做例题和习题，每天学习几个小时。后来二哥文焕也开始和我一起自学。我们还悄悄地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脸上终于有了微笑。一贯节约的他在补发工资后破例为我们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在农学院有利的条件是，有了数学和物理问题，我就求教陆智良先生，有了化学问题就求教郭定成先生，有了英文问题就求教冀一仑和陈经纲先生。 

1972年大学开始工农兵学员，我们有了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命运的想法。这种想法和父亲的愿望一致，因为他老人家觉得他教了一辈大学，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至少可以上个大学。但实际上被证明是白日做梦，异想天开。因为文革本身就是要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上大学要经过层层推荐和严格的政治审查。1973年，我没有被正式推荐，但靠体育名额参加了文化考试，当时数学12道题选作6道，我作对了11道，名列前茅。结果受名额指标限制，更因为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不算。后来几年，虽然我们全家竭尽全力，到处磕头烧香，我们兄弟三人最终也没有任何上大学机会。好在1975年，我有幸从头至尾旁听了陆智良先生为全校“回炉班”开设的“高等数学”课程。我虽然不是正式学生，但也按期向陆先生交了考试作业和参加考试，据他太太徐老师悄悄告诉我，说完成的不比那些正规大学生学生差。

1975年底，我终于有幸得到跟随父亲到雁北农学院去艰苦创业、开辟新天地的机会，我正式做了父亲的教辅，进入了畜牧专业。后来又在父亲关怀下指导下注册了学校的在职学生。在当时“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父亲却将我由一个“工人阶级”一员转到一个“臭老九”成堆，当时不被看好[1]的的农业学校里变成了一个没有名份的“小知识分子”；离开物产丰富，气候温和的晋中盆地“金太谷”到了寒冷边远“寸草不生”的雁门关外学习畜牧专业。许多人都认为没有任何个人或者专业发展前途，甚至有些荒唐可笑。“春江冷暖鸭先知”，雁北条件虽然差，在学校里，至少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在知识的海洋里翱翔，可以学习畜牧科学，可以接触不断发展进步的生物前沿学科，不再为完成每天生产任务担忧了。那段时间我跟着父亲在雁北农学院扎扎实实系统学习了数理化，动物营养，遗传，统计，育种等课程。特别是1975年山西农学院畜牧系冀一伦教授和基础部陆智良等先生集体翻译了J.F.拉斯里的《家畜改良遗传学》，我有幸得到从父亲那里得到该书的英文原著，可以中英文对照学习，帮助很大，受益匪浅。

            1976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被华国锋粉碎，1977年邓小平复出，举国欢腾，科学春天终于到来。他们大刀阔斧进行拨乱反正，不仅恢复停止长达11年的大学招生高考，而且较大规模地重新开始了解放后由于政治因素基本停顿的研究生招生。当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远在塞外高原的我恍如隔世，欢欣鼓舞，摩拳擦掌，积极准备。当时“井蛙观天”的我的确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斗胆报考了一代宗师，北京农大吴仲贤先生的研究生。按照父亲的说法，是确实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但是他也还是默默地鼓励我试试看。

 

那是1978年春天，我满怀信心地骑车自行车到60里外的大同市参加全国统一研究生考试，背上书包里扛着全校唯一的 一台20多斤重的德国造手摇计算机。那台机器是从山西农学院分来的，还真派上了用场，帮助我做对了吴先生那道方差分析的考题。就是摇动起来声音很大，好在大同考场里就4-5个人，也没有人提出意见。有点出乎意外的是，考题中吴先生问了一道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的问题。当时实用主义甚嚣尘上，觉得微生物遗传工程与动物育种很遥远。30多年后的今天，分子遗传学在动物育种中日益得到广泛应用。现在我们才理解，当年吴先生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早早就高瞻远瞩地预测了新学科的应用价值和其深远影响。虽然当时自己远在雁北塞外，毕竟处于学校和家庭学术环境，资料信息方面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那年雁北农学院有几个年轻教师都考上了研究生，我们算是先人一步，捷足先登了。

 

后来又在盛夏8月份冒着酷暑去涿县参加复试。那年报考吴先生有十几个人，原计划招收3人。复试后综合成绩合格，又扩大招收2人，杨达和我才得以破格录取。我们5人和其他几十位同学一道，便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宠儿”。仅仅从这一点看，吴先生当年看到国家多年动乱，人才青黄不接，多为国家培养人才，弥补十年浩劫造成的损失。他没有嫌弃我们基础差，学历浅，而是看到我们勤奋好学，后生可畏。在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把握上，网开一面，持经达变，大发慈悲，我们终于有幸得到他的知遇之恩。

 

1978年第一次到吴先生家拜访，看到的一幅景象令我至今难忘。吴先生老两口加保姆，住在一个不足15平方米的房间，他们的“家”是一间实验室用草席隔成几个小间之一。隔壁说话的声音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干脆坐到院子里聊天。我当时虽然理解到“流离失所”的吴先生在北京能有一个栖身之地是多么不易，实际情况之差，还是大大超过了我的想象。堂堂国家二级教授，会被沦落到如此悲惨境地。因为1971年张仲葛教授到山西看望插队女儿时曾经到我们家中小住，对北京农大被扫地出门，颠沛流离，搬迁延安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虽然后来学校搬回了河北涿县，成立了华北农大，情况才有所改善。所以我所看到的情况已经是不幸之大幸了。“四人帮”破坏教育，迫害知识分子，农业院校和农业院校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北京农大显然是重灾区里的重灾户。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吴先生当年在文革时期，冒着违抗“四人帮”的“崇洋媚外”和“知识越多越反动”政治压力，克服延安“克山病”的痛苦，克服资料缺乏，没有复印机，没有计算机，甚至没有助手的重重困难。依靠坚定的信心，恐怕就是在那间小屋里日以继夜地于1973年8月完成被文革腥风血雨，倒行逆施，颠沛流离所中断的《统计遗传学》巨著的。与司马迁当年写《史记》所遭遇到的困难相类似。

所幸该书于1977年10月，即粉碎“四人帮”一年后正式出版，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吴先生将西方学者过去几十年在群体遗传学，生物统计学，数量遗传学，统计遗传学和动物育种学理论的精华内容和最新研究成果，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深入浅出地呈现在中国学者面前。吴先生在书中使用了一定的篇幅精辟介绍统计学、群体遗传学和数量遗传学的基本原理，书中大部分篇幅还是集中到了统计遗传学和动物育种，即遗传参数，不同亲属的资料估计育种值和选择指数的应用。以吴先生在书中最后短短几章对于不同家畜家禽育种，包括乳牛，肉猪，蛋鸡，肉鸡和绵羊育种的系统总结为例，其见地论述的精辟和深刻程度，可以说是简单明了，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真知灼见。理论水平甚至超过了西方那些具体从事畜禽育种理论和实践工作的学者。不要忘记，吴先生仅仅是靠阅读国外遗传育种书籍资料和科学论文和实验报告后得到的体会、感悟、灵感和升华。他老人家的厚重的知识沉淀和聪明才智表现在惊人的消化吸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归纳演绎，分析总结和高度概括的能力方面。至少在我国畜牧界是“前无古人”的，令人叹为观止。有吴先生这样 世界级的学术权威真是我们畜牧界的光荣、骄傲和幸运。

对应于当时百废待兴的大好形势，吴仲贤教授的开拓性工作及时填补了我国的空白。 以至从那时起，我国的许多科学家都可以豪迈地宣称， 我国在家畜育种科学理论上并不落后。吴先生的巨著40多年前的出版，对于今天我国畜牧业的蓬勃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中国数量遗传学和动物育种学的的划时代贡献，如何评价也不过分。

与其他几位同学一起，我们幸运地成为文革后由吴先生亲自讲授，系统学习《统计遗传学》巨著的学生。吴先生不仅知识渊博厚重，思维严谨敏捷，而且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吴仲贤教授雄厚的英文和数学功底，在全国畜牧界， 以至生物界都是首屈一指，却没有一点点持才傲物，目空一切的架子。无论给我们讲课，还是开会讨论或者到老人家里请教问题，吴先生都能从哲学，历史和学科发展的角度和世界水平的高度，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把问题解释的条理清楚，头头是道，使我们觉得茅塞顿开，如浴春风。无论讲课还是闲聊，吴先生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十分严谨，好像是在陈述一个数学定理，但是又不失幽默和高度的概括性和哲理性。可以说，吴先生不仅是一个统计学大师，遗传学大师，育种学大师，更是一个哲学大师和语言学大师。在他面前，我们永远是那么无知和渺小，仿佛是一群小学生在和一个伟大的天才在请教和讨论问题。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百废待兴，我们虽然贵为“研究生”，实际上，经过文化革命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不过是些“羊群里的骆驼”，英文基础和业务基础都比较差，特别是我们的英语口语，更是“南腔北调，不知所云”。学校专门为原来学俄语的同学开设了英语班，从26个字母开始。吴先生也注意到我们的问题，及时为我们补课，他不但用英文给我们讲解“统计遗传学”，甚至专门为我们开了英文文学课，吴师母也来听课。吴先生的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和敬业精神使我们几个在全校研究生中独树一帜，令其他同学羡慕。作为他的学生，我们不仅有学习的压力，而且也深深体会到语言和外语对于我们的成才是多么重要。现在回忆起来，我们也不禁为吴先生“诲人不倦，爱生如子”的广阔胸怀和慈爱精神感恩戴德。 

吴先生的纯正的英语口音和英语语言表达能力和渊博的知识在有外国教授来访交流时我们才真正领略到。1980年吴先生曾经与来访著名的IOWA大学的养禽教授A. W. Nordskog有过一场辩论，那时国门刚刚打开，外国教授来访是新奇的事情。A. W. Nordskog有关家禽育种的学术报告谈到一个观点，即遗传变量是可以剖分的，但表型值却不可以剖分。他举例勾股定理中 3² + 4²=5²，但是 3+4≠5。吴先生敏锐地认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表型值照样是可以剖分的。吴先生举例说一个有生产性状表型值的家畜，同时也有其育种值的表达，用遗传力就可以将表型值剖分为遗传和环境两部分。在家畜发育的不同阶段，个体育种值都可以由其祖先，本身，兄妹和后代的资料来估测，这一点对于许多没有本身资料的限性性状的雄性畜禽尤其重要，因为他们肩负着品种遗传改良的重任，如公牛奶牛的产奶量育种值的估计和表达。吴先生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因为畜禽育种学的核心就是不断将优秀个体的基因扩散到整个群体，而鉴定遗传值优越的个体又是育种值估测系统的核心。在30年后的今天，分子遗传信息对于早期畜禽个体的育种值的鉴别和估测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大有取代后裔测定的趋势。重温吴先生当年的远见卓识，不得不佩服老人家对于遗传学和育种学的透彻理解和深刻洞见。他不愧为我国为数不多的世界级优秀统计遗传学家。

吴先生对我论文题目的指导也表现了他非凡的洞察力，由于吴先生对于世界上各类家畜的遗传改良情况了如指掌，先生让我去调查太湖猪的繁殖性能。这个课题本身意义非凡，因为太湖猪是世界上繁殖力最高的猪种。猪繁殖力遗传力低，本品种选育非常困难。太湖猪高产基因对于世界猪种遗传改良的重要性不言而渝。由于吴先生和影响力，调查工作得到得到了江苏农科院葛云山先生，南京农学院陈效华先生，上海农科院赵志龙先生和浙江农大许继初先生等的大力协助。江苏（江阴，武进，无锡，常熟，吴江，苏州，太仓，昆山），上海（松江，嘉定）和浙江（嘉善，嘉兴，平湖） 等地调查太湖猪的繁殖性能。我的调查工作进展顺利，为期三个多月，取得了二花脸，枫泾猪，梅山猪和嘉定黑猪的第一手资料，收集了上千头繁殖母猪的不同胎次繁殖性能的资料。论文资料统计分析整理完毕成文后发表时，吴先生又坚持让我作为唯一作者发表于“畜牧兽医”学报，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后来又整理出来两篇分别发表于1982年马德里“世界遗传学应用于动物生产大会”，已及1983年明尼苏达大学的 Bill Rempel教授一起发表于“动物生产”杂志。另外，还有一篇在《遗传》杂志上关于杂种优势及其统计检验的文章。

由于父亲和吴仲贤教授多年的同事关系，吴先生对我恩爱有加。我是为数不多能在他家和师母一块进餐的研究生，引起了同学们的羡慕。 在他老人家和父亲的关怀下， 我能够留学美国。吴先生亲自打印了推荐信并且花邮高昂费寄到美国大学。 留美后，我和吴先生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2007年初，我和张勤教授因为父亲文集的事专程去请他做序。先生欣然同意，并且赞扬父亲为全国养猪界和动物育种界培育了不少人材。虽然我觉的自己有愧于他的培养，他还说“士隔三日，刮目相看”。虽然96岁的他老人家和师母都已经没有以前精神了，我当时并不理解那一面是和先生的永诀。到那年6月，吴先生驾鹤西去，我才万分感谢上苍安排我能够有幸在他仙世之前拜见他一最后一面。因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86年初，由于种种其他原因，山西农大突然安排我回国探亲，有幸回国与到父亲交流，谁知那也是与他老人家在人间的最后一面。

 

1996年， 在父亲仙逝10周年之际，吴先生写道：“岁月匆匆，我国著名养猪学专家张龙志先生与我们永别已经是十年了，想到这十年中我国各项建设中所取得的进步，尤其是农业建设与养猪事业的发展，例如在猪肉瘦肉量的提高，猪肉总产量与人均食用量的提高所取得的进步，更联系到这些进步与奠基人们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是分不开的，真是令人感慨万分。

谁能想到在我们亲眼见到的短短几十年中，在受尽帝国主义欺凌，抗战艰苦和十年动乱的磨炼后，我们国家会一跃而变成举世瞩目的强国，即将洗刷我们国家民族几百年来受尽的耻辱，即将收复我们的失地香港、澳门呢?谁能忘记在我们幼年时所见到我国凹背肚大的猪种的面貌与现在我们农场和农家所到处饲养的猪的区别呢?国家兴旺了，各项事业发达了，人们往往认为这一切是必然的，而容易忽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所隐藏的其中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例，其大小虽不可同日而语，但性质是相同的，那就是，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固然有许多伟人的业绩，但同时有许多无名英雄默默奋斗，作出贡献和牺牲，从而造成这个时代的伟大。

龙志先生的岗位是在大学教书，但他的科研工作是在农村，在广大地域的实验场，他为中国猪的改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仅用国外猪种，也用国内猪种，如内江猪改良山西猪，积累了许多杂种优势的资料，这些工作又启发了以后的兼用国外猪种和国内猪种的三交猪的发展，把猪的杂交改良推广到广大的农村中。”

吴先生对父亲的评价也包括了他自己。他和父亲虽然各有特长，但都是我国畜牧界叱咤风云，创造历史的人物。他们也都荣幸地在百年之后被后人树立了铜像纪念。其实他们有很多雷同之处，譬如酷爱科学研究，谨小慎微的他们在1957年都守口如瓶，没有被划为右派；受过西方严格训练，作为统计学专家的他们在1958年浮夸风中都实事求是，头脑冷静；乱世忠臣，忍辱负重的他们文革中都在逆境中坚持知难而进，成就斐然。他们谦虚好学的学习态度，他们严谨认真的科学作风，他们对科研事业的一寸丹心，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和他们以屈求伸，以柔克刚的政治智慧都是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用若水如山来形容他们的智慧人生比较贴切。他们胸怀广阔，持经达变，外在像水一样的谦卑、柔韧、适应、包容。他们又坚定不移，坚持原则，内在像山一样的高大、坚韧、使命、坚强。值得我们永远认真学习和继承。

 

 

祭吴先生100诞辰

 

天资智慧集一身，

科教救国负使命。

百花齐放讲真理，

十年流离著雄文。

爱生如子拨迷雾，

诲人不倦浴春风。

博学远眺多建树，

晚年欣慰国强盛。

前贤奋斗奠雄基，

后辈仰望祭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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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1968.7.22）：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