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的日记，胡适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能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那个年代，象鲁迅，傅斯年，徐志摩都把原来的老婆丢掉了，可胡适没有把自己那个乡下的小脚老婆丢掉。
罗素说：胡适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他绝不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
关于胡适之，格式各样的传记，长文很多很多，本小文不能叙之万一。捡来上面的三件小事，是想剖析一下，这位反儒的先驱骨子里的儒性。
1.儒者是不理财的。
和真正的儒者一样，胡适的金钱观念是淡薄的。这绝不是什么故作清高，而是真清高！
所以，在非动荡年代，官僚阶层以儒者担当最为合适。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基本是配合反封建而杜撰出来的，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恰恰相反，多少儒者高官，权倾一时，一旦遭贬，立刻家道中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更不屑于财富上的积累！说来有趣，凡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儒者，他们几乎都经历过宦海沉浮。今天是丞相，明天就可能去当个县丞或一介庶民，后天又可以官复原职，为何？因为作为儒者，他们在为官时的个人修为是没有问题的。这在今天的中西方官僚体系中是不能想象的。就如当年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虽为政敌，但都节亮品高。随着变法的起起落落，他们的各自仕途也浮浮沉沉。然而，对于他们而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所以，千百年后的我们，还会在每年的“爆竹声中一岁除”后，感受到“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的梅的高风亮节，还会在煌煌的《资治通鉴》中汲取无尽的治国安邦的智慧。
今天，在以实用论，金钱论为核心的商业社会价值观的冲击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官员们，他们不能想象，也不相信过去的儒者为官会不贪；他们不会懂得什么叫陶情山水，徜徉诗乡；他们只相信财富的力量。
而儒者们会非常清高地告诉今天那些人：有些事很了不起，跟钱没关系！
2.儒者是不休妻的。
儒者总是把责任放在第一，而不是自由。所以，儒者是不休妻的。
当西学盛行，儒学式微之时，为了自由，很多人放弃了责任；当人性解放，魔性亦得以释放之际，鲁迅和徐志摩们用追求真爱的大旗，去抗衡那礼法的牌坊。当然，在他们那问心无愧的面容下，难以掩藏其心中的贪欲之魔。
很难说自由和责任哪个更重要？然而，追求自由的过程确实是一个人格渐次冲破礼法和道德的过程。“以快乐和痛苦的感受，作为个人的人生准则勉强可以，但绝不能成为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康德语。这句话几乎就是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的西式注解。伟大的思想家们，无论身处西方还是东方，他们总是能在人性与社会的关系的探索中找到共鸣。其实，无论东西方，被社会肯定的正面伦理价值体系中，“理”总是对“欲”有优先性的。那种一味鼓吹个体解放的感性法则，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传统。
那种为了追求所谓的个人幸福而抛弃责任的，永远是被儒家中的大丈夫所不齿的。因为他们视之为“不义”。
3. 儒者是兼容并包的。
罗素是了解胡适的。蔡元培是这样，胡适也是这样。所以，他们虽是新文化的先驱，同时也是最后的儒者。他们不因为自己满脑的西学思想，而放弃了满腹经纶。儒者可能是在所有的宗教或学说的信徒中最具包容性的。与其他信徒们相比，儒者们最能接受本学说以外的东西，并做到兼包并蓄。
自从独尊儒术那天开始，儒者们便开始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身学说，容纳新鲜血液。由开始的援道入儒，到后来的援释入儒，使得道家和释家很好地融入了儒家社会。儒家所尊崇的伟大的天人合一，与道家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遥相呼应；儒者中不乏大量的佛教徒；道与佛的智慧融入到儒之后，便形成了王阳明的伟大心学。。。以至于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那些儒者们首先冲出国门，去探求新的治国救国之道，把科学和民主的崭新思想引入到中国的也正是他们——最后的儒者：康有为，梁启超，胡适，蔡元培。。。
“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从前禅宗和尚如是说
“最后的儒者西去，誓要成为那不受人惑的人。”我说。（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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