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会
上海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钱文健，上海一医的优才生，应该是看见了太多的荒唐抗疫行动，自己妻子又患癌症，他顶不住了，在自己的办公室自杀身亡。幸运的是他妻子自杀的消息是谣言。
他是以死抗争的，他是上海男人，让我们想起了武汉的李文亮，那是一位东北男子汉。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上海富豪也在将钱大量转移到美国，上海正在再次经历郑念所描写的《上海生死劫》。这次从婴儿到老人的死亡来得很突然，几乎完全是人祸。
上海市关闭众多急症室不救孕妇、急腹症、中风、心脏病、肺栓塞的病人，你可以想象这会产生多少冤魂。
我就不相信中国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子，总有那么多麻木的愚民任人关笼子，任人宰割。
我昨天回家的路上，在古董社区看见鹰在自由地飞翔，阿肯森再次鉴定为Cooper’s Hawk。我开始以前是一只，后来发现是两只。我镜头终止的早了点，错过了交配的瞬间，差点拍成了三级片。我也发现了它们的鸟巢，它们经常在这里出沒是有原因的，因为这里是闹市中的一片世外桃源。
它们拥有权力自由进出鸟巢，完全是自己的事，我不会打扰它们，只会用镜头欣赏它们。美国还有一个奇妙的地方，民众友好得让鸟都不怕人，昨天鹰几乎是在我头上不远处鸣欢。
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像自由世界的人们那样能够享受天空，蓝天才是他们的限制，像古董社区的鸟儿那样飞翔？
秋谨也是以死抗争的，鲁迅当年弃医从文就是看见一群中国人观看日本人杀死国人的场景，麻木到了极点。秋谨和鲁迅都希望启蒙那里的人民，以自己的生命或手中的那只笔，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成功。现代西方文明给上海或中国送来了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上海景观也堪比东京和纽约，但是二千五百万人仍然自愿当tyrant施淫威的受害者，这又是因为什么？
我以前很多次说过，如果在美国出现任何像中国那样的封城都会意味着枪战和战争。你警察胆敢上我家门，我将古董房打成蜂窝网状也不会屈服。别说死亡率只有2-4%的新冠，美国如果遭遇死亡率30-50%的鼠疫，美国人仍然会是不自由毋宁死。
上海方舱痊愈者含泪呼唤“警察叔叔”让他们出去，因为小阳人又可能让他们重新感染。“警察叔叔”也沒有办法，他们手里拿着电话一直在给上级打电话，而电话那端最终是昏庸的Empeor在欣赏自己的杰作。
最近有个孩子这样讲述他家的上海惨剧：外婆前几天去世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家里只剩下一点牛奶，妈妈将牛奶留给外婆，妈妈自己用开水涮牛奶盒喝。外婆看见后就不吃东西了，说自己活了很久，不应该再与孩子们抢口吃的。过几天食物来的时候，外婆已经不行了。
这个故事我是从《王剑每日观察》的邮管节目听来的，大家可以从4/14/2022的1:06:05的位置开始看。王剑在读观众来信时自己一个大男人读哭了，我又回溯视频去听后便写了大概故事。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应该是真事。
上海人注意了，你们如果身上出现浮肿就离死亡不远了，饿死人之前都是这种表现。三年“人为灾害”在安徽田梗上饿死的可怜农民就是这样死的，整个天朝达几千万之多。你们上海人生活在大都市，别以为自己不会被饿死，千万不要成为未来历史学家争论的死亡数字。
让我讲点医学知识。我们华大医学院工作着不少非生物或非医学专业的科学家。一点不含糊，学英文、贸易、物理和机械专业的中国人都可以在美国医学院谋生，只要脑袋清楚就行，大部分人都可以在美国养家，培养后代。识别他们的标准之一，就是他们在工作的开始阶段可能会将细胞往水里放，因为他们没有渗透压的概念。细胞内的渗透压比水高，水会往渗透压高的地方走。他们将细胞放水里不久，细胞会因大量水的进入而迅速膨胀而破裂死亡。
这个原理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饥饿的人会浮肿，因为他们血中的蛋白质等溶解物不够，很多天挨饿的结果，使他们血中的渗透压降低。在正常情况下，血管里相对高的渗透压可以把周围组织里多余的水带走，然后通过尿排出去，这里面也带走了不少毒性代谢产物。浮肿是肾功能不良的明显表现，这也是为什么医生要给有些病人利尿的原因。
那么上海人如何在此非常时期避免死亡呢？能够吃到肉或喝上牛奶当然是最好的，因为它们的蛋白质含量高。另外，即使能喝些甜水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任何血液里的溶解物，像蛋白，离子，尿素或糖都可以增加血中的渗透压。再者机体是先利用糖作为能源的，这可以保存机体里的蛋白质。
上海人挨饿时也不要去自杀，那是弱者的表现，而是应该在自己有力气的时候爬起来，冲出去。你们应该洗去上海人身上的小资习气，冲出去当一回有志气的野蛮人，做一回真正的男人。只为去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就是为自己和家人弄点食物回来。
香港变成一国后，开始全面堕落的具体表现就是在疫苗数据上可能做假，鬼才相信他们说的科兴与辉瑞同等效力抗重症。现在终于有第三方非政治因素的报告，虽然也沒见正规论文，新加坡发现科兴疫苗接种者的感染和重症概率分别是辉瑞接种者的2.37倍和5倍。
现在看来乔治高（高福）以科兴疫苗有效性强和mRNA副作用太高而拒绝美国先进疫苗的行为，是应该受到历史的审判的。他如果以此向高层做咨询真是罪过，乔治高在疫情早期和现在都messed up, 他己经不适合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的职务。
我长期希望中国大众在拥有相当的免疫力后才能勇敢地面对新冠，病毒扩散只是时间问题。我喊了二年，他们仍然不在优质mRNA疫苗上有任何进展。自己研制不出，又不进口美国先进疫苗，害怕别人赚钱还是只打爱国的灭活疫苗？现在封城亏得本更大，以上海这种情况清零几乎是梦想。奥密克戎会逼着中国在免疫力差的情况下与它共存，几乎封不住，必须通过自然感染和疫苗接种。
即使这样还是应该对老年更普及的打科兴疫苗，三针疫苗接种人应该会比非疫苗接种者更能避免重症。这个己经在上海得到了证实，上海最近9位重症里8位是没有打疫苗的老年人，中国老年人接种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低。
我们古董社区的鹰。
下面转发我在2013年写的二篇博文：
三年＂自然灾害＂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2013-05-03 20:39:37)
一位喜欢历史的美国朋友经常向我提起毛泽东的错误政策直接导致了，三千万左右的中国人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非正常性死亡。他进一步认定仅从政治人物导致所领导国家的公民死亡人数的角度看毛泽东超过了斯大林的可怕程度。我认同大跃进等政策性失败应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结果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则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虽然我曾与这位美国博士激辩过。他出示的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是依据中国那三年的人口增长停止甚至降低，然后根据正常的人口增长曲线计算出来的非正常性的死亡人数，正如上图表示的未经核实的1959，1960和1961年的中国人口数量。当时没有计划生育，战争或大规模的流行病，人口不增或反降的最大可能就是饿死等非自然死亡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细看下面评论影片的一段（从0：51：57至0：59：23），那些描写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场景确实令人触目惊心。这些出自中科院院士等知识分子之口的描述还是指的发达大城巿的状况，农村的情况不用想像应该更为恐怖。我也从此片第一次得知饿死几千万的证据同样可能来自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请看截图和此片0：57：37的位置），相关结果还写成了学术著作在香港发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曹树基教授（现上海交大教授）在他的＂大饥荒：1959-1961的中国人口＂一书中指出的非正常性死亡人数为3245.8万。如果此数据靠谱，按中国在六零年的大约六亿七千万的人口总数计算，那些年每一百中国人中就有四至五人以非正常性的方式死亡，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百家争鸣 (2013-05-07 23:16:58)
我看了描述林昭悲惨经历的记录片后写下题为＂三年＂自然灾害＂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的博文，因为那影片里有数位亲历者（包括中科院院士和北大教授）描述大饥荒的饿死人的惨况。文章放入博客后网友讨论热烈，跟帖一百多件，使我有机会粗读对此议题深究过的网友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文献。现将主要研究数字放在下面供大家作对比研究，以形成自己的判断。数字为那几年的非正常性死亡人数，大家可在相关网站或发表的著作中确认数字的出处。
1。山东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400万。孙经先被介绍为非线性泛函分析领域的专家，博士生导师。文章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他同样的研究还以孙?泽为笔名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孙经先还同时担任徐州师范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的教授，不知他发表那篇论文时署的哪家大学。
2。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科尔（Ansley J. Coale）：2680万。普林斯顿博士，美国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双院士，美国人口协会和世界人口研究联合会主席。美国相关领域的导师级人物，著有一百二十五本书，一些成为必读教科书，他的很多学生成为业內领袖。
3。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2158万。李成瑞因曾是李先念秘书还被列为中国左派。
4。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诺（G．Calot）：2850.9万，
5。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约为1700 （1697万)。此数字后被一些官方机构认可，蒋教授此项研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蒋正华后来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6。＂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拥有三十多年新华社记者生涯。他历经十年，笔录千页写出上下两卷调查此议题的书＂墓碑＂：3600万。
7。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曹树基教授（现上海交大教授）：3245.8万。
8。薄一波：1960年一年中饿死1000万。数据仅来源于下列网友提及的薄一波的著作。
请允许我将一位网友的留言放于此：
＂huahualan 评论于：2013-05-07 14:47:33 [回复评论]
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是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薄一波晚年写的书《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里面给出的数据，证明1960 年一年中饿死1000万人。他还在书中写了“作为共产党员，我们愧对人民”这样的忏悔词。河南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当年的省委书记吴芝圃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次省委干部会上向大家鞠躬道歉，说“我对河南人民犯了罪”。＂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意义就在那两个字：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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