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07年10月18日星期四
毛泽东为何否定上海公社
1967年年初，上海文革进入后来成为“一月风暴”的高潮，张春桥领导的造反派对市委市政府的夺权成功，并在1 967年2月5日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告：上海的临时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会上宣读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并通令：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但是，上海方面在上海公社宣布成立后，一直在等待中央的《人民日报》发消息，这通常意味着中央支持上海公社。但令人意外的是，《人民日报》没有任何反应，第三天第四天，还是这样。直到2月14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发了社论：《西南的春雷》，对上海人民公社仍是毫无反应。
敏感的上海市民意识到，北京并不支持上海人民公社。
到了2月中旬，张春桥和姚文元从北京返回上海，在上海群众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见文革资料选编——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指示)。
张春桥说：“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没有？如果全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会承认你吗？”
张春桥说：“主席建议：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改成市委或市人委。”
这段话后来被广泛传播，并浓缩成“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但显然，这中间只是讲到了毛泽东提出的名称一改外国会不承认。但“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也是新名字，为何就不担心外国不承认了呢？
因此，毛泽东否认上海公社，理应还有更深一步的含义。
笔者不久前收藏到的文革时期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内部学习文件——毛泽东1961年-1968年谈话》(为正式出版，但文革期间广泛发行)中，毛泽东对张姚有关上海人民公社名称问题的谈话的记录。
根据上面述及的《文革资料汇编》，毛泽东在2月12日-18日，三次接见张春桥和姚文元，谈上海公社的名称问题。
在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稿中，毛泽东谈到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这是因为上海之所以取名上海公社，就是模仿巴黎公社的名称。
而马克思的著作，使得巴黎公社在中国广为人知。巴黎公社的实质就是主张人人平等的高度民主组织形式。公社的官员是被选举出来的，他们绝对服从选民的意志。他们失去选民的广泛支持时随时可以被罢免、被代替。(约翰加德纳:《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巴黎公社，不是我们讲巴黎公社是个新政权吗？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如果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那么大。”
他连续举例苏联、英国、美国、越南、柬埔寨、印度、尼泊尔，以及中国的三皇五帝、太平天国等中外名称为例后说：“名称不宜改得太多，我们不在名词，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接着毛泽东谈了张春桥传达的“政体论”。
毛泽东接着说：“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
在谈话中，毛泽东也表示，上海公社不能登《人民日报》，一登就会造成全国都改名公社了。
这段谈话很长，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全文输入。但从上述谈话来看，毛泽东之所以反对用公社的名字，实际上考虑得更多的是，上海能不能用“彻底的一人一票”的巴黎公社的结构？这样做现实吗？如果全国都搞巴黎公社，全国都搞一人一票吗？
但毛泽东没有明说，却用“政体论”和“党论”暗示了巴黎公社式的上海人民公社走得太远。但，我们在中文的各类文革历史书籍中，对这一段关键的原因完全没有交代，均以“政体论”和“革命委员会好”一笔带过。
最近，笔者阅读英国对华专家的约翰加德纳的著作《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中译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5月版)，里面倒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对毛泽东反对上海公社作了深入的分析。
作者详细分析了巴黎公社的特征，并指出，在巴黎公社95周年的1966年3月，《红旗》杂志就发表了社论指出，在公社里，群众广泛地对重大决策进行讨论，最大限度地参与公社的工作。而文革领袖们和《十六条》都主张按照巴黎公社的选举方式，选举文化革命领导机构。
作者针对毛泽东的“政体论”指出：“乍眼看去，毛泽东似乎在考虑外交方面的微妙问题，实际上毛泽东是在关系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存在问题。毛这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听任‘公社’的蔓延下去，势必对国家造成威胁。”
“1871年的巴黎公社，只是在巴黎的范围内活动，并不对整个国家发生作用。实际上，在当时和当代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对整个国家是不合适的。在毛看来，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的自制公社的集合体，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停止存在。”加德纳写道。
他还指出，当时在文革时期，毛泽东并不打算把共产党彻底毁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解放军怎么办？按照公社的原则，应该废除常设军队，”而当时解放军在文革中，正担负着重要的政治作用。
更重要的是，“巴黎公社的民主选举的原则也向毛提出了问题。”
“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这一原则得出结论说，任何社会主义的政权，都应该民主选举产生。然而，在1967年初的形势下，实行民主选举，对毛是极为不利的。”
加德纳的这本著作的中译本，是由中国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因此其言论相信为官方所容忍。
虽然加德纳的分析只是一家之言，但却是中文著作中，少有的对毛泽东否定上海公社的深沉原因的一种分析，值得重视。
实际上，毛泽东否定上海公社，并没有失去对张姚的信任。而且毛在和张姚的谈话中还提出解决“上海公社”名称的三个方式，让张姚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就是不改名称，还叫“上海人民公社”，但其他省份则不用“公社”的名称。但毛泽东觉得这样会造成全国反弹：“为什么准上海叫，我们不能叫？”
这段上海公社名称的历史，虽说在各种回忆录和文革史的记载都轻轻带过，但笔者认为其实对中共党史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持续关注和讨论。
注：本文为笔者的读书笔记。原来没有打算成文。但不久前看到香港特首曾荫权因为谈及“文革”和“民主”的关系遭炮轰，就有了将这块“砖”抛出来的想法，遂写成此篇笔记，求教于有兴趣者。
[图片来自互联网]
at 上午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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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否定上海公社
1967年年初，上海文革进入后来成为“一月风暴”的高潮，张春桥领导的造反派对市委市政府的夺权成功，并在1 967年2月5日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告：上海的临时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会上宣读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并通令：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但是，上海方面在上海公社宣布成立后，一直在等待中央的《人民日报》发消息，这通常意味着中央支持上海公社。但令人意外的是，《人民日报》没有任何反应，第三天第四天，还是这样。直到2月14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发了社论：《西南的春雷》，对上海人民公社仍是毫无反应。
敏感的上海市民意识到，北京并不支持上海人民公社。
到了2月中旬，张春桥和姚文元从北京返回上海，在上海群众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见文革资料选编——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指示)。
张春桥说：“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没有？如果全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会承认你吗？”
张春桥说：“主席建议：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改成市委或市人委。”
这段话后来被广泛传播，并浓缩成“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但显然，这中间只是讲到了毛泽东提出的名称一改外国会不承认。但“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也是新名字，为何就不担心外国不承认了呢？
因此，毛泽东否认上海公社，理应还有更深一步的含义。
笔者不久前收藏到的文革时期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内部学习文件——毛泽东1961年-1968年谈话》(为正式出版，但文革期间广泛发行)中，毛泽东对张姚有关上海人民公社名称问题的谈话的记录。
根据上面述及的《文革资料汇编》，毛泽东在2月12日-18日，三次接见张春桥和姚文元，谈上海公社的名称问题。
在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稿中，毛泽东谈到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这是因为上海之所以取名上海公社，就是模仿巴黎公社的名称。
而马克思的著作，使得巴黎公社在中国广为人知。巴黎公社的实质就是主张人人平等的高度民主组织形式。公社的官员是被选举出来的，他们绝对服从选民的意志。他们失去选民的广泛支持时随时可以被罢免、被代替。(约翰加德纳:《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巴黎公社，不是我们讲巴黎公社是个新政权吗？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如果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那么大。”
他连续举例苏联、英国、美国、越南、柬埔寨、印度、尼泊尔，以及中国的三皇五帝、太平天国等中外名称为例后说：“名称不宜改得太多，我们不在名词，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接着毛泽东谈了张春桥传达的“政体论”。
毛泽东接着说：“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
在谈话中，毛泽东也表示，上海公社不能登《人民日报》，一登就会造成全国都改名公社了。
这段谈话很长，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全文输入。但从上述谈话来看，毛泽东之所以反对用公社的名字，实际上考虑得更多的是，上海能不能用“彻底的一人一票”的巴黎公社的结构？这样做现实吗？如果全国都搞巴黎公社，全国都搞一人一票吗？
但毛泽东没有明说，却用“政体论”和“党论”暗示了巴黎公社式的上海人民公社走得太远。但，我们在中文的各类文革历史书籍中，对这一段关键的原因完全没有交代，均以“政体论”和“革命委员会好”一笔带过。
最近，笔者阅读英国对华专家的约翰加德纳的著作《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中译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5月版)，里面倒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对毛泽东反对上海公社作了深入的分析。
作者详细分析了巴黎公社的特征，并指出，在巴黎公社95周年的1966年3月，《红旗》杂志就发表了社论指出，在公社里，群众广泛地对重大决策进行讨论，最大限度地参与公社的工作。而文革领袖们和《十六条》都主张按照巴黎公社的选举方式，选举文化革命领导机构。
作者针对毛泽东的“政体论”指出：“乍眼看去，毛泽东似乎在考虑外交方面的微妙问题，实际上毛泽东是在关系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存在问题。毛这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听任‘公社’的蔓延下去，势必对国家造成威胁。”
“1871年的巴黎公社，只是在巴黎的范围内活动，并不对整个国家发生作用。实际上，在当时和当代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对整个国家是不合适的。在毛看来，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的自制公社的集合体，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停止存在。”加德纳写道。
他还指出，当时在文革时期，毛泽东并不打算把共产党彻底毁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解放军怎么办？按照公社的原则，应该废除常设军队，”而当时解放军在文革中，正担负着重要的政治作用。
更重要的是，“巴黎公社的民主选举的原则也向毛提出了问题。”
“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这一原则得出结论说，任何社会主义的政权，都应该民主选举产生。然而，在1967年初的形势下，实行民主选举，对毛是极为不利的。”
加德纳的这本著作的中译本，是由中国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因此其言论相信为官方所容忍。
虽然加德纳的分析只是一家之言，但却是中文著作中，少有的对毛泽东否定上海公社的深沉原因的一种分析，值得重视。
实际上，毛泽东否定上海公社，并没有失去对张姚的信任。而且毛在和张姚的谈话中还提出解决“上海公社”名称的三个方式，让张姚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就是不改名称，还叫“上海人民公社”，但其他省份则不用“公社”的名称。但毛泽东觉得这样会造成全国反弹：“为什么准上海叫，我们不能叫？”
这段上海公社名称的历史，虽说在各种回忆录和文革史的记载都轻轻带过，但笔者认为其实对中共党史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持续关注和讨论。
注：本文为笔者的读书笔记。原来没有打算成文。但不久前看到香港特首曾荫权因为谈及“文革”和“民主”的关系遭炮轰，就有了将这块“砖”抛出来的想法，遂写成此篇笔记，求教于有兴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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