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我出生在河北区水臯妇产科医院。其实,我本不该降临到这个世上,只是因为我的姐姐(小名:庆庆)在1岁多时因出麻疹并发肺炎而夭折了。尽管我有两个哥哥,但望女心切的母亲还是决定再生一个,希望上天能再赐给她一个女孩。然而,她失望了。不过,父亲很高兴,三代单传的他,有了仨儿子,大可不必再为能否延续冯家的香火而犯愁了。
1958年5月,大跃进的风暴开始席卷中华大地。我母亲休完56天的产假后就恢复工作了,而我也就随着母亲进了学校的托儿所。起初,母亲的奶水还比较充足,后来随着母亲白天上课,晚上参加大炼钢铁的运动,劳累过渡,奶水就渐渐不足了,虽然,家境还能买得起牛奶,可是,带到托儿所的牛奶却被杨阿姨横加克扣(这是在文革批斗会上她自供的),导致我深度的营养不良。随后而至的3年自然灾害,诱发了全国性的食物短缺和饥荒,我家当然也不能幸免。在这艰难的环境中,我虽然没有什么病患,身高却一直没能窜起来。
熬过了困苦的3年,国家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上天也在62年的8月,又给我家送来了一个男丁。父亲当然是最高兴的,没想到3代单传(他有两个姐姐)的冯家到了他这一代,香火如此旺盛。母亲很是无奈,自叹到底是没有女儿命。我也很高兴,因为只要去医院看妈妈,就能吃到那时的稀罕物---槽子糕。远在广西梧州的奶奶也非常高兴,来信问我父亲,既然你现在已经有四个儿子了,能否送一个到梧州来也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父母商讨再三:老幺刚出生,不在考虑之列,老三太小,到奶奶那里给奶奶造成的负担太重,按说应该让老大去,但是,他毕竟能帮着父母带两个幼小的弟弟,那么,只能是将老二送到奶奶那里为宜了。于是,决定籍我二姑妈家的大表哥因大学毕业(中山大学数学力系,师从华罗庚)旅行路过天津之际,假说要带我二哥去北京玩为由,将他带回了梧州。二哥因此致死也没能原谅母亲。后来,二哥对我说,他刚到梧州时才8岁,语言不通,饮食不惯,心情极其沮丧,学说的第一句白话就是骂街:“丢你老拿发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与邻居小孩拳脚相交。由于天津的教育水准比梧州高出许多,尽管二哥他尚未通过语言关,却跳级上了三年级。父母每月都定时地给奶奶汇去二哥的生活费,因此,他是衣食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