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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文革那些事之--红贵族“联动”覆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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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zxc3434 于 2011/11/30 9:52:1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我们先从一份誓言看起：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看看，够革命吧，够红色吧！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到过天安门，参加过破四旧，进行过大串联，至于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饭。他们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私设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已的同学老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其实大多出自于他们的疯狂，他们的正式名称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讲到这里，相信不少人开始认为他们是文革的宠儿，是文革的依靠对象，甚至以为文革自始至终始终是他们在主导。错！他们非但不是什么宠儿，更不是什么依靠对象，他们是一股反文革的力量，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对象。
一、都是对联惹的祸
“拿起纸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扫黑帮”，文革初期，许多高干子弟连谁是黑帮都搞不清楚就跟着起来瞎折腾，就如同今天很多年青人连什么是“牛棚”都搞不明白就妄加评论文革一样。但时间会告诉人们一切。
根据文革发动前“全国有三分之二以上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判断，到了1966年7月下旬，各单位的第一、二把手以“黑帮”论处已成定论。同时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反工作组的斗争也使相当数量高职老干部受到冲击。残酷的斗争不仅使大人们不寒而粟，他们的子女也觉得这一切令人窒息。孩子们聚在一起不免各自吹嘘家长的光荣史，与如今的残酷现实相比，不觉气愤难平。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冲动的驱使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我敢说，自中国有对联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幅对联的影响力能与此联相比。他不但将当时的社会搞得血雨腥风，甚至穿越历史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也许还会穿越时空影响未来。对于喜欢民主的朋友们来说，什么时候能把这幅对联的影响彻底消除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到来。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对联一出现，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撒进了生水，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它发表不同看法。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围绕对联展开了。
1966年8月1日，创作对联的北航附属中学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但即使这样，学生们的热情丝毫不减，青春的燥动与传统封建礼念的浸润促使着他们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8月6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对联：从因果关系来看，对联是对子女高低贵贱的比较，但彰显的是英雄子女。在当时，谁自诩为英雄？自然是共和国的功臣，昔日的老革命，今日的当权派。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这些人的子女，眼看着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又不甘心像工农子弟一样做个普通红卫兵，于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替他们境遇悲惨的老爹老妈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对功臣们封妻荫子！这声音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上引起普遍共鸣，从中央到地方，从孩子到大人，牛棚里的和牛棚外的，拿枪的、拿刀的、拿笔的、拿暗器的无不跃跃欲试，都想从这幅对联中争取到自已的未来。普通学生们管这幅对联叫“鬼见愁”，确实是鬼见愁，因为对方的辩论根本不是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只是要你表明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对反对者的处理也很简单，一个字-----打！
当年黄炎培曾在延安对毛主席谈过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他说：“大凡一党一国乃至一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意思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会儿的事，问主席中共如何能逃出这个周期律。毛主席当年说：“我们找到办法了，就是让群众监督政府。”建国后，主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当年的诺言，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主席一直在努力，直到最后找到文革这种模式。姑且不论文革的成败，仅这种不懈的探索精神就足以让毛泽东光照千秋！他老人家始终在为中国人民探索奋斗，不像现在有些人，除了乐于探索女人的周期外，再也拿不出半点有价值的东西。
三、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由于文革的即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鬼见愁”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是干扰了这一目标的继续执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但经过运动洗礼的高干子女此时已不比当初，他们已经有了点政治头脑。刚开始揪“三家村”、“彭罗陆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路线斗争哪次不损耗几个人，跟他们划清界线就是。直到斗争不断升级，威胁到他们自已老爹老妈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自已又打又闹把火点起来是为了烧烤自已老爹呀！事到临头悔不及，怎么办？再次造反。
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乱。他们还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自来红，黑五类自来黑，但请注意，两者也并不是绝对对立，以后我们会提到。
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神。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如下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
儿子造反为江山。
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四、八旗子弟很疯狂
温和的劝导压制不住极端的热情，经过天桥剧场大辩论后，对联思想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很多红卫兵组织甚至将对联思想做为一种指导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竟相模仿的偶像。
可红色贵族并不好当，他们选择成员的唯一标准就是“纯”。什么意思？当时中国行政级别共有24级，父母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统统不要。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显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来红”。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组织内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职大小来安排职务，他们成了一群名符其实的“八旗子弟”。如此森严的等级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甚至连一般基层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是社会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冲动与幼稚，于是悲剧发生了：一个14岁小女孩要求参加红卫兵，结果红五类们不要她，理由是以她的出身必定“革命不够坚决。”小女孩听后一言不发，抄起刀走进关押老师的“牛棚”，连续数刀将老师捅死，然后趾高气扬地对红五类们说：“我革命怎么不坚决？现在该让我参加红卫兵了吧！”
我觉得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牛棚”以正视听。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为在陈伯达主笔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它实际上是群众专政的产物。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就像上班一样。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周恩来总理更是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单位严禁搞逼供信，同时允许被专政者有上诉控告权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统论的八旗子弟们可不管这套，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带出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烧起来。于是，我们看到6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复活：
他们将几间教室打通，将抓来的俘虏关进去，用活人来练习摔跤、格斗、擒拿、拳击等，美其名曰集训。这就是他们私设的监狱。再看看他们的公堂：像县太爷一样高高坐在老师的讲台上，将昔日的同学老师挨个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脸、开水洗澡、上吊练习……手段之残忍直追日本的731部队，真是骇人听闻！
五、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小时候看过一部香港古装戏，是描述清军攻克扬州的。当大批清军蜂拥着攻入城门时，旁边一个孩子忽然提出一个令人捧腹不已的问题：“他们（守城者）为什么不在城门口架几挺机关枪？”
有些人，总以为自已比前人聪明，好像只要通过时空隧道把他们送入古代他们就一定能功成名就一样。对于三十年前的文革，他们也是带着这种有色眼镜看的。一提起佩戴毛主席像章，他们就同愚昧、无知、高压、个人崇拜联系起来。仿佛毛泽东是个封建暴君，“毛主席万岁”等同于“皇帝万岁”一样。其实，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崇拜者还是被崇拜者，双方都清醒得很，谁的头脑都没有发昏。
早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就对林彪的过分吹捧不满，多次提出批评意见。但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非但没有住手，反倒把个人崇拜这股风越刮越猛。对于人们普遍佩戴主席像章问题，毛主席不止一次提出这是“讨嫌”的，甚至对于后期铝制像章过多的现象发出“还我飞机”的呼吁。他的头脑哪里有一点发热迹象！
对于佩戴像章的人，他们的头脑更没发热，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种饰物，更是表明信仰的标志，佩戴像章就拥有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所以，佩戴像章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权利。这才是当时主席像风行天下，人们都趋之若鹜的真正原因。
红五类们对佩戴主席像章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既然能够在第一时间从老爹老妈及掌握大权的叔叔阿姨那里获得大批像章，自然也就有了特殊的“资源”，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用这种资源去行贿。别以这是危言耸听，真有人凭借这些东西疏通各处关节，甚至混入党内。他们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的口号，大肆剥夺对立面的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这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打击和折磨，比杀了对方还难受。普通红卫兵多次被剥夺后，我们看到了今天常提起来的笑话：他们将毛主席像别在胸口的肉上，称之为“一针（真）见血”。有的还哽咽着说：“毛主席，这下他们再不会抢走你了。”
这个笑话让我怎么也笑不起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出身“黑五类”的学生明明被骂为“混蛋、狗崽子”却并没有失去像章的佩戴权。即使被红五类们刚刚暴打后，他们仍然腆着脸去和人家套近乎。仗着心狠手辣，在讨得红五类的欢心后，他们都夹在红卫兵中间作为专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的打手。当年，北京第二医学院曾有人贴出过一张题为《飞出一只白乌鸦》的大字报，对这类不伦不类的红卫兵进行了绝妙的讽刺。
六、出了个领军人物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把自已打扮成马克思义者来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恩格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举国一片”万岁”声，右派先生们绝望了，他们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这又高估毛泽东的能力了，他的敌人依然存在，只不过戴着红帽子罢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做为马列主义新阶段的毛泽东思想在也未能摆脱这一历史宿命。这不，一个自称“只承认毛泽东思想”的人出现了。
天桥剧场的一场大辩论，带来了“血统论”在社会上的大传播，引起一个小人物的强烈共鸣。相似的出身，共同的遭遇，无论是出于封妻荫子的潜意识，还是即将由红变黑的残酷现实，他和同类们都不得不拼死一博。请记住这个名字，当时全国有很多人被他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成他的名字，以至于开放改革后他不得不改头换面，用另一个名字驰骋政坛。他就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
1966年8月12日，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大字报一贴出，如同今天网上突然出现一个酷贴，立即有人响应。当日，北京各高校纷纷出现了只字不差的大字报，传播的速度是相当地快，新一轮大辩论又开始了。是日，仅到北京大学观看大字报的人就达17.9万人。当然他们也借了一股东风，那就是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在把红卫兵运动推向全国的同时，对联的思潮也迅速泛滥起来。
中央文革感觉到势头不对，他们组织力量到各高校张贴《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希望把势头压下去。但刚刚在破四旧中取得辉煌战果的红五类们此时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大字报事件，并引致了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又一次高潮。8月20日，能言善辩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口若悬河，一气呵成了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大力宣扬“血统论”的同时，尖锐指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情。”
谭力夫的讲话一出笼，不但很快风靡北京，同时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这并不庄严的宣告，这并不雄伟的声音，通过各种现代化工具，一样传遍白山黑水，黄河长江。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应大力宣扬。个别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以新华书店等主渠道迅速发行到工厂村庄。有些单位还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但他们对同时期下发的、中央一再要求严格执行的“十六条”却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大力推广谭力夫讲话的直接效果是：谭力夫在群众中获得巨大声望，仅在福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5人更名为“力夫”。这还不算，在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先后刮起了一股“报出身”风。比方说你要上公共汽车，售票员就会让你报一下出身：红五类，您上座；黑五类，站着，有座也不许坐。
在特定的瞬间，历史往往是由小人物创造的。如同今天有人将讲《论语》的于丹视为“文化奶妈”一样，当时的走资派也是将谭力夫视为救世主的。他们渴望“血统论”救他们一命，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帮他一把，他们明白：帮这个小人物也就是帮自已。
七、元帅的愤怒
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一位共和国元帅家中。
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
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的确是他的宝贝儿子，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的元帅此时根本想像不到他家老三在社会上有多大能量。
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举动极大地刺激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大批普通工农子弟参加红卫兵，这样一来让老红卫兵心里不舒服起来，用今天的话讲，他们感觉自已的知识产权产被侵犯了。为了显示红色贵族的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笔者很想把这些组织的创始人一一列出，可惜惭愧得很，费了很大劲只能找到西纠的一些材料，除了那个陈晓鲁外，还有个孔丹，原国务院外事办主任。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他的成立和活动，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的支持，就连周恩来都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他们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涉及中央党政机关、革命干部、国家机密、首都秩序、以至对资产阶级政策和外宾接待政策等许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老爹。8月27日，“西引”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八、揭发的真相
回首文革，我们会发现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儿女揭发父母，这一奇怪现象常被改革者用来论证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在这方面，他们似乎很同意孔夫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笔者最近听到一个当年在批斗会上主动揭发母亲的人坦露心声：“那都是我妈让我干的，我们是黑五类，不这样能把自已洗干净吗？讲几句话，我参军、找工作、以至将来提干就不会受影响了。”
原来是苦肉计！这怎么会是文革对人性的扭曲，翻开史书看看，类似的办法数不胜数。这不但不是反封建的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恰恰相反，是它的敌人----封建主义遗毒在作怪。
那个全国最大走资派对这一手玩的更是得心应手。在工作组受到主席的批评后，原来强烈支持工作组的儿子不但迅速改变立场，还有声有色地揭发起老爹来。大义灭亲的立场得到大多数人的欣赏，他不但未受到清算，反倒成了学生领袖，组织起一伙人来反攻倒算。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纠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刘涛、贺鹏飞（贺龙子）同清华附中一些人制订行动计划，赶制了西纠专用符号，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军企图武装占领清华园。真不愧是将门虎子，他们的行动还是像模像样的：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下午4:00,这两位当然的领袖带领12校联军冲进清华园，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薄等的人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进行秋后算帐。最后，他们捣毁了以批判刘邓为已任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家，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
据悉，刘涛事后向王任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没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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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一份誓言看起：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看看，够革命吧，够红色吧！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到过天安门，参加过破四旧，进行过大串联，至于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饭。他们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私设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已的同学老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其实大多出自于他们的疯狂，他们的正式名称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讲到这里，相信不少人开始认为他们是文革的宠儿，是文革的依靠对象，甚至以为文革自始至终始终是他们在主导。错！他们非但不是什么宠儿，更不是什么依靠对象，他们是一股反文革的力量，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对象。
一、都是对联惹的祸
“拿起纸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扫黑帮”，文革初期，许多高干子弟连谁是黑帮都搞不清楚就跟着起来瞎折腾，就如同今天很多年青人连什么是“牛棚”都搞不明白就妄加评论文革一样。但时间会告诉人们一切。
根据文革发动前“全国有三分之二以上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判断，到了1966年7月下旬，各单位的第一、二把手以“黑帮”论处已成定论。同时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反工作组的斗争也使相当数量高职老干部受到冲击。残酷的斗争不仅使大人们不寒而粟，他们的子女也觉得这一切令人窒息。孩子们聚在一起不免各自吹嘘家长的光荣史，与如今的残酷现实相比，不觉气愤难平。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冲动的驱使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我敢说，自中国有对联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幅对联的影响力能与此联相比。他不但将当时的社会搞得血雨腥风，甚至穿越历史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也许还会穿越时空影响未来。对于喜欢民主的朋友们来说，什么时候能把这幅对联的影响彻底消除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到来。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对联一出现，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撒进了生水，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它发表不同看法。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围绕对联展开了。
1966年8月1日，创作对联的北航附属中学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但即使这样，学生们的热情丝毫不减，青春的燥动与传统封建礼念的浸润促使着他们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8月6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对联：从因果关系来看，对联是对子女高低贵贱的比较，但彰显的是英雄子女。在当时，谁自诩为英雄？自然是共和国的功臣，昔日的老革命，今日的当权派。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这些人的子女，眼看着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又不甘心像工农子弟一样做个普通红卫兵，于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替他们境遇悲惨的老爹老妈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对功臣们封妻荫子！这声音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上引起普遍共鸣，从中央到地方，从孩子到大人，牛棚里的和牛棚外的，拿枪的、拿刀的、拿笔的、拿暗器的无不跃跃欲试，都想从这幅对联中争取到自已的未来。普通学生们管这幅对联叫“鬼见愁”，确实是鬼见愁，因为对方的辩论根本不是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只是要你表明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对反对者的处理也很简单，一个字-----打！
当年黄炎培曾在延安对毛主席谈过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他说：“大凡一党一国乃至一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意思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会儿的事，问主席中共如何能逃出这个周期律。毛主席当年说：“我们找到办法了，就是让群众监督政府。”建国后，主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当年的诺言，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主席一直在努力，直到最后找到文革这种模式。姑且不论文革的成败，仅这种不懈的探索精神就足以让毛泽东光照千秋！他老人家始终在为中国人民探索奋斗，不像现在有些人，除了乐于探索女人的周期外，再也拿不出半点有价值的东西。
三、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由于文革的即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鬼见愁”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是干扰了这一目标的继续执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但经过运动洗礼的高干子女此时已不比当初，他们已经有了点政治头脑。刚开始揪“三家村”、“彭罗陆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路线斗争哪次不损耗几个人，跟他们划清界线就是。直到斗争不断升级，威胁到他们自已老爹老妈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自已又打又闹把火点起来是为了烧烤自已老爹呀！事到临头悔不及，怎么办？再次造反。
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乱。他们还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自来红，黑五类自来黑，但请注意，两者也并不是绝对对立，以后我们会提到。
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神。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如下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
儿子造反为江山。
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四、八旗子弟很疯狂
温和的劝导压制不住极端的热情，经过天桥剧场大辩论后，对联思想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很多红卫兵组织甚至将对联思想做为一种指导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竟相模仿的偶像。
可红色贵族并不好当，他们选择成员的唯一标准就是“纯”。什么意思？当时中国行政级别共有24级，父母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统统不要。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显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来红”。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组织内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职大小来安排职务，他们成了一群名符其实的“八旗子弟”。如此森严的等级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甚至连一般基层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是社会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冲动与幼稚，于是悲剧发生了：一个14岁小女孩要求参加红卫兵，结果红五类们不要她，理由是以她的出身必定“革命不够坚决。”小女孩听后一言不发，抄起刀走进关押老师的“牛棚”，连续数刀将老师捅死，然后趾高气扬地对红五类们说：“我革命怎么不坚决？现在该让我参加红卫兵了吧！”
我觉得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牛棚”以正视听。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为在陈伯达主笔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它实际上是群众专政的产物。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就像上班一样。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周恩来总理更是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单位严禁搞逼供信，同时允许被专政者有上诉控告权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统论的八旗子弟们可不管这套，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带出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烧起来。于是，我们看到6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复活：
他们将几间教室打通，将抓来的俘虏关进去，用活人来练习摔跤、格斗、擒拿、拳击等，美其名曰集训。这就是他们私设的监狱。再看看他们的公堂：像县太爷一样高高坐在老师的讲台上，将昔日的同学老师挨个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脸、开水洗澡、上吊练习……手段之残忍直追日本的731部队，真是骇人听闻！
五、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小时候看过一部香港古装戏，是描述清军攻克扬州的。当大批清军蜂拥着攻入城门时，旁边一个孩子忽然提出一个令人捧腹不已的问题：“他们（守城者）为什么不在城门口架几挺机关枪？”
有些人，总以为自已比前人聪明，好像只要通过时空隧道把他们送入古代他们就一定能功成名就一样。对于三十年前的文革，他们也是带着这种有色眼镜看的。一提起佩戴毛主席像章，他们就同愚昧、无知、高压、个人崇拜联系起来。仿佛毛泽东是个封建暴君，“毛主席万岁”等同于“皇帝万岁”一样。其实，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崇拜者还是被崇拜者，双方都清醒得很，谁的头脑都没有发昏。
早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就对林彪的过分吹捧不满，多次提出批评意见。但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非但没有住手，反倒把个人崇拜这股风越刮越猛。对于人们普遍佩戴主席像章问题，毛主席不止一次提出这是“讨嫌”的，甚至对于后期铝制像章过多的现象发出“还我飞机”的呼吁。他的头脑哪里有一点发热迹象！
对于佩戴像章的人，他们的头脑更没发热，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种饰物，更是表明信仰的标志，佩戴像章就拥有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所以，佩戴像章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权利。这才是当时主席像风行天下，人们都趋之若鹜的真正原因。
红五类们对佩戴主席像章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既然能够在第一时间从老爹老妈及掌握大权的叔叔阿姨那里获得大批像章，自然也就有了特殊的“资源”，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用这种资源去行贿。别以这是危言耸听，真有人凭借这些东西疏通各处关节，甚至混入党内。他们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的口号，大肆剥夺对立面的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这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打击和折磨，比杀了对方还难受。普通红卫兵多次被剥夺后，我们看到了今天常提起来的笑话：他们将毛主席像别在胸口的肉上，称之为“一针（真）见血”。有的还哽咽着说：“毛主席，这下他们再不会抢走你了。”
这个笑话让我怎么也笑不起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出身“黑五类”的学生明明被骂为“混蛋、狗崽子”却并没有失去像章的佩戴权。即使被红五类们刚刚暴打后，他们仍然腆着脸去和人家套近乎。仗着心狠手辣，在讨得红五类的欢心后，他们都夹在红卫兵中间作为专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的打手。当年，北京第二医学院曾有人贴出过一张题为《飞出一只白乌鸦》的大字报，对这类不伦不类的红卫兵进行了绝妙的讽刺。
六、出了个领军人物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把自已打扮成马克思义者来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恩格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举国一片”万岁”声，右派先生们绝望了，他们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这又高估毛泽东的能力了，他的敌人依然存在，只不过戴着红帽子罢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做为马列主义新阶段的毛泽东思想在也未能摆脱这一历史宿命。这不，一个自称“只承认毛泽东思想”的人出现了。
天桥剧场的一场大辩论，带来了“血统论”在社会上的大传播，引起一个小人物的强烈共鸣。相似的出身，共同的遭遇，无论是出于封妻荫子的潜意识，还是即将由红变黑的残酷现实，他和同类们都不得不拼死一博。请记住这个名字，当时全国有很多人被他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成他的名字，以至于开放改革后他不得不改头换面，用另一个名字驰骋政坛。他就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
1966年8月12日，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大字报一贴出，如同今天网上突然出现一个酷贴，立即有人响应。当日，北京各高校纷纷出现了只字不差的大字报，传播的速度是相当地快，新一轮大辩论又开始了。是日，仅到北京大学观看大字报的人就达17.9万人。当然他们也借了一股东风，那就是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在把红卫兵运动推向全国的同时，对联的思潮也迅速泛滥起来。
中央文革感觉到势头不对，他们组织力量到各高校张贴《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希望把势头压下去。但刚刚在破四旧中取得辉煌战果的红五类们此时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大字报事件，并引致了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又一次高潮。8月20日，能言善辩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口若悬河，一气呵成了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大力宣扬“血统论”的同时，尖锐指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情。”
谭力夫的讲话一出笼，不但很快风靡北京，同时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这并不庄严的宣告，这并不雄伟的声音，通过各种现代化工具，一样传遍白山黑水，黄河长江。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应大力宣扬。个别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以新华书店等主渠道迅速发行到工厂村庄。有些单位还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但他们对同时期下发的、中央一再要求严格执行的“十六条”却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大力推广谭力夫讲话的直接效果是：谭力夫在群众中获得巨大声望，仅在福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5人更名为“力夫”。这还不算，在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先后刮起了一股“报出身”风。比方说你要上公共汽车，售票员就会让你报一下出身：红五类，您上座；黑五类，站着，有座也不许坐。
在特定的瞬间，历史往往是由小人物创造的。如同今天有人将讲《论语》的于丹视为“文化奶妈”一样，当时的走资派也是将谭力夫视为救世主的。他们渴望“血统论”救他们一命，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帮他一把，他们明白：帮这个小人物也就是帮自已。
七、元帅的愤怒
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一位共和国元帅家中。
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
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的确是他的宝贝儿子，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的元帅此时根本想像不到他家老三在社会上有多大能量。
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举动极大地刺激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大批普通工农子弟参加红卫兵，这样一来让老红卫兵心里不舒服起来，用今天的话讲，他们感觉自已的知识产权产被侵犯了。为了显示红色贵族的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笔者很想把这些组织的创始人一一列出，可惜惭愧得很，费了很大劲只能找到西纠的一些材料，除了那个陈晓鲁外，还有个孔丹，原国务院外事办主任。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他的成立和活动，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的支持，就连周恩来都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他们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涉及中央党政机关、革命干部、国家机密、首都秩序、以至对资产阶级政策和外宾接待政策等许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老爹。8月27日，“西引”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八、揭发的真相
回首文革，我们会发现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儿女揭发父母，这一奇怪现象常被改革者用来论证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在这方面，他们似乎很同意孔夫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笔者最近听到一个当年在批斗会上主动揭发母亲的人坦露心声：“那都是我妈让我干的，我们是黑五类，不这样能把自已洗干净吗？讲几句话，我参军、找工作、以至将来提干就不会受影响了。”
原来是苦肉计！这怎么会是文革对人性的扭曲，翻开史书看看，类似的办法数不胜数。这不但不是反封建的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恰恰相反，是它的敌人----封建主义遗毒在作怪。
那个全国最大走资派对这一手玩的更是得心应手。在工作组受到主席的批评后，原来强烈支持工作组的儿子不但迅速改变立场，还有声有色地揭发起老爹来。大义灭亲的立场得到大多数人的欣赏，他不但未受到清算，反倒成了学生领袖，组织起一伙人来反攻倒算。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纠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刘涛、贺鹏飞（贺龙子）同清华附中一些人制订行动计划，赶制了西纠专用符号，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军企图武装占领清华园。真不愧是将门虎子，他们的行动还是像模像样的：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下午4:00,这两位当然的领袖带领12校联军冲进清华园，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薄等的人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进行秋后算帐。最后，他们捣毁了以批判刘邓为已任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家，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
据悉，刘涛事后向王任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没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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