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 祖国在受难
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人们在希望与失望，乃至绝望中挣扎。
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患癌症逝世了，享年78岁（今天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纪念日！他没有子女、没有房产、没有墓地，两袖清风，鞠躬尽瘁！）。他的去世诱发了“4.5天安门事件”，全国人民一下子从搞好“四个现代化”的祈望之巅被打到了“红色恐怖”之下。但是，已经不再追求“上进”的我，反倒是置身于“乱世”之外，除了有新电影时一定要赶头轮观影外，就是闷在屋里，抱着收音机，跟着电台的“函授日语”节目学日语，或者读读四处找来小说，乐得逍遥。基层店也曾经找我去写写批判文章，我无法违背自己的良心，便借故江郎才已尽，只想剔好肉为由拒绝了。五马路副食店的郭畅益副主任也曾动员我再度出山，我告诉她：我这个“黑五类子弟”，还知道自己该吃几碗干饭，能把本职工作做好不就行了？至于每周一次团支部组织的青年学事实（读报）活动，就更是找个借口就不参加了。
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以90岁的高龄与世长辞。接连而至的噩耗已经让“红色恐怖”之下的亿万中国人不敢再宣泄自己的悲痛，只能将悲伤与不满化做一腔闷气压在心底。
7月28日凌晨03时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度为里氏7.8级（国外测定为里氏8.2级），震中烈度达11度的大地震！剧烈的震感将我和母亲从梦中惊醒，当我拽着弟弟逃出房门的一霎那，靠近床铺的那一面墙整个扇砸下来，把我们用课桌拼起来的“床”砸得粉碎。好在一出屋门就是学校的大操场，周围也没有高度超过5米的建筑物，相对安全了。我们母子三人无助地站在操场中央随着余震摇晃到了天亮。这时，学校周围的居民开始往空旷的操场聚集，母亲的一位早年教过的学生带来了一块大苫布，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支起了一顶简易帐篷，又从没有坍塌的教室里搬来一些课桌椅搭起了简易的“床”，铺上凉席以用来安顿老人和孩子。
收拾停当，我推起自行车准备去单位看看，一出校门，外面的状况让我惊呆了：原有的居民房舍东倒西歪，到处都是瓦砾场，散乱的砖头，瓦砾阻断了道路。车是无法骑了，我只好把车子放在帐篷旁边徒步去上班。相对于我家所在的四马路，五马路的灾情更加严重，临街的房屋，基本上是临街的墙扇倒在路旁，而对面的墙则整个扇砸在屋里。铁工厂的烟囱顶部三米余高的一截来了个水平位移，整个砸在了附近的民宅里。赵厂长一家五口就在睡梦中直奔“天堂”了。不幸中之万幸，如此强烈的地震，并没有诱发火灾等二次灾害。来到了副食店一看，虽然房屋结构的损坏不太严重，但是，所有的柜架全部倾倒，商品散落一地，瓶瓶罐罐毁坏无数，唯一损失不大的倒是猪肉组，因为未剔的肉尚在半地下的池子里泡着，剔好的肉都在冰桶里。
俗话说，祸不单行。下午，一场暴雨降临津门。遭受重创的城市排水系统无法承受雨量之巨，整个五马路都被泡在了齐膝深的雨水中，二五四军医院里池塘中的鱼儿们随着漫槽的雨水游到了大街上，给灾区的孩子们带来了捕鱼的欢乐。然而，浸泡在水里的简易窝棚和无法点燃的煤球炉却让持家之人们怨声载道。好在军医院将所有的野战行军锅都拿了出来支起了行军灶，居民们也各尽所有贡献出了从各自的废墟中挖出来的粮食做成主食，我们副食店也将库存的所有蔬菜贡献了出来，使当地的灾民们“享受” 了一顿共产主义晚餐。
虽然店里有四位男职工，却只有我和小陈年轻，而我又家离商店最近，于是，郭副主任就跟我商量能否在店里值夜。反正我的家在灾后已经难以再叫“家”了，我也就爽快地答应了。
傍晚，我提前回家取些洗涮用品以便值夜用，回到学校操场，场景使我惊呆了。离开家才多半天，原来空旷的操场已经“挤满”了各种形态的临时窝棚。好在我还记得临离开家时所搭起的帐篷的外观，很快就找到了母亲和弟弟，他们已经从塌的一塌糊涂的屋里取出了能用的被褥，用布帘做了个隔断，并从屋里拉出了一根电线，点亮了电灯，算是借着老学生的光有了安身之所。帐篷生活一直持续到十月底。
又到了征兵的季节，我也报名了。不过体检时，一测视力，医生笑了，就你这大近视眼，为什么不戴眼镜，跑到这里凑什么热闹。同去的同事也问我，咱们共事有两年了，还真不知道你是近视眼，也没见过你戴眼镜呀。我笑着说:我有眼镜，但是，只在看电影的时候才戴。你当然没见过。当兵跳槽是没希望了，只好回去接着当屠夫。
1976年9月9日凌晨0点10分，一颗巨星陨落了，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整个中国沉浸在哀痛之中，在追悼会上，随着哀乐，哭声一片，李爱英还哭晕了过去；心死之人，没有悲伤，我没能挤出哪怕一滴泪水，只是用事先撒上辣椒粉的手绢将眼睛揉得通红以摆摆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