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国内外右派的理论水平一向比打散的左派强，一例，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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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国祸民的专制逻辑

——评李君如张启华二先生“自我纠错论”

作者 落桂闲人 发表时间 2011-6-24 推荐程度 ★★★★★出自：湘滨文学网
　　昨天，在网上看到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先生的如下论点：“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抗体’”，党“具备了对错误的免疫力”，“面对错误有强大的纠正能力”（《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共产党有强大的纠错能力》，http://www.china.com.cn/cpc/2011-06/20/content_22822739.htm）。记得今年初，《中共党史》第二卷出版之际，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先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得更明白：“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是党，而不是什么别的组织和个人，认识并纠正了错误”（《中共党史第二卷出版：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亡逾千万》，http://www.sznews.com/culture/content/2011-01/14/content_5262284_6.htm）。笔者把这二位的观点归纳为“自我纠错论”。
　　对于至今一事无成的笔者来说，对这二位先生的高深学问自然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坦率的说，对二位的这个观点，却大不以为然，认为是一种误国祸民，实际于“党”也无益的谬论。
　　比如张先生的“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是党，而不是什么别的组织和个人，认识并纠正了错误”，我不知道一个以研究党史为业的“权威学者”何以说出这等无视历史、无视事实的话来——难道她不知道梁思成为保护北京古城墙而四处奔走，呼告无门？梁漱溟因批评“工人九天之上，农民九天之下”而被斥为“用笔杆子杀人”（毛泽东语）、“代表地主说话，是挑拨工农联盟的”（周恩来语）？黄万里因反对三门峡工程而成右派，马寅初因《人口论》而受批判？难道她不知道民主人士如黄炎培、李济深、马寅初、邵力子、黄绍竑、陈其瑗、陈铭枢、罗隆基、李书城对肃反“违法”、“违宪”，邵力子、史良、张奚若、章伯钧、罗隆基、龙云、陈铭枢等人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唯心”、“瞎来”的尖锐批评？难道她不知道至少55万右派因向党向国家建言而无辜获罪，不知道文革中“国母”宋庆龄、民主人士章士钊对刘少奇冤案的质疑和抗议？我更不知道张先生这么说时，何以在良知上面对那些忠心耿耿而因言获罪的万千冤魂？
　　也许张先生会辩解说是共产党人最终结束反右、大跃进、文革等“错误”的。这就更不通了：我们只需问一下，是谁，是哪些人建立了这样一种制度，连革命时期患难与共的同盟者，被明确宣布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这些人一般还都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国家大政方针上说话完全不管用，相反还会因言获罪的体制？又是谁，是哪些人扼杀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以致像彭德怀这样的元勋批评政府和领导的某些政策或做法就是“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此背景下，张先生之类的人士还宣称“是党，而不是什么别的组织和个人，认识并纠正了错误”是否过于蛮横和霸道？对上述那些铁骨铮铮而又蒙受不白之冤的民主人士是否公正？是否有助于执政党深刻反省以往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犯的罪错？
　　李先生说“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抗体’”，党“具备了对错误的免疫力”。历史上的诸多“错误”就不用说了，即使就现在和未来而言，在现实体制下，李先生有何客观依据断言领导们以后就可以免于“错误”？这是否是一句不顾常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之类）的马屁话？至于所谓“强大的纠错能力”更是一句十足的谀词。试问：纠正了瞿秋白的、李立三的为什么又来了一个危害更大的王明“左倾错误”，纠正了王明的为什么又出现了陷全民于大饥荒和十年浩动之中的毛泽东的极左“错误”？“七千人大会”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为什么又“阶级斗争要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又出现了十年文革，连“七千人大会”的“纠错”主帅、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衔冤惨死？
　　退一步说，即使“具备强大的纠错能力”又如何？“对错误的纠正能力”，不过是人，甚至动物得以生存的一个本能：一个小孩子绊或者滑了一跤，下次他就会小心些；他被开水烫了一下，下次他决不会再去摸。因此，以所谓“纠错能力”去论证“伟大、光荣、正确”，技术含量也太低了吧！同时，人们还可以因据此进行逆向思维：某些人在同一个地方不停地摔跤，岂非心智不正常，连小孩子也不如？如果同样性质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是不是意味着现行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
　　李先生还声称“抗体”来源于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民主和科学而奋斗”、“能够顺应世界发展进步潮流，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坚持党内民主”、“真正没有私利”；“重视学习，又善于学习”。我看着看着就笑了。君不见，即使在疯狂的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他老人家也没忘声称：“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今天（1958年5月8日）《人民日报》上登的是‘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我看这个话好……我们不是狂人，是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者”（罗平汉：《“大跃进”的发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P36，154）。即使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贺龙元帅也在义愤填膺地痛斥张闻天：“他现在倒说党内没有民主，怕杀头，这完全是污蔑！”
　　我理解以下是人类的共性：婊子也爱说贞洁，骗子也爱说诚信，屠夫也爱说仁义，独裁者也爱说民主。依笔者的意见，在人民没有享有充分的表达权之前，上述那些“宏大”鉴定还是留给后人来做。如果勉强做了，老百姓未必认同不说，还落个“自我吹嘘”或者“拍马屁”的嫌疑，何苦来呢！
　　笔者觉得，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功效，作为党史专家，李先生们更应该做的是，充分揭露反右、大饥荒、文革等“错误”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反思在中共党史，甚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上，为什么左倾错误一个又一个，层出不穷，往往愈演愈烈（所谓右倾错误，多是打人的棍子，用于整肃布哈林、陈独秀、彭德怀之类的人物），深度发掘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比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等资本主义国家出现那么多的“人祸”，这其中是否有制度的原因？如果实在不被允许，那就老老实实地客观叙述多方面的史实，让读者自己去作判断，得结论，不要总把自己打扮成先知，“教育”老百姓这如何那怎样。尊敬的先生们，睁开眼睛看看吧，都什么时代了！
　　人们完全有理由顺着李、张二先生的“自我纠错论”推理下去：既然有“自己的抗体”、“具备对错误的免疫能力”、“对错误有强大的纠正能力”，那么还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民主党派”做什么？还要人民群众的批评监督做什么，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的“表达权、监督权”做什么？因为，这些嘁嘁喳喳、吵吵闹闹的声音实在是给英明睿智而又有“强大的纠错能力”的领导添乱！于是，民主党派花瓶化、“人大举手”、“政协鼓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被“绝不”就是这种逻辑的必然结果了。
　　因此，这种“自我纠错论”不是别的，正是几千来谬种流布的专制主义逻辑的新表现，是现代极权主义者坚持“自己规划、自己决策、自己纠正错误”，“尔等小民不得置喙，不得僭越（闹事）”的“夫子自道”。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证明，这种逻辑违背历史进步潮流和人民意愿，误国、祸民，最终也必然害了他们自己的前程。
　　　　 2011,6,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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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批违背历史规律的人士，用他们唯心的观点粉饰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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