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脱离苦海
1973年7月初，母亲从天津回来了，同时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母亲被平反、恢复公职了！得知母亲被平反了，河堤八号的邻居们以及亲友们纷纷过来向我们道喜。到了此时，我才知道，父亲虽是冯家三代单传的男丁，但并不孤单。我有两个姑妈，三个姑表哥和三个姑表姐，表外甥，表侄子更是一大帮，我奶奶那一脉上有一个表叔，居然还屡次登上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亲戚们聚齐了的话，少说也有四十多口。为了以示庆祝，母亲提议为大家包一次饺子，为此，开列了采购清单。他们分头去采购，二表嫂甚至提前一天就炖好了一大锅猪骨头汤说是用来煮饺子。梧州人，通常只用菜墩，不用面板，更没见过擀面杖。于是，大表哥就四处寻找大块的厚木板，请木匠刨平权当面板。二表哥则找来了口径细的木锨把，截断，再用砂纸细细地打磨后权当擀面杖，又去米粉摊借了一把漏勺，所需工具算是备齐了。
那天一清早，大家就都聚齐在位于鸡脚山下的二姑妈家，母亲先是教授女士们和面与拌饺子馅的技巧，然后，依次教授擀皮及捏饺子的技巧。经过近三个小时的努力，几百个饺子被包好了。二表嫂将骨头汤煮开后，开始下饺子。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吃到饺子，他们边吃边赞不绝口，我也是第一次吃到骨头汤煮的饺子，严格地说，那应该叫厚皮的馄饨。虽然，大家大呼好吃，却不把饺子当饭吃，另外还预备了大米饭和其他的菜肴。因为恰逢当时开展“打狗运动”，人们买来了一只被打狗队打死的大黄狗，炖了一锅香喷喷的狗肉，对很久没有沾过荤腥的我来说，真乃无上美味佳肴。以至至今回味起来仍然垂涎三尺。
二哥从乡下回来了，母亲想让他跟我们一起回天津，但是，他拒绝了。父亲也丛昭平回来了，遗憾的是，父亲的在津原工作单位以我父亲不能提供“起义解放证”，而且，“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也不是他们给我父亲戴上的为由，拒绝承担给我父亲平反的责任。这样一来，当地自然不承认他在政治上获得平反，不准他离开昭平。更要命的事，父亲的在津原工作单位一直以父亲是自己辞职的为由，不予恢复父亲的工作，因此，父亲也不能跟我们一起返回天津。
历史就是这么荒谬，父亲头上这顶“历史反革命”的桂冠一直压着他并祸害我们全家，却一直不知道是谁给他戴上的？！他至死既没能被摘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也没能名正言顺地返回天津。
在向工厂路小学附设初中班的老师们话别时，薛老师满怀期望地对我说：你很有文采，将来如果有上大学的机会，一定要上文科。然而，教我数学的杨老师则说：你如果不上理工科就太亏了，如果有上大学的机会，你一定要上理工科。
7月下旬，我们的4年零10个月的苦难历程终于结束了。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三人，注销了在梧州的户口，锁上了房门，告别了河堤路9号，经广州返回了天津。母亲虽然被平反，却拖着一个大尾巴：虽然摘掉了“右倾翻案急先锋”的帽子，但是，历史反革命之妻的身份没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