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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邓小平「点火」：毛主席究竟哪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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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745次 时间：2013年6月22日 17:17
1978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政协主席(资料图)
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凌志军 马立诚 着，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
最近半个世纪，世界舆论里，美国的《纽约时报》是最少说中国人好话的报纸之一，不过，它把邓小平看做一个例外。它说道：「邓小平永远地改变了历史的航程。」另外一家美国报纸《联合日报》则说，邓小平「为未来历史方向提供的希望超过当今任何一人」。
不过，这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也即我们国家的改革浪潮震撼了全世界的时候。在1978年的这个秋天，邓小平官撤消职已经14个月。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
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阶级斗争仍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的挑战，但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潮。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替换华的程度。他的理论虽然已经不再是右倾翻案的「逆流」，但在我们国家的治国大政当中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至于20年后所有人公认的「邓小平理论」，在那个时候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那些日子，众口相传的是华国锋的教诲：「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邓小平要向前走，可是他不能不对过去有一个交代。他不可能在带领中国走向未来的时候还背负沉重的过去，不把过去说清楚，便不可能向前走。这中间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权力谁属的问题。
前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能作为中国人的导师吗?如果能，他邓小平正是毛多次批评又两次打倒的人，有什么理由再来现世呢?如果不能，那么没有了精神支柱的中国，是否还有走向未来的力量?后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遗留至今的权力体系，绝不可能继续作为今后中国的依据。但这肯定会牵涉到他身边的「英明领袖」。
此前，邓小平是这场「革命」的受害者，华国锋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能够不联系到华国锋吗?如果联系到华国锋，又是否能够得到允许?这些事情，在不了解中国的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拿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也会令人莫名其妙。不过，在当时，也即1978年的这个秋天，这些问题确是中国大局之中的关节点。
北京出现的这一场交锋，从1977年春天开始，就怎么也制止不住似的，坚守在「两个凡是」营垒里面的人们似乎正在步步溃败，叛逆者的队伍却日益强大，就好像一股「祸水」，卷来卷去，到处惹是生非。到了1978年的夏天，这股「祸水」就冲出了中南海的高高的红墙，冲出这座古老的城市，席卷了全中国。
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还说，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这一番话的确不是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却不会认为仅仅有这几位省区书记出来说话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后来说的：「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候就更加认识到，要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全国去。争论得越彻底，「凡是派」就越是无地自容，自己的理论也就可以越彻底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于是，他就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
说到「点火」，事实上，邓小平在17个月之前就开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的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高墙深院里面说的。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专车，在金色的秋天里向北方隆隆驶去。
9月14日，邓小平一行在淡淡的晓色中到达吉林省陶赖昭火车站。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已经在车站上等候。此行在国事的既定程序为访问朝鲜归来顺道视察东北三省，其实却是邓小平心中久已酝酿的行动。火车稍事停留，他便要求起程，直奔更北方的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接着又不停顿地跑到哈尔滨。他心里要说的话挺多，嘴上却说「我是没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随便吹一吹」。他和李力安谈物质奖励，和大庆市党委书记陈烈民谈引进外国设备。他说权力过分集中是国家体制的一个弊端，「不解决不行」。又说「要把被『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请回来」。他就这样随便「吹」着，其实并没有把心里想着的最急迫的念头说出来。又过了一天，9月16日，他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走进南湖宾馆之后，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请他讲话，这一回他不再兜圈子，来了个开门见山。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
这些话既露骨又犀利，在湖畔深处幽林环抱着的这座漂亮建筑里面起伏荡漾，令所有在场的人惊心动魄。这些人虽非京官，但也属高级官员，不免会同京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知道邓小平所说何指，更懂得这是酝酿已久，蓄势而发。然而想不到邓小平还有更加尖锐的话呢：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主席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说完了这些话之后，邓小平便离开长春到了沈阳。这一次，他不仅说「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也暗示「两个凡是」已经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老百姓会起来造共产党的反。他说：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还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的这些话是对着眼前这些高级官员说的，但是，毫无疑问，在老百姓听来更加中听，也更加容易在普通的民众中间煽起对旧时代的不满和愤怒。事实上，邓小平的确是希望全国都来响应他的。他对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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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政协主席(资料图)
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凌志军 马立诚 着，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
最近半个世纪，世界舆论里，美国的《纽约时报》是最少说中国人好话的报纸之一，不过，它把邓小平看做一个例外。它说道：「邓小平永远地改变了历史的航程。」另外一家美国报纸《联合日报》则说，邓小平「为未来历史方向提供的希望超过当今任何一人」。
不过，这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也即我们国家的改革浪潮震撼了全世界的时候。在1978年的这个秋天，邓小平官撤消职已经14个月。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
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阶级斗争仍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的挑战，但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潮。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替换华的程度。他的理论虽然已经不再是右倾翻案的「逆流」，但在我们国家的治国大政当中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至于20年后所有人公认的「邓小平理论」，在那个时候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那些日子，众口相传的是华国锋的教诲：「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邓小平要向前走，可是他不能不对过去有一个交代。他不可能在带领中国走向未来的时候还背负沉重的过去，不把过去说清楚，便不可能向前走。这中间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权力谁属的问题。
前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能作为中国人的导师吗?如果能，他邓小平正是毛多次批评又两次打倒的人，有什么理由再来现世呢?如果不能，那么没有了精神支柱的中国，是否还有走向未来的力量?后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遗留至今的权力体系，绝不可能继续作为今后中国的依据。但这肯定会牵涉到他身边的「英明领袖」。
此前，邓小平是这场「革命」的受害者，华国锋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能够不联系到华国锋吗?如果联系到华国锋，又是否能够得到允许?这些事情，在不了解中国的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拿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也会令人莫名其妙。不过，在当时，也即1978年的这个秋天，这些问题确是中国大局之中的关节点。
北京出现的这一场交锋，从1977年春天开始，就怎么也制止不住似的，坚守在「两个凡是」营垒里面的人们似乎正在步步溃败，叛逆者的队伍却日益强大，就好像一股「祸水」，卷来卷去，到处惹是生非。到了1978年的夏天，这股「祸水」就冲出了中南海的高高的红墙，冲出这座古老的城市，席卷了全中国。
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还说，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这一番话的确不是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却不会认为仅仅有这几位省区书记出来说话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后来说的：「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候就更加认识到，要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全国去。争论得越彻底，「凡是派」就越是无地自容，自己的理论也就可以越彻底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于是，他就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
说到「点火」，事实上，邓小平在17个月之前就开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的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高墙深院里面说的。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专车，在金色的秋天里向北方隆隆驶去。
9月14日，邓小平一行在淡淡的晓色中到达吉林省陶赖昭火车站。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已经在车站上等候。此行在国事的既定程序为访问朝鲜归来顺道视察东北三省，其实却是邓小平心中久已酝酿的行动。火车稍事停留，他便要求起程，直奔更北方的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接着又不停顿地跑到哈尔滨。他心里要说的话挺多，嘴上却说「我是没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随便吹一吹」。他和李力安谈物质奖励，和大庆市党委书记陈烈民谈引进外国设备。他说权力过分集中是国家体制的一个弊端，「不解决不行」。又说「要把被『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请回来」。他就这样随便「吹」着，其实并没有把心里想着的最急迫的念头说出来。又过了一天，9月16日，他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走进南湖宾馆之后，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请他讲话，这一回他不再兜圈子，来了个开门见山。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
这些话既露骨又犀利，在湖畔深处幽林环抱着的这座漂亮建筑里面起伏荡漾，令所有在场的人惊心动魄。这些人虽非京官，但也属高级官员，不免会同京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知道邓小平所说何指，更懂得这是酝酿已久，蓄势而发。然而想不到邓小平还有更加尖锐的话呢：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主席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说完了这些话之后，邓小平便离开长春到了沈阳。这一次，他不仅说「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也暗示「两个凡是」已经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老百姓会起来造共产党的反。他说：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还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的这些话是对着眼前这些高级官员说的，但是，毫无疑问，在老百姓听来更加中听，也更加容易在普通的民众中间煽起对旧时代的不满和愤怒。事实上，邓小平的确是希望全国都来响应他的。他对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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