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 不属于我的春天来了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文化领域的禁锢也在缓解,许多文革时期的禁书也慢慢地解禁了。我从朋友那里借到了一本《红楼梦》。与其说书里的林,贾之恋让我唏嘘,倒不如说凤姐的为人给了我更多的人生提示,刘姥姥的三进大观园让我知道了许多待人处事的规矩,真是受益匪浅。
春江水暖鸭先知。随着邓小平先生回归领导岗位,人们再度然起了对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期盼,大家都知道,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其关键就是科学与教育。以此推理,恢复高考,也就指日可待了。正是基于这种期待,我在母亲及她的同事的帮助下,开始搜集高中的老教材,自学高中有关课程。我随身携带着自习用的教材,只要有一点点空余的时间,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读书中去。事情不知被谁“捅到”了基层店党支部段副书记那里,以致他在一次例行的青年学事实(读报)活动之时不指名地提到:最近,有个别青年职工不务正业,在上班时间看闲书,这是不能容忍的。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其中的“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的决定,则从政策上解除了紧紧套在与我相似的“黑五类子弟”头上的紧箍咒。
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春雷一样响彻神州大地。不久,1977年高考报名通知公布了。我拿着报纸找到了中山路基层店负责人事的潘师傅提出,我要报名参加高考。她很高兴地说:真没想到咱们店里也要出大学生了,好好干,也给咱们售货员争争光。在她的帮助下,我顺利地拿到了文科准考证。
12月10日,我来到了设在我的母校----天津十中的考场,成了当年570万考生中的一员。我知道自己的基础薄弱,但是,我竭尽平素所学,答完了政治、语文、数学,历史与地理考卷。
参加完了高考,我又回到肉铺,边工作边等待录取通知书。然而,期待中的录取通知书没有来,考试成绩单也没有来。
小表姨也参加了高考,这个当年女二中的高才生,终于如愿考进了天津医学院,后来成了一名妇产科医生,我家老大就是她亲手接生的。
不久,市里组织修建地下防空通道的四马路区段,店里把我调去当小工。不要轻视建筑工,那是技术活,我们干不了,我们的工作就是:搬砖,搬水泥,搬沙子。
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那不畏艰苦、勇攀高峰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我。工作休息时,我望着那和不完的灰沙,搬不完砖,默默地想:如果陈景润也来这里和泥,搬砖,还会有什么猜想吗?
两个月后,修防空通道的工作结束了,我回到了五马路副食店,然而,等待我的是一纸调令:调往河北区蔬菜副食品公司熟食加工厂。我知道该厂位于王串场,离刘联合家不远,刘联合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但是,离我家一个单程,即使是骑自行车也至少要一个小时。响晴薄日还则罢了,遇到酷暑寒冬可就受罪了。我不明白,公司的宗旨历来是就近安排工作,为什么要把我“发配”到那里呢?后来,潘师傅偷偷地告诉我:是段书记到公司给你告了状,说你不安心本职工作,好高骛远,留在这里会将所有的青年职工都带坏了。所以公司才发出了这个调令。
知道了原委,我拿着调令来到了公司。我首先表态,服从公司调动,但是希望公司帮我弄清并解决几个问题:
1)为什么要调我?
2)公司有就近安排工作的规定,按此规定,我应该被调到鸿顺里基层店,现在,公司是否要为我破坏这个规定?
3)我可以服从调动,但是,徒步要3个小时的路程,我只能按平时到五马路副食店上班时的出发时间开始计时,路途所费时间都应该算在我的工作时间之内;
4)希望公司发给我一张“26英寸自行车”的购车卷,以节约我的通勤时间,增加实际工作时间。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26英寸自行车”的购车卷,可是极其稀罕之物,有权见到它的谁不想占为己有而会发给一个普通职工?公司办公室主任听了我的要求后说:不是早就听说你是有表有车了吗?我说,有表,不假,车是借的,已经还给人家了。现在没有了,只等公司的购车卷了。我个子矮,最好能赏一张“26英寸自行车”的购车卷。不然,靠“11”号自行车,往返就要六个小时,我实际在厂里只能工作约三个小时;即使公司给报销月票,实际到厂工作时间估计也不会超过五个小时,这一点希望公司理解。她想了想说:你的要求我们知道了,让我们考虑考虑再答复你吧。
过了几天,一张新的调令送到了我家,我自此被调到了小王庄基层店,分配到了吉德副食店(基层店就在副食店的二楼)的蔬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