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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重要贡献
东方红网编者点评：为了使大家了解文革中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真实历史，编者从网上选编了这篇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文章。此文作者不详。原文中的若干观点，带有邓小平主导制订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痕迹。因此，编者做了部分删节，并对个别字句做了修改。如称文革为“动乱”等。此文虽然有这些瑕疵，但所引用和阐述的大量史料，大多还是可信的，有些认识也不错，对于我们研究文革史，特别是“三支两军”史，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是在毛主席的号召与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历史已经证明，文革没有军队“三支两军”地支持，就不可能顺利开展下去，更不可能取得与刘邓、林彪两次错误路线斗争的胜利。军队的“三支两军”工作，虽然有刘邓和林彪错误路线的干扰，但由于有最高统帅毛主席的亲自指挥，成绩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总的看是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因而是正确的。这一点，不能否定，也不应否定。否定了人民军队的“三支两军”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讲，就等于否定了文革。因此，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不可糊涂。至于一些部队，一些地区和单位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出现的某些错误和问题，这对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来说，也是在所难免的。这些问题与错误，在全局上看，还是支流，不是主流。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路线上分清是非，分清西安和延安，分清毛泽东与刘邓林，分清支流和主流。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左派同志对有些有关文革的野史资料的引用要慎重，要分析，要尽量考证。许多右派、极右派所撰写的有关文革论文、回忆录和文革史，除了立场和世界观上的问题外，水分很大，假货不少，有的断章取义，有的肆意篡改，甚至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胡编乱造。所以，应该防止以讹传讹。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7-23 15:35:00 ]作者：未知
原题：试析“三支两军”兴起的原因
【内容提要】“三支两军”兴起的现实原因是为保证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解放军能够承担“三支两军”的使命，是由它所具有的“三大任务”职能形态决定的；“文化大革命”前解放军就是全国“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榜样，这种榜样的作用切合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的需要。从这些因素出发，本文力图对“三支两军”的功过是非作客观的评价。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此正式、公开、全面地介入“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前后持续了近六年时间，有280多万解放军指战员参与其中，涉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历时之久、人数之多、任务之重、影响之大认识此问题，“三支两军”无疑是国史、党史、军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史学界认真研究。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论，大多集中在对背景描述、过程梳理、效用评价上，而对它兴起的原因则涉及不多。本文拟从现实、历史和思想渊源三方面对此作一探讨。
一、现实原因：稳定混乱局面，保证“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
从现实原因看，“三支两军”是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军队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产物。
1966年5月，发动“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以“文化领域”的思想批判为突破口，夺取党、政、军和文化领域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手中掌握的权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注：《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随后，全国各部门开始按照《通知》精神部署本部门的文化革命工作。5月25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要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党委批准。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通过在报刊发表政治批判文章，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少数人的领导职务等方式而展开的。对此，毛泽东并不满意，因为这些方式不足以引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高度重视，所以当他看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时，认为找到了一种开展运动的新方式，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大字报的内容。随即以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为主力军，以各种学术权威和各类牛鬼蛇神为革命对象，以大字报、大批判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面对形势的变化，6月14日，中央军委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进行；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21日，中央军委下发军队文化大革命“六条指示”，要求对各大院校的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规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7月8日，总政治部要求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于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同日，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赞颂他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运动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特别是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但现在已经成了勇敢的闯将革命青少年。在毛泽东的鼓舞下，千百万红卫兵冲出校园，走向社会。8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开始形成大串联浪潮。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要求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留到运动后期处理；未经批准，不能查阅军委和总部机关档案。9月3日，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联的三条指示。9月23日，军委常委会要求各大军区工作重点应立即转到抓好部队工作上来，保证部队正常秩序（注：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568～569页。）。10月5日，在林彪、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下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取消不与军校外的地方院校串联的规定。
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党全国公布，全国兴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有关工交系统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文化大革命由此从大中城市的文教系统和党政机关向生产领域扩展。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们开始大规模的串联。
1966年底，毛泽东感到仅靠红卫兵的活动无法达到文化大革命预期的目标。因此，他把目光转向工人阶级，11月发生在上海的“安亭事件”引起他的极大关注。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一方面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即“全面夺权”的一年；另一方面强调，文化大革命也会按照“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运动相结合”的规律发展（注：《人民日报》1967年1月1日。）。于是，继“红卫兵”之后，工人阶级成为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1月4日至6日，上海市工人造反组织经过三天行动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毛泽东对这一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受此鼓舞，“夺权”斗争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军队内的文化大革命兴起高潮，一半军区、若干军队院校在搞运动。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8日，军委又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强调军队担负的重任，以及保持军队稳定的重要意义，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等等。22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的高级领导时，获悉军队受到运动冲击的情形后，强调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28日，中央军委向全军颁布“八条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不得擅离职守；不得随便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外出串联人员应迅速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不得冲击和串联军内战备和保密系统；军以下单位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262页）。为贯彻“八条命令”，军委于2月初又制定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等“七项规定”。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展开，军队开始担负起维持社会稳定的重任。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开始对大中院校师生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1967年1月11日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决定》、《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补充指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开始对全国部分单位实行军管。2月至3月，中央军委向全军连续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大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明确提出军队在工农业生产中担负的任务。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宣告“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阶段结束，“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258页。）。
1967年1月兴起“夺权”斗争。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人民解放军由此正式、公开、全面地介入“文化大革命”。
需要说明的是，以中央军委名义作出的“三支两军”决定，并不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发生方向性转变，而是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在既定方向下有一个能够完成任务的环境，这个环境只能通过军队的帮助才能创造出来。因为，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在当时对“全面夺权”这一革命大方向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认为混乱局面是暂时的、难以避免的。此外，军队对地方文化大革命由“不介入”，到“部分介入”，到“全面介入”，也不意味着军队由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从当时全面介入的初衷，到“三支两军”实施的过程，以及最后撤出看，它始终只是处在配角、辅助位置上，真正的主力还是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
二、历史渊源：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自然延续
从历史渊源看，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三支两军”的重任，是由它的阶级属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建军宗旨、建军原则，特别是它的职能形态决定的。
建军初期，毛泽东就强调中国工农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它的宗旨是求得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彻底解放，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因此，“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不仅是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此外，当时红军在给养上没有任何外来的援助，只能靠自己设法筹措军费。所以在军队初创和土地革命时期，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便成了红军“三位一体”的任务。抗战期间，尽管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发生了变化，但是它们依然保持着红军时代的阶级性质、建军宗旨和“党指挥枪”的原则，所以它们“三位一体”的职能并没有改变，稍有不同的是在“筹款”的具体方式方面，在边区政府的税收遇到困难的时候，为减轻人民负担，党号召军队开展了以自给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军队“三位一体”的职能形态表述得更为明确，即“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而且“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6页。），它面临着接管大中城市、恢复生产，发动新解放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等艰巨的任务。此外，《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7页。）“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67页。）。
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一直履行着“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职责。在“战斗队”方面，解放军完成了军管新解放的城市、清剿国民党残余力量、抗美援朝、镇压局部地区军事叛乱等任务。在“工作队”方面，解放军在各项政治和社会活动中，都积极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以自己模范形象推进了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生产队”方面，1950年6月到1952年4月，解放军有60余万人转为工程部队、屯垦部队，参加农业、工业、交通、水利工程的建设。“一五”期间，军队抽调了35个建制师参加了国家694个大中型项目的建设（注：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97页。）。
综上所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着建军初期的性质、宗旨、原则，保持着“三位一体”的功能定位。也正是因为人民军队的这一特色和传统，所以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必然会动用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人民军队来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经济活动的基本运转。从“三支两军”的执行情况看，也集中反映了人民解放军“三位一体”职能定位特色，反映出军队性质和建军宗旨的基本要求。
从做群众工作，即“工作队”的职能要求看，它贯穿“三支两军”的方方面面，而尤以“支左”最能体现其特征。1967年1月23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发出后，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分不清群众造反组织中“左”、“中”、“右”之间的界限，加之受《八条命令》的影响，且从情感上对“打、砸、抢”行为的抵制，造成某些地方军队与革命造反派的矛盾和冲突。4月6日，毛泽东批发林彪起草的《中央军委命令》否定了《八条命令》精神，要求“支左”部队“正确对待群众”，且“只能进行政治工作”，“支左”工作的方向随之调整。从此引发了某些激进的造反组织对军队的报复，“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行甚嚣尘上，且各派之间的派性冲突加剧，导致了某些地方武斗的发生。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一方面采取措施坚决维护军队的稳定，另一方面号召各地“革命”群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于是从9月开始在持续一年的时间里，“支左”工作进入“支群”(或“支左不支派”)阶段，主要任务是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安定群众生活，维护社会秩序；举办多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统一思想，消除派性，促进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推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些工作完成后，“支左”告一段落。从“支左”的过程看，它凸现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最终“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特色（注：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级行政区划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且全国县以上“革委会”中“支左”人员担任第一、二把手的约有5000余人，担任委员的近5万人，这足以说明“支左”人员在政权重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同样，在“支农”活动中，解放军首先奔赴全国农村宣传《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信》，协助地方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开好春耕生产会议；说服动员各级干部担负起春耕生产的责任；动员外出串联、武斗的农民回乡参加生产。在“支工”活动中，自军委下达“三支两军”决定后，解放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抽调几万指战员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厂矿企业，宣传《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求职工群众坚持8小时工作制，工余时间闹革命，同外流、旷工、停产、擅离职守、敷衍了事等现象作斗争。在“军训”的政治训练工作方面，解放军集中受训人员学习毛泽东著作和语录，学习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学习马列著作，学唱革命歌曲，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懂得党的政策和策略，敢于和善于斗争，学会做群众工作，达到军民一致，团结对敌的目的。抛开宣传和教育的内容极左特征不论，仅就形式而言，这些活动无不反映人民军队做群众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法。
在执行支持和促进经济建设任务，即履行“生产队”职能方面，就“支农”而言，1967年3月后，全国县一级成立了以军代表为主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统筹农村劳动力，狠抓农业增产措施，狠抓其他部门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各地驻军还采取定点挂钩形式，派出大批人员和机械，深入田间地头，与社员实行“三同”，以保证生产不误农时。仅1967年2月下旬到3月下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全军“支农”部队就达73.9万余人，第二季度达50万人以上，接收“支农”的县达2072个，公社2万多个。就“支工”而言，在1967、1968年间，解放军“支工”人数达十几万，即使在1972年结束时仍有四五万（注：邓礼峰：《“三支两军”论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47、46页。）。此外，解放军还直接参加了工业建设，使国家一些亟需工程和重点项目在“文化大革命”混乱中得以继续建设和发展。工程兵、铁道兵近百万人参加了成昆、襄渝、南疆、青藏等铁路的建设，参加了武汉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辽阳化工厂、南京长江大桥等建设。这些活动无一不体现出人民军队“生产队”的特色。
在发挥人民解放军“战斗队”，即无产阶级专政历史条件下专政工具职能方面，就“军管”而言，它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而呈现范围扩大趋势。在“三支两军”全面展开之前，大多对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部门和单位实行“军管”，后来扩大到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走资派和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1967年5月后，对国家部委陆续实行“军管”，甚至对一些部队院校、总政治部实行过“军管”。有些省级领导机构在“夺权”过程中一度出现过权力真空，也曾实行过“军管”。“军管”基本有两种方式，一是派“军管”代表或部队进驻被管制单位，一是在被管制单位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小组。后一种方式比较突出，一般在“军管会”内设“抓革命”和“促生产”两套班子，前者的任务是促进“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后者统领业务工作。在“军管会”或“军管小组”中，军内各级党组织起领导核心作用。这样，通过军队强制力的威慑作用，迅速扭转了若干单位的混乱状况，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得以维持基本运转。
就“军训”的军事内容而言，起初侧重在队列动作训练上，目的是为加强战备，保卫国防，培养军队后备力量，地点在各大中学校内部。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后，“军训”又增加了新的形式，即学生直接到部队农场接受教育。对在校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它的结果都对学生的组织、纪律意识，对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权威认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人民军队职能定位和“三支两军”活动开展的实际情况看，“三支两军”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无疑是人民军队“三位一体”功能形态及建军传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完全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个“三支两军”的实行过程及其后果看，由军队全方位地介入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且最终又有序退出，这只能说明建军初期就确立而且长期坚持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军队的性质，以及长期形成的人民军队的崇高威信和形象，在“三支两军”活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三、思想因素：学习解放军，“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场“夺权”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运动，它的目的是使全党、全军、全民的思想统一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文化大革命破除一切旧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业务，带动经济建设，带动各项工作。（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82页。）换言之，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如上文所述，在“三支两军”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目的都是通过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以统一思想认识。可以说，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三支两军”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而人民解放军则是这一使命的承担者和执行者。
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担当这一任务是与它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全党、全国兴起的“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高潮中的突出作用分不开的。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但是在建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党的文献乃至八大党章都不再提及“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随着毛泽东对国内、党内形势判断的变化，“毛泽东思想”又渐渐地出现在报刊文章和领导人的讲话里。在这个过程中，林彪起了很大的作用，且直接影响了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影响了军队的建设和发展。
1959年9月，刚刚接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问题，“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1960年9月至10月，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进而向全军提出了“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工作”的任务。在此影响下，从全军开始到全党、全国形成了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在这次会议上林彪还提出了“顶峰论”，“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
1962年1月29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诸多中央领导人总结工作教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同，林彪在讲话中认为，“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相信毛主席的领导。……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他介绍了军队的做法，“庐山会议以后，军委一致的精神，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处处按毛主席的意图、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事，向毛主席请示，向毛主席报告，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这一着，就一通百通，各个方面的事情都办得正确，办得好，办得有效果”。（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97页。），从此军队内学习毛泽东著作形成高潮。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给林彪等军委负责人写信，提出工业部门要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振奋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农业部门)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他还建议：从解放军中抽调一批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到这些部门中去；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的同志到解放军军师团中学习几个月；由这些部门派人到政治学院学习，按期毕业，回去工作；这些部门把解放军的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作改变，加以运用（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54～455页。）。遵照毛泽东这封信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门部署这项工作。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指出：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学习解放军大抓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学习解放军坚持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学习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真正活学活用这些宝贵经验，全国就会向解放军那样，做到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兴起了学习解放军的热潮，而学习又是以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主要内容。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林彪的总后勤部的报告中批示(即“五·七指示”)，提出要把人民解放军办成“军学、军农、军工、军民”的大学校，同时全国各行各业在以本行业工作为主外，都要学军事、政治、文化，都要批判资产阶级，等等（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3～54页。）。8月1日，《人民日报》在建军39年纪念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批示的内容，认为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而且全国各行各业“都要以解放军为榜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强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全会的公报中充分肯定了林彪长期在部队推行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80页。）
从1959年之后林彪对部队的影响看，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的角度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宣传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放军从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这是“三支两军”发起的思想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林彪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既不是七大初步概括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甚至也不完全是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所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剪辑毛泽东的警句、名言，以及最高、最新指示的内容，在宣传和实践中强调的是“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种风气不仅在部队，而且在全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如果把“三支两军”放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考察，我们就会对此有更深的认识。
参加“三支两军”的绝大多数都是从部队挑选出来的思想、政治成熟和比较成熟的指战员。他们在当时极为复杂和困难的形势下，保持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甚至面对群众的误解、造反派的冲击，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保持着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人民子弟兵形象，维护了军队的威信，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爱护和支持。正是由于这些有效的群众工作，才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和最后胜利。
如果我们能从历史发展的逻辑联系出发，从现实、历史、思想因素探索，从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使命和建军的根本原则出发，就可以看到，“三支两军”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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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 毛主席, 邓小平, 胜利,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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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重要贡献
东方红网编者点评：为了使大家了解文革中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真实历史，编者从网上选编了这篇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文章。此文作者不详。原文中的若干观点，带有邓小平主导制订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痕迹。因此，编者做了部分删节，并对个别字句做了修改。如称文革为“动乱”等。此文虽然有这些瑕疵，但所引用和阐述的大量史料，大多还是可信的，有些认识也不错，对于我们研究文革史，特别是“三支两军”史，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是在毛主席的号召与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历史已经证明，文革没有军队“三支两军”地支持，就不可能顺利开展下去，更不可能取得与刘邓、林彪两次错误路线斗争的胜利。军队的“三支两军”工作，虽然有刘邓和林彪错误路线的干扰，但由于有最高统帅毛主席的亲自指挥，成绩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总的看是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因而是正确的。这一点，不能否定，也不应否定。否定了人民军队的“三支两军”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讲，就等于否定了文革。因此，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不可糊涂。至于一些部队，一些地区和单位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出现的某些错误和问题，这对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来说，也是在所难免的。这些问题与错误，在全局上看，还是支流，不是主流。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路线上分清是非，分清西安和延安，分清毛泽东与刘邓林，分清支流和主流。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左派同志对有些有关文革的野史资料的引用要慎重，要分析，要尽量考证。许多右派、极右派所撰写的有关文革论文、回忆录和文革史，除了立场和世界观上的问题外，水分很大，假货不少，有的断章取义，有的肆意篡改，甚至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胡编乱造。所以，应该防止以讹传讹。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7-23 15:35:00 ]作者：未知
原题：试析“三支两军”兴起的原因
【内容提要】“三支两军”兴起的现实原因是为保证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解放军能够承担“三支两军”的使命，是由它所具有的“三大任务”职能形态决定的；“文化大革命”前解放军就是全国“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榜样，这种榜样的作用切合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的需要。从这些因素出发，本文力图对“三支两军”的功过是非作客观的评价。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此正式、公开、全面地介入“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前后持续了近六年时间，有280多万解放军指战员参与其中，涉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历时之久、人数之多、任务之重、影响之大认识此问题，“三支两军”无疑是国史、党史、军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史学界认真研究。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论，大多集中在对背景描述、过程梳理、效用评价上，而对它兴起的原因则涉及不多。本文拟从现实、历史和思想渊源三方面对此作一探讨。
一、现实原因：稳定混乱局面，保证“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
从现实原因看，“三支两军”是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军队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产物。
1966年5月，发动“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以“文化领域”的思想批判为突破口，夺取党、政、军和文化领域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手中掌握的权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注：《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随后，全国各部门开始按照《通知》精神部署本部门的文化革命工作。5月25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要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党委批准。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通过在报刊发表政治批判文章，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少数人的领导职务等方式而展开的。对此，毛泽东并不满意，因为这些方式不足以引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高度重视，所以当他看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时，认为找到了一种开展运动的新方式，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大字报的内容。随即以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为主力军，以各种学术权威和各类牛鬼蛇神为革命对象，以大字报、大批判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面对形势的变化，6月14日，中央军委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进行；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21日，中央军委下发军队文化大革命“六条指示”，要求对各大院校的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规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7月8日，总政治部要求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于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同日，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赞颂他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运动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特别是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但现在已经成了勇敢的闯将革命青少年。在毛泽东的鼓舞下，千百万红卫兵冲出校园，走向社会。8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开始形成大串联浪潮。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要求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留到运动后期处理；未经批准，不能查阅军委和总部机关档案。9月3日，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联的三条指示。9月23日，军委常委会要求各大军区工作重点应立即转到抓好部队工作上来，保证部队正常秩序（注：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568～569页。）。10月5日，在林彪、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下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取消不与军校外的地方院校串联的规定。
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党全国公布，全国兴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有关工交系统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文化大革命由此从大中城市的文教系统和党政机关向生产领域扩展。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们开始大规模的串联。
1966年底，毛泽东感到仅靠红卫兵的活动无法达到文化大革命预期的目标。因此，他把目光转向工人阶级，11月发生在上海的“安亭事件”引起他的极大关注。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一方面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即“全面夺权”的一年；另一方面强调，文化大革命也会按照“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运动相结合”的规律发展（注：《人民日报》1967年1月1日。）。于是，继“红卫兵”之后，工人阶级成为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1月4日至6日，上海市工人造反组织经过三天行动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毛泽东对这一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受此鼓舞，“夺权”斗争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军队内的文化大革命兴起高潮，一半军区、若干军队院校在搞运动。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8日，军委又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强调军队担负的重任，以及保持军队稳定的重要意义，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等等。22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的高级领导时，获悉军队受到运动冲击的情形后，强调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28日，中央军委向全军颁布“八条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不得擅离职守；不得随便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外出串联人员应迅速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不得冲击和串联军内战备和保密系统；军以下单位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262页）。为贯彻“八条命令”，军委于2月初又制定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等“七项规定”。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展开，军队开始担负起维持社会稳定的重任。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开始对大中院校师生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1967年1月11日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决定》、《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补充指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开始对全国部分单位实行军管。2月至3月，中央军委向全军连续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大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明确提出军队在工农业生产中担负的任务。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宣告“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阶段结束，“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258页。）。
1967年1月兴起“夺权”斗争。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人民解放军由此正式、公开、全面地介入“文化大革命”。
需要说明的是，以中央军委名义作出的“三支两军”决定，并不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发生方向性转变，而是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在既定方向下有一个能够完成任务的环境，这个环境只能通过军队的帮助才能创造出来。因为，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在当时对“全面夺权”这一革命大方向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认为混乱局面是暂时的、难以避免的。此外，军队对地方文化大革命由“不介入”，到“部分介入”，到“全面介入”，也不意味着军队由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从当时全面介入的初衷，到“三支两军”实施的过程，以及最后撤出看，它始终只是处在配角、辅助位置上，真正的主力还是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
二、历史渊源：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自然延续
从历史渊源看，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三支两军”的重任，是由它的阶级属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建军宗旨、建军原则，特别是它的职能形态决定的。
建军初期，毛泽东就强调中国工农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它的宗旨是求得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彻底解放，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因此，“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不仅是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此外，当时红军在给养上没有任何外来的援助，只能靠自己设法筹措军费。所以在军队初创和土地革命时期，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便成了红军“三位一体”的任务。抗战期间，尽管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发生了变化，但是它们依然保持着红军时代的阶级性质、建军宗旨和“党指挥枪”的原则，所以它们“三位一体”的职能并没有改变，稍有不同的是在“筹款”的具体方式方面，在边区政府的税收遇到困难的时候，为减轻人民负担，党号召军队开展了以自给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军队“三位一体”的职能形态表述得更为明确，即“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而且“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6页。），它面临着接管大中城市、恢复生产，发动新解放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等艰巨的任务。此外，《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7页。）“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67页。）。
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一直履行着“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职责。在“战斗队”方面，解放军完成了军管新解放的城市、清剿国民党残余力量、抗美援朝、镇压局部地区军事叛乱等任务。在“工作队”方面，解放军在各项政治和社会活动中，都积极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以自己模范形象推进了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生产队”方面，1950年6月到1952年4月，解放军有60余万人转为工程部队、屯垦部队，参加农业、工业、交通、水利工程的建设。“一五”期间，军队抽调了35个建制师参加了国家694个大中型项目的建设（注：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97页。）。
综上所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着建军初期的性质、宗旨、原则，保持着“三位一体”的功能定位。也正是因为人民军队的这一特色和传统，所以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必然会动用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人民军队来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经济活动的基本运转。从“三支两军”的执行情况看，也集中反映了人民解放军“三位一体”职能定位特色，反映出军队性质和建军宗旨的基本要求。
从做群众工作，即“工作队”的职能要求看，它贯穿“三支两军”的方方面面，而尤以“支左”最能体现其特征。1967年1月23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发出后，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分不清群众造反组织中“左”、“中”、“右”之间的界限，加之受《八条命令》的影响，且从情感上对“打、砸、抢”行为的抵制，造成某些地方军队与革命造反派的矛盾和冲突。4月6日，毛泽东批发林彪起草的《中央军委命令》否定了《八条命令》精神，要求“支左”部队“正确对待群众”，且“只能进行政治工作”，“支左”工作的方向随之调整。从此引发了某些激进的造反组织对军队的报复，“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行甚嚣尘上，且各派之间的派性冲突加剧，导致了某些地方武斗的发生。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一方面采取措施坚决维护军队的稳定，另一方面号召各地“革命”群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于是从9月开始在持续一年的时间里，“支左”工作进入“支群”(或“支左不支派”)阶段，主要任务是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安定群众生活，维护社会秩序；举办多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统一思想，消除派性，促进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推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些工作完成后，“支左”告一段落。从“支左”的过程看，它凸现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最终“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特色（注：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级行政区划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且全国县以上“革委会”中“支左”人员担任第一、二把手的约有5000余人，担任委员的近5万人，这足以说明“支左”人员在政权重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同样，在“支农”活动中，解放军首先奔赴全国农村宣传《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信》，协助地方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开好春耕生产会议；说服动员各级干部担负起春耕生产的责任；动员外出串联、武斗的农民回乡参加生产。在“支工”活动中，自军委下达“三支两军”决定后，解放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抽调几万指战员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厂矿企业，宣传《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求职工群众坚持8小时工作制，工余时间闹革命，同外流、旷工、停产、擅离职守、敷衍了事等现象作斗争。在“军训”的政治训练工作方面，解放军集中受训人员学习毛泽东著作和语录，学习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学习马列著作，学唱革命歌曲，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懂得党的政策和策略，敢于和善于斗争，学会做群众工作，达到军民一致，团结对敌的目的。抛开宣传和教育的内容极左特征不论，仅就形式而言，这些活动无不反映人民军队做群众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法。
在执行支持和促进经济建设任务，即履行“生产队”职能方面，就“支农”而言，1967年3月后，全国县一级成立了以军代表为主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统筹农村劳动力，狠抓农业增产措施，狠抓其他部门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各地驻军还采取定点挂钩形式，派出大批人员和机械，深入田间地头，与社员实行“三同”，以保证生产不误农时。仅1967年2月下旬到3月下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全军“支农”部队就达73.9万余人，第二季度达50万人以上，接收“支农”的县达2072个，公社2万多个。就“支工”而言，在1967、1968年间，解放军“支工”人数达十几万，即使在1972年结束时仍有四五万（注：邓礼峰：《“三支两军”论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47、46页。）。此外，解放军还直接参加了工业建设，使国家一些亟需工程和重点项目在“文化大革命”混乱中得以继续建设和发展。工程兵、铁道兵近百万人参加了成昆、襄渝、南疆、青藏等铁路的建设，参加了武汉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辽阳化工厂、南京长江大桥等建设。这些活动无一不体现出人民军队“生产队”的特色。
在发挥人民解放军“战斗队”，即无产阶级专政历史条件下专政工具职能方面，就“军管”而言，它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而呈现范围扩大趋势。在“三支两军”全面展开之前，大多对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部门和单位实行“军管”，后来扩大到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走资派和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1967年5月后，对国家部委陆续实行“军管”，甚至对一些部队院校、总政治部实行过“军管”。有些省级领导机构在“夺权”过程中一度出现过权力真空，也曾实行过“军管”。“军管”基本有两种方式，一是派“军管”代表或部队进驻被管制单位，一是在被管制单位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小组。后一种方式比较突出，一般在“军管会”内设“抓革命”和“促生产”两套班子，前者的任务是促进“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后者统领业务工作。在“军管会”或“军管小组”中，军内各级党组织起领导核心作用。这样，通过军队强制力的威慑作用，迅速扭转了若干单位的混乱状况，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得以维持基本运转。
就“军训”的军事内容而言，起初侧重在队列动作训练上，目的是为加强战备，保卫国防，培养军队后备力量，地点在各大中学校内部。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后，“军训”又增加了新的形式，即学生直接到部队农场接受教育。对在校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它的结果都对学生的组织、纪律意识，对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权威认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人民军队职能定位和“三支两军”活动开展的实际情况看，“三支两军”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无疑是人民军队“三位一体”功能形态及建军传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完全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个“三支两军”的实行过程及其后果看，由军队全方位地介入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且最终又有序退出，这只能说明建军初期就确立而且长期坚持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军队的性质，以及长期形成的人民军队的崇高威信和形象，在“三支两军”活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三、思想因素：学习解放军，“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场“夺权”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运动，它的目的是使全党、全军、全民的思想统一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文化大革命破除一切旧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业务，带动经济建设，带动各项工作。（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82页。）换言之，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如上文所述，在“三支两军”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目的都是通过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以统一思想认识。可以说，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三支两军”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而人民解放军则是这一使命的承担者和执行者。
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担当这一任务是与它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全党、全国兴起的“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高潮中的突出作用分不开的。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但是在建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党的文献乃至八大党章都不再提及“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随着毛泽东对国内、党内形势判断的变化，“毛泽东思想”又渐渐地出现在报刊文章和领导人的讲话里。在这个过程中，林彪起了很大的作用，且直接影响了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影响了军队的建设和发展。
1959年9月，刚刚接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问题，“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1960年9月至10月，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进而向全军提出了“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工作”的任务。在此影响下，从全军开始到全党、全国形成了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在这次会议上林彪还提出了“顶峰论”，“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
1962年1月29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诸多中央领导人总结工作教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同，林彪在讲话中认为，“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相信毛主席的领导。……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他介绍了军队的做法，“庐山会议以后，军委一致的精神，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处处按毛主席的意图、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事，向毛主席请示，向毛主席报告，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这一着，就一通百通，各个方面的事情都办得正确，办得好，办得有效果”。（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97页。），从此军队内学习毛泽东著作形成高潮。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给林彪等军委负责人写信，提出工业部门要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振奋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农业部门)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他还建议：从解放军中抽调一批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到这些部门中去；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的同志到解放军军师团中学习几个月；由这些部门派人到政治学院学习，按期毕业，回去工作；这些部门把解放军的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作改变，加以运用（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54～455页。）。遵照毛泽东这封信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门部署这项工作。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指出：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学习解放军大抓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学习解放军坚持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学习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真正活学活用这些宝贵经验，全国就会向解放军那样，做到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兴起了学习解放军的热潮，而学习又是以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主要内容。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林彪的总后勤部的报告中批示(即“五·七指示”)，提出要把人民解放军办成“军学、军农、军工、军民”的大学校，同时全国各行各业在以本行业工作为主外，都要学军事、政治、文化，都要批判资产阶级，等等（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3～54页。）。8月1日，《人民日报》在建军39年纪念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批示的内容，认为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而且全国各行各业“都要以解放军为榜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强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全会的公报中充分肯定了林彪长期在部队推行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80页。）
从1959年之后林彪对部队的影响看，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的角度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宣传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放军从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这是“三支两军”发起的思想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林彪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既不是七大初步概括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甚至也不完全是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所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剪辑毛泽东的警句、名言，以及最高、最新指示的内容，在宣传和实践中强调的是“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种风气不仅在部队，而且在全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如果把“三支两军”放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考察，我们就会对此有更深的认识。
参加“三支两军”的绝大多数都是从部队挑选出来的思想、政治成熟和比较成熟的指战员。他们在当时极为复杂和困难的形势下，保持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甚至面对群众的误解、造反派的冲击，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保持着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人民子弟兵形象，维护了军队的威信，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爱护和支持。正是由于这些有效的群众工作，才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和最后胜利。
如果我们能从历史发展的逻辑联系出发，从现实、历史、思想因素探索，从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使命和建军的根本原则出发，就可以看到，“三支两军”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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