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步入学堂
暑假一过，我上学了。最初，我就近进了母亲所在的东窑洼小学。一年级部是在东院。那里，与当今香火极盛的庙宇---大悲院---仅一破墙之隔。那时的大悲院，基本上没有香火，阴暗的大殿里，长久无人光顾的佛像上结满了蜘蛛网，到处散发着一股股霉臭味。不过，那里却成了在课余时，我带领同学们捉迷藏的好去处。不到两周，母亲带着我转学到了离我家有两个路口的元纬路小学。事后，母亲对我说：我的班主任向母亲告状说我：“整天带着同学们在那摇摇欲坠的佛像堆里玩，真要是把那些摇摇欲坠的佛像们碰倒了，伤了人，学校可负不起那个责任。”没办法，母亲只好给我办了转校手续，以远离是非之地。
在元纬路小学，我被编入了一年三班，班主任是语文教师吴淑荣老师。元纬路小学也分成了两个教学区，一个在元纬路上靠近二马路口，学校对面是邮局；另一个则在二马路的位于元纬路和黄纬路之间的一个没有操场的大院里。整条二马路，就这一段最热闹。元纬路口是“15号副食店”，黄纬路口则是“黄二牛羊肉店”。街道两侧则是各式各样的小门脸：修鞋的、补锅的、爆米花的、卖文具的……，应有尽有。
到了第二学期，要准备建立少先队了，吴老师根据第一学期的学习成绩，初步提名，并由班里的同学们举手选举了七名同学作为少先队的干部候补。在首次工作分配会上，我替吴老师分派了任务：姜晓杰（女），歌唱的好，就当宣传委员吧；彭联国，学习成绩不错，就当学习委员吧，冯六弟跑得快，就当体育委员吧；此后，又委派了其余三名同学分别担任三个小队的小队长。分派完毕，我问吴老师：这么分配行吗？吴老师说：行倒是行，可是，中队主席还空缺呀？我答到：现在，就剩我无事可干了，那就由我来担任中队主席吧。就这样，我成了一年三班未来的少先队中队长。只等着暑假后升入二年级，正式成立少先队，给我佩带“两条杠”的中队长标识了。
春天来了。一天，吴老师对同学们说：国家需要蓖麻油，现在学校要分发一些蓖麻籽，家里有空地的同学，回家与家长商量一下，争取多种些蓖麻，秋天收获蓖麻籽后交给学校，支援国家建设。
放学后，我召集了班干部和几个块儿头大的男生，告诉他们：我家院里有点儿空地，能种蓖麻，可是没有肥料。咱们从离学校近的同学的家里借些扫帚和簸箕，分头到马路上去收集散落在路上的马粪，然后，集中到我家。
那时，元福里6号里，共有五户人家，最里面的杨家，有两间房子，杨大爷早已去世，生前娶有三房太太，二娘无出，三娘有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了，还有一个正在上学，腿有残疾的儿子（大排行为第五，人称：瘸老五）。他们用一堵墙造就了院中院，贴着墙，种了一架葡萄。每年，在收获葡萄的季节，二娘常常偷偷地摘些葡萄给我吃。贴着那堵墙，有一块不到一平方米的空地，就成了我的蓖麻田。我和同学们用铁锨挖了一个深深的坑，将收集来的马粪放在里面后铺上土，然后种下了蓖麻的种子。父亲下班时还丛工地捎回了几块不太规则的废弃砖块排成花桠将蓖麻田变成了小花圃。
多年的军旅生涯使父亲的生活很规范，规矩。他也如此要求我：比如：每天一早起来尽可能完成解大便的程序；夏天，每天都要洗澡；当天的作业，必须当天完成；吃饭不可磨蹭，五分钟内要吃完（在战场上，五分钟内如果不吃饱，或许就会饿一天），办事要讲效率，能一次干好的，不要分成两次.....。
由于哥哥长期寄宿在姑姥姥家，我成了父母的生活帮手。学校下午放学比较早，所以，家里的钥匙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项链”。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必须路过“15号副食店”，所以，买些蔬菜，调味料等生活用品的事，也就成了我放学后的“工作”。每次帮家里买完东西后，父母都会奖励我一点儿零花钱，因此，自那时起，我的口袋里一直“不缺钱”，是班里数得着的“小财主”。这些钱，成了我买小人书、与同学们在捡马粪之余买冰棍儿解渴的资本。
初夏的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叫鲍慧明，是外曾祖母的娘家亲戚。当年，从未上过学堂的他从河北魏县只身来天津学艺，就住在元福里。白天，他出去随师学艺，晚上回来，就是母亲教他识文断字。出师后，在我父母的资助下，他与妻子合力，在小白楼附近开了一个前店后居的小门脸，给那里的达官贵人们做衣服。当然，我母亲的新婚嫁衣也是由他亲自设计，缝制。论辈分，他是我的表哥。他来，是给母亲量体做新装。母亲管他叫：“小裁缝”。他来给我家做衣服，从来不收工钱，说是报答当年我父母的资助之恩。说是“小裁缝”，本事并不小，当年，第一夫人王光美随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四国时，充分展现其优雅仪态的着装都是由专门为号称“夫人小组（据说是由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员的夫人们构成）”服务的三人裁缝小组设计，缝制的。鲍慧明，就是那三个人之一，也是当年天津市屈指可数的八级（服装界最高技术级别）裁缝之一。1962年，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华时，特意邀请我表哥去蒙古为他们培训服装设计人员。一年合同期满后，他无法忍受蒙古人的早期傲慢与后期谦卑，放弃高薪毅然回国，我的大表侄因此享受爱国华侨待遇被保送进了清华大学。在后来的文革风暴中，他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一来，他知恩图报，为人随和，没有种下仇人；二来，他自认识字不多，没有领导才能，连小组长都未当过，所以，跟“当权派”三字攀不上瓜葛；三来，不论男女，都希望自己穿得漂亮些，离不开他的手艺，不愿意过分为难他；况且，他还顶着一副爱国，归国华侨的桂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