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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的所谓特务问题--何新的学问应严谨些
任凭（民声网 www.mshw.org）
一、今天应该如何对待历史问题
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历史问题，尤其是“叛徒”、“特务”之类问题往往涉及到一个政治人物的政治操守，也涉及到其政治生命的生死存亡。对这些问题一定要慎之又慎。文革中最大的问题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将矛盾斗争扩大化，比如，明明是党内矛盾，投机分子偏要搞成敌我矛盾。再比如，非常普遍的是，在很多单位，明明是内部个人之间的矛盾，但是有些人偏要借文革之机上纲上线，搞成政治斗争，把对手打成走资派，正如党史专家金冲及所形容的，文革大民主运动，给了人性之丑恶成分一次大爆发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明明是政见不同、路线斗争，但非要给对方扣上“叛徒”、“特务”的罪名。
笔者完全不同意文革期间对刘少奇 “叛徒”“内奸”“工贼”之类的定性及相关材料。但历史事实是，《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附件相当大程度影响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并导致了刘最终的悲剧命运。邓小平被毛泽东保下来并在文革中复出并在文革结束后主导中国政局，其与刘命运完全不同，关键是没有历史问题。相信如果不是所谓历史问题，在文革中被启用复出的头号人物，肯定是刘少奇。
历史问题是毛泽东对刘态度转变的关键。文革爆发后，在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力保刘少奇：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事实证明，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非要打倒刘少奇，也没有要对他立案审查。
1966年11月3日，在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特地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1967年1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两派红卫兵组织几次“勒令”刘少奇到该院检查。毛泽东获悉后派人转告刘少奇不要去。1月13日，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详见光明网 毛泽东为何同意立案审理刘少奇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8/content_137143.htm）
1967年1月，毛刘最后一次谈话时，双方还十分和谐、十分高兴：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在这次会见和谈话中，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几本书，后来刘少奇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其子女对此有一些回忆。如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在《卫士长的回忆》中说：“大概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主席把他送出来，在门口跟他握手，说‘你要好好学习’。回来后他告诉秘书给他找三本书，一本是黑格尔写的，一本是费尔巴哈写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当时主席还让少奇同志‘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来以后，我看他面容很高兴。”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中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而是建议我父亲读几本书，他还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书。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见北京日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06/08/1596468_0.shtml）
实际上，正是所谓历史问题，彻底改变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
【1967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61人出狱问题的材料，在批语中用了“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的字眼。3月21日，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这段时间里，戚本禹的批刘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称刘少奇为“假革命、反革命”。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准，于3月30日公开发表。】（详见光明网 毛泽东为何同意立案审理刘少奇
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8/content_137143.htm）
遗憾的是，文革结束后，资改派又将文革中的错误做法发扬到了极致，搞斗争扩大化，改革初期对文革造反派和所谓文革三种人的斗争，是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专政最残酷的政治整肃运动。他们借反文革把很多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群众路线的干部打倒，而一批投机分子即（资改派人马）得到重用，这批人却热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把中国社会搞成了新自由主义社会，搞成了原始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文革时期，《决议》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但改革开放时期，资改派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却改变了国家的性质，其危害比文革更严重，但直到今天为止人民还未战胜资改派。
关于对待“四人帮”的问题，笔者观点跟党内元老陈云的观点完全一致，事实上我党也是基本上按照陈云的意见做的：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11/1127_335_312964_1.shtml
【陈云力主不杀江青
陈云虽然赞成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但却坚决反对对他们用死刑。为了清算“四人帮”，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立案审理。
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气氛中，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却力主“不能杀”，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
但在今天中国资改派控制的媒体语境里，文革时期是史无前例的浩劫，比日本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更黑暗，而四人帮比八国联军、蒋介石、汪精卫、日帝、美帝还要坏……其目的当然不是我党坚持的汲取历史教训，而是借反文革来反毛、反共、反党。
主流舆论没有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的功过得失，那些真正在文革中干坏事的人，比如毒打老舍使老舍投河自尽的女八中红卫兵正是西纠头目秦晓的手下，秦晓不但没有为老舍之死承担任何责任，反而在改革年代摇身一变成为极右的资改派、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普世价值派，风光无限获得极大的权力、攫取极大的财富。对文革的妖魔化运动，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常进行。
按照陈云等元老的定性，中国人民及中国共产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次党内斗争。显然，我党今天与西化势力、与美中情局、与资改派、与新自由主义官员和学者的斗争，则是敌我矛盾。
文革最大的失误，就是伤害了对社会主义、对毛主席、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老干部、老同志，当然，茅于轼之类的资改派除外。
笔者反对文革，反对那些投机分子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群众的迫害。但是，笔者也反对资改派借反文革来反毛反共反党，搞复辟资本统治秩序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二、何新撰文称张春桥是特务且铁定无疑
2011年10月17日，国家主义者何新发表《文革悲剧之谜的解释：张春桥是蓝衣社（华蒂社）特务而非叛徒》一文。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12d230102dt2l.html
何新文章中说：
【张春桥本人是证据确凿的国民党蓝衣社（军统前身）系属“华蒂社”（即“中华法西斯蒂会社”缩写）成员（参阅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关于张春桥历史的附件）。张春桥于1937年自山东神秘地潜入延安卧底做特务（参阅沈醉等人的回忆录，详看叶永烈的《张春桥传》）。】
何新文章之依据主要是让读者去参阅当年的历史文件及叶永烈的相关著作，而叶永烈的《张春桥传》同样主要依据当年的历史文件。何新文章本身所举论据十分可笑，比如沈醉在其自传《我这三十年》一书中提到他在上海《大晚报》编辑崔万秋（特务）家里见过蓝苹和狄克。在何新看来，这就是张春桥是特务的铁证，按照这种论断，江青也是特务了。难道去过崔万秋家的都是特务？难道和特务接触过的人都是特务？崔万秋既然奉军统指令冒充左派在文化界搞情报，他自然会极力联系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士，其向蓝苹、狄克搞关系搞情报，不刚好证明蓝苹、狄克是真正的左派吗？
另外，何新所肯定的叶永烈的相关书籍也是极不可信的。关于张春桥特务身份的详细材料见：
http://www.mshw.org/review/history/2011-10-18/5493.html
三、理性分析何新及叶永烈们的证据是否可靠
认定张春桥是特务的材料主要是两点。第一，张春桥参加的华蒂社。第二，是特务赵福成的供词。
1、张春桥与华蒂社
关于张春桥参加华蒂社的材料，首先是1934年的原始资料：
【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学》月刊七月号报道的济南消息：
“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峰、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人。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
此外，一九三四年天津《当代文学》一卷五期刊登的《济南通讯》上也报道过：“从前有很久历史的‘华蒂社’，曾一度出过三期的月刊，社员有五六十人。马吉峰、张春桥等，他们在从前都是华蒂社的中坚。”】
其次是李树慈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马吉峰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写的材料。显而易见，这些材料是当时林彪集团搞的。
李树慈写道：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转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僖棠。一九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本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社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华蒂社’的任务是为复兴社的反动政治服务的。其宗旨是：鼓吹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反对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强调‘国家统一、民族统一’，拥护蒋介石反共、配合反革命的‘围剿’。复兴社给我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所谓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通过分发、推销《华蒂》月刊跟学生联系，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为复兴社提供情报。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模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李树慈说华蒂社宗旨是“鼓吹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反对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强调‘国家统一、民族统一’，拥护蒋介石反共、配合反革命的‘围剿’。……”之类，明显是拙劣的编造。这种话语明显是事后补充，是共产党对国民党对当时文艺界右翼势力的描述。如果当时华蒂社真的是国民党明确的特务组织，有明确的反共任务和宗旨，那么李树慈应该能按照国民党内部的口吻写出其宗旨。
而马吉峰写到：
【“抗战前李树慈(束丝)、孙耀南(任生)组织‘华蒂社’，是要把济南各学校的文艺团体统一起来，把济南各学校的爱好文艺的青年都集中在他们的领导下。这种情形是与山东济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CC派’与‘复兴社’的斗争有密切关系。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复兴社’抬头了，它要把它的魔爪伸到各个角落去。‘华蒂社’就是在这种目的下组织起来的。当时参加的正谊中学张春桥、第一师范的孙耀南，济南高级中学的李束丝(树慈)、金灿然(欣声)等等。”
“金灿然(欣声)在‘华蒂’快垮台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三三年，对我说：‘吉峰，你知道‘华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what的译音吗？’‘你把它看得这么简单了，华蒂，这是中华法西斯蒂的含义！’‘这成了复兴社的组织了！’这就是他们的组织，不然的话，黄华棠、黄僖棠他们能出钱！’”
“上述所供事实，完全属实。”】
既然马吉峰也是华蒂社的骨干，但是他的供词说：到华蒂社快垮台时，他都不知到这是个特务组织，还一直认为华蒂是what的音译，这说明起码华蒂社的很多骨干当时都不知道华蒂社是个特务组织。这如何证明当时16岁的文学青年张春桥就是特务？
另外，除了这些供词外，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华蒂社是特务组织，或者张春桥知道华蒂社是特务组织。
2、证明张春桥是特务的所谓铁证
对张春桥特务身份最直接的指控是赵福成的供词。然而，理性分析这些供词所得的结论更加让叶永烈及何新们难堪：
赵福成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六日供词：
【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是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南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1976年11月13日，赵福成写下这样的材料：
【“我叫赵福成，又名赵群弼，今年七十一岁，山东巨野人，家庭地主。一九三零年，在国民党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后去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一九三一年回国，在济南山东警察教练所当教官，一九三六年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同年底，回济南充任警察局东关分局长，总务科长，兼防空司令部总干事。日寇侵占济南后，我曾担任济南市警察局长，章丘县人，曹州道尹，山东省政府宣传处长甲汪伪孙良诚部参议等汉奸职务。”
“一九三六年，我在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自该调查统计主任王泰兴介绍我参加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化名赵用明。回济南后，我的复兴社关系转到济南，由复兴社山东省负责人秦启荣领导，和我一同进行特务括动的复兴社分子有柏俊生等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不久。秦启荣曾委任我为冀鲁边区游击司令部警卫大队长。我参加复兴社后，因到济南进行特务活动的任务是：了解韩复菜政治动态；刺探日本人和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以我家为据点，掩护复兴社在济工作人员和过拄人员的活动并保障安全。后来我曾经掩护过一些复兴社特务在济南的活动。还掩护过复兴社特务张春桥过往济南混人延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我到复兴社特务柏浚生家，柏的大老婆赵氏转给我一封密信，内有两只密令：第一只密令写着警卫大队长赵福成留在济南，相机打人日伪组织，以资掩护面便工作，另有联络人员去取情报；第二只密令写：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我看到密令，就明白张春桥也是复兴社特务。过了一个星期，张春桥到了我家，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张春桥在济南是有家的，他有家不住，要到我家住，这是秦启荣安排的，因为山东是韩复集的地盘，蒋韩有矛盾，韩不允许蒋特活动，住在我家可以掩护他的活动，保障他的安全。张春桥住在我家期间，不愿谈他的经历和他在济南的活动情况，他总是单独出去活动，从未带别人来过我家，也投有人到我家来找过他，行踪诡异。他曾向我打听过韩复集的政治动向，我告诉他，日本松并大将曾来济勾结韩复渠。张春桥还分析日本人来后的形势，他说：‘日本人对在家丰以青帮)的，如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铲除。’事后，我把张的这些话告诉了柏俊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寇占领济南前夕，张春桥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延安，我因为知道他是复兴社的人所以对他说：
‘你去吧，我得留下来干。’张说：‘你留下千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干好叮，就干下去，如果干不好，就回来。我听了这些话以后，就明白了他去延安是负有任务的。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时，他说路上缺一件大衣，我就把自己的棉大衣脱给他穿走了。他还向我说：‘我算是从山东走的。’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迷人耳闻，掩护其身份。他还托付我关照他父亲，后来我当警察局长时，就提拔他父亲张开益当了庶务主任。”】
赵福成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重写说明里说：
【关于我在一九五零年在济南劳改队写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我知张，张不知我’这句话的含意，现在我说明一下：解放后一九五零年，我在济南劳改队写思想情况汇报时，我曾写过我与张春桥认识，写的词句中有这样的话：‘我知张，张不知我’。我这句话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是说一九三七年九月，复兴社黄启荣密令我留下，准备打人日伪组织，同时还有个密件，通知我关照张春桥住我家，注意安全。一周以后，张春桥就果然到我家居住了。这年十二月初张去延安了。复兴社山东负责人秦启荣秘密通知我关照张住我家，我当然就了解张也是复兴社分子。但张并不知我是复兴社分子。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所以我写‘我知张，张不知我’。一九五零年我在济南劳改队，那时才交代了历史问题，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张又怕将来露了底，落个知情不举。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认(我把复兴社给我的原信当时烧了，手中无证据)反而弄成诬陷革命人员，罪上加罪，所以我只写我知张，张不知我，等待将来再说吧，这是那时的想法。】
叶永烈、何新等人把赵福成这三份材料当做证明张春桥是特务的主要、关键证据。其实，这三份材料恰恰证明张春桥不是特务：
A、赵福成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六日供词是：
【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是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南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这份供词明显在证明自己在历史上在抗日时期做过有益于左翼、有益于共产党的事，以减轻罪责，求共产党对其宽大处理。赵福成明确将当时的张春桥说成是左翼作家，即亲共的作家，这说明，到1950年时，赵福成丝毫没有指认张春桥是特务的用意，而是极力想沾张春桥这个当年左翼作家的光。赵福成说【我知张，张不知我】，显然是指，作为国民党特务，他知道张是左翼作家，跟共产党有联系，但是张却不知道他是特务。
B、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赵福成又说：
【一九五零年我在济南劳改队，那时才交代了历史问题，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张又怕将来露了底，落个知情不举。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认(我把复兴社给我的原信当时烧了，手中无证据)反而弄成诬陷革命人员，罪上加罪，所以我只写我知张，张不知我，等待将来再说吧，这是那时的想法。】
这时赵福成又将【我知张，张不知我】说成是对张春桥的隐性揭发和暗示，这种说法和其1950年10月16日供词是完全矛盾的。如果1950年赵福成真有揭发心理，他绝地不会说类似【张春桥是……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之类的话。
即使是要搞模糊策略，两面讨好，赵福成完全没必要强调张春桥左翼作家的身份，类似以下这样的供词，才符合赵福成的那种矛盾的揭发心理：
【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南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1950年时，张春桥还没有发迹成国家领导人，仅仅是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这不算太大的官职，当时知道张春桥是什么人的，也微乎其微。对于这种级别的官员，赵福成如果真的知道他是特务，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揭发。即使他自己没有证据，也会估计到别人必定会有证据，而不会太担心弄成“诬陷革命人员”，因为当时张春桥远远没有那个势力和影响。
如果赵福成知道张是特务，但是又担心没有证据惹火烧身，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提这件事。因为所谓为在抗日背景下，为一个普通的左翼作家提供帮助这件事，不是什么大的功绩。赵福成1976年说“一九五零年我在济南劳改队，那时才交代了历史问题，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张又怕将来露了底，落个知情不举”，这完全是事后的胡说，因为他1950年的供词，没有任何揭发的含义，当时也没有起到任何揭发的作用，任何时刻看这份供词，他都是在和左翼作家和共产党套近乎。假如他真的知道张是特务，那么这份1950年的供词，仍然是【知情不举】。“我知张，张不知我”之类的话在当时语境中是十分明确的。毫无疑问，赵福成1976年的供词在说谎。
总而言之，赵福成从1950到1976年这三份供词，被叶永烈和何新们认定为证明张春桥是特务的铁证。但恰恰相反，这三份供词其实已经充分证明，张春桥不是特务。
某些人费尽心机想把张春桥定成特务，他们将张春桥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就是以上这些材料。其实仔细分析这些材料，恰恰为张洗清了特务罪名。这一切充分说明，张不是特务。当然，张春桥和江青的背景都比较复杂，在上海时，他们活动的圈子鱼龙混杂，而共产党国民党都要影响文化青年。因此这些背景很容易被某些人产生联想，但是出身那个年代的人，谁不是背景复杂呢，难道都是特务？
3、另外，文静问题是否是疑点？
还有一点，就是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曾经叛变的问题。
文静(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廿六日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年轻的时候追求革命，十七岁就参加了共青团。后来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到了晋察冀边区，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然后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一九四三年秋，张春桥和李淑芳准备向组织上打报告，申请结婚。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大扫荡时在园坊村负伤被敌人抓走。她由平山被押解到石家庄，先关在日寇宪兵司令部，后又押到日寇一四一七部队，在监狱里关了半年以后，她动摇自首，叛变了革命，为敌人作宣传工作，达半年之久。
可以想象，后来张春桥选择与文静结婚时内心相当矛盾。
叶永烈如此描述张春桥当时的情况：
【看来两者不能两全，张春桥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两全之计：只要李淑芳隐瞒那段历史，如同他隐瞒了“狄克”、“华蒂社”一样，不就用“红皮”遮住了“白心”？】
其实张春桥如果真是国民党特务，选择文静是大忌，这完全不符合一个特务的心理和行为。叶永烈解释说，张春桥以为隐瞒了刚刚发生的历史就会万事大吉，那么，刚刚发生的投降日本的事件就那么容易隐瞒？假如叶永烈们所述是真，那么从中共建党到毛泽东去世，无数隐藏很深的特务被我党社会部、调查部清查出去了，而张春桥却潜伏下来进入高层，主导了文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和人类的命运。人类有史以来隐藏最深、潜伏最成功、影响最大的特工，就这个水平？文静事件恰恰证明张春桥内心坦荡，不是特务。
张春桥的所谓特务问题--何新的学问应严谨些
任凭（民声网 www.mshw.org）
一、今天应该如何对待历史问题
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历史问题，尤其是“叛徒”、“特务”之类问题往往涉及到一个政治人物的政治操守，也涉及到其政治生命的生死存亡。对这些问题一定要慎之又慎。文革中最大的问题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将矛盾斗争扩大化，比如，明明是党内矛盾，投机分子偏要搞成敌我矛盾。再比如，非常普遍的是，在很多单位，明明是内部个人之间的矛盾，但是有些人偏要借文革之机上纲上线，搞成政治斗争，把对手打成走资派，正如党史专家金冲及所形容的，文革大民主运动，给了人性之丑恶成分一次大爆发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明明是政见不同、路线斗争，但非要给对方扣上“叛徒”、“特务”的罪名。
笔者完全不同意文革期间对刘少奇 “叛徒”“内奸”“工贼”之类的定性及相关材料。但历史事实是，《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附件相当大程度影响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并导致了刘最终的悲剧命运。邓小平被毛泽东保下来并在文革中复出并在文革结束后主导中国政局，其与刘命运完全不同，关键是没有历史问题。相信如果不是所谓历史问题，在文革中被启用复出的头号人物，肯定是刘少奇。
历史问题是毛泽东对刘态度转变的关键。文革爆发后，在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力保刘少奇：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事实证明，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非要打倒刘少奇，也没有要对他立案审查。
1966年11月3日，在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特地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1967年1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两派红卫兵组织几次“勒令”刘少奇到该院检查。毛泽东获悉后派人转告刘少奇不要去。1月13日，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详见光明网 毛泽东为何同意立案审理刘少奇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8/content_137143.htm）
1967年1月，毛刘最后一次谈话时，双方还十分和谐、十分高兴：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在这次会见和谈话中，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几本书，后来刘少奇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其子女对此有一些回忆。如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在《卫士长的回忆》中说：“大概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主席把他送出来，在门口跟他握手，说‘你要好好学习’。回来后他告诉秘书给他找三本书，一本是黑格尔写的，一本是费尔巴哈写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当时主席还让少奇同志‘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来以后，我看他面容很高兴。”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中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而是建议我父亲读几本书，他还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书。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见北京日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06/08/1596468_0.shtml）
实际上，正是所谓历史问题，彻底改变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
【1967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61人出狱问题的材料，在批语中用了“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的字眼。3月21日，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这段时间里，戚本禹的批刘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称刘少奇为“假革命、反革命”。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准，于3月30日公开发表。】（详见光明网 毛泽东为何同意立案审理刘少奇
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8/content_137143.htm）
遗憾的是，文革结束后，资改派又将文革中的错误做法发扬到了极致，搞斗争扩大化，改革初期对文革造反派和所谓文革三种人的斗争，是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专政最残酷的政治整肃运动。他们借反文革把很多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群众路线的干部打倒，而一批投机分子即（资改派人马）得到重用，这批人却热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把中国社会搞成了新自由主义社会，搞成了原始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文革时期，《决议》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但改革开放时期，资改派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却改变了国家的性质，其危害比文革更严重，但直到今天为止人民还未战胜资改派。
关于对待“四人帮”的问题，笔者观点跟党内元老陈云的观点完全一致，事实上我党也是基本上按照陈云的意见做的：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11/1127_335_312964_1.shtml
【陈云力主不杀江青
陈云虽然赞成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但却坚决反对对他们用死刑。为了清算“四人帮”，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立案审理。
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气氛中，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却力主“不能杀”，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
但在今天中国资改派控制的媒体语境里，文革时期是史无前例的浩劫，比日本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更黑暗，而四人帮比八国联军、蒋介石、汪精卫、日帝、美帝还要坏……其目的当然不是我党坚持的汲取历史教训，而是借反文革来反毛、反共、反党。
主流舆论没有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的功过得失，那些真正在文革中干坏事的人，比如毒打老舍使老舍投河自尽的女八中红卫兵正是西纠头目秦晓的手下，秦晓不但没有为老舍之死承担任何责任，反而在改革年代摇身一变成为极右的资改派、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普世价值派，风光无限获得极大的权力、攫取极大的财富。对文革的妖魔化运动，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常进行。
按照陈云等元老的定性，中国人民及中国共产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次党内斗争。显然，我党今天与西化势力、与美中情局、与资改派、与新自由主义官员和学者的斗争，则是敌我矛盾。
文革最大的失误，就是伤害了对社会主义、对毛主席、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老干部、老同志，当然，茅于轼之类的资改派除外。
笔者反对文革，反对那些投机分子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群众的迫害。但是，笔者也反对资改派借反文革来反毛反共反党，搞复辟资本统治秩序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二、何新撰文称张春桥是特务且铁定无疑
2011年10月17日，国家主义者何新发表《文革悲剧之谜的解释：张春桥是蓝衣社（华蒂社）特务而非叛徒》一文。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12d230102dt2l.html
何新文章中说：
【张春桥本人是证据确凿的国民党蓝衣社（军统前身）系属“华蒂社”（即“中华法西斯蒂会社”缩写）成员（参阅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关于张春桥历史的附件）。张春桥于1937年自山东神秘地潜入延安卧底做特务（参阅沈醉等人的回忆录，详看叶永烈的《张春桥传》）。】
何新文章之依据主要是让读者去参阅当年的历史文件及叶永烈的相关著作，而叶永烈的《张春桥传》同样主要依据当年的历史文件。何新文章本身所举论据十分可笑，比如沈醉在其自传《我这三十年》一书中提到他在上海《大晚报》编辑崔万秋（特务）家里见过蓝苹和狄克。在何新看来，这就是张春桥是特务的铁证，按照这种论断，江青也是特务了。难道去过崔万秋家的都是特务？难道和特务接触过的人都是特务？崔万秋既然奉军统指令冒充左派在文化界搞情报，他自然会极力联系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士，其向蓝苹、狄克搞关系搞情报，不刚好证明蓝苹、狄克是真正的左派吗？
另外，何新所肯定的叶永烈的相关书籍也是极不可信的。关于张春桥特务身份的详细材料见：
http://www.mshw.org/review/history/2011-10-18/5493.html
三、理性分析何新及叶永烈们的证据是否可靠
认定张春桥是特务的材料主要是两点。第一，张春桥参加的华蒂社。第二，是特务赵福成的供词。
1、张春桥与华蒂社
关于张春桥参加华蒂社的材料，首先是1934年的原始资料：
【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学》月刊七月号报道的济南消息：
“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峰、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人。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
此外，一九三四年天津《当代文学》一卷五期刊登的《济南通讯》上也报道过：“从前有很久历史的‘华蒂社’，曾一度出过三期的月刊，社员有五六十人。马吉峰、张春桥等，他们在从前都是华蒂社的中坚。”】
其次是李树慈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马吉峰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写的材料。显而易见，这些材料是当时林彪集团搞的。
李树慈写道：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转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僖棠。一九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本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社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华蒂社’的任务是为复兴社的反动政治服务的。其宗旨是：鼓吹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反对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强调‘国家统一、民族统一’，拥护蒋介石反共、配合反革命的‘围剿’。复兴社给我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所谓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通过分发、推销《华蒂》月刊跟学生联系，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为复兴社提供情报。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模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李树慈说华蒂社宗旨是“鼓吹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反对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强调‘国家统一、民族统一’，拥护蒋介石反共、配合反革命的‘围剿’。……”之类，明显是拙劣的编造。这种话语明显是事后补充，是共产党对国民党对当时文艺界右翼势力的描述。如果当时华蒂社真的是国民党明确的特务组织，有明确的反共任务和宗旨，那么李树慈应该能按照国民党内部的口吻写出其宗旨。
而马吉峰写到：
【“抗战前李树慈(束丝)、孙耀南(任生)组织‘华蒂社’，是要把济南各学校的文艺团体统一起来，把济南各学校的爱好文艺的青年都集中在他们的领导下。这种情形是与山东济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CC派’与‘复兴社’的斗争有密切关系。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复兴社’抬头了，它要把它的魔爪伸到各个角落去。‘华蒂社’就是在这种目的下组织起来的。当时参加的正谊中学张春桥、第一师范的孙耀南，济南高级中学的李束丝(树慈)、金灿然(欣声)等等。”
“金灿然(欣声)在‘华蒂’快垮台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三三年，对我说：‘吉峰，你知道‘华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what的译音吗？’‘你把它看得这么简单了，华蒂，这是中华法西斯蒂的含义！’‘这成了复兴社的组织了！’这就是他们的组织，不然的话，黄华棠、黄僖棠他们能出钱！’”
“上述所供事实，完全属实。”】
既然马吉峰也是华蒂社的骨干，但是他的供词说：到华蒂社快垮台时，他都不知到这是个特务组织，还一直认为华蒂是what的音译，这说明起码华蒂社的很多骨干当时都不知道华蒂社是个特务组织。这如何证明当时16岁的文学青年张春桥就是特务？
另外，除了这些供词外，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华蒂社是特务组织，或者张春桥知道华蒂社是特务组织。
2、证明张春桥是特务的所谓铁证
对张春桥特务身份最直接的指控是赵福成的供词。然而，理性分析这些供词所得的结论更加让叶永烈及何新们难堪：
赵福成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六日供词：
【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是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南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1976年11月13日，赵福成写下这样的材料：
【“我叫赵福成，又名赵群弼，今年七十一岁，山东巨野人，家庭地主。一九三零年，在国民党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后去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一九三一年回国，在济南山东警察教练所当教官，一九三六年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同年底，回济南充任警察局东关分局长，总务科长，兼防空司令部总干事。日寇侵占济南后，我曾担任济南市警察局长，章丘县人，曹州道尹，山东省政府宣传处长甲汪伪孙良诚部参议等汉奸职务。”
“一九三六年，我在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自该调查统计主任王泰兴介绍我参加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化名赵用明。回济南后，我的复兴社关系转到济南，由复兴社山东省负责人秦启荣领导，和我一同进行特务括动的复兴社分子有柏俊生等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不久。秦启荣曾委任我为冀鲁边区游击司令部警卫大队长。我参加复兴社后，因到济南进行特务活动的任务是：了解韩复菜政治动态；刺探日本人和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以我家为据点，掩护复兴社在济工作人员和过拄人员的活动并保障安全。后来我曾经掩护过一些复兴社特务在济南的活动。还掩护过复兴社特务张春桥过往济南混人延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我到复兴社特务柏浚生家，柏的大老婆赵氏转给我一封密信，内有两只密令：第一只密令写着警卫大队长赵福成留在济南，相机打人日伪组织，以资掩护面便工作，另有联络人员去取情报；第二只密令写：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我看到密令，就明白张春桥也是复兴社特务。过了一个星期，张春桥到了我家，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张春桥在济南是有家的，他有家不住，要到我家住，这是秦启荣安排的，因为山东是韩复集的地盘，蒋韩有矛盾，韩不允许蒋特活动，住在我家可以掩护他的活动，保障他的安全。张春桥住在我家期间，不愿谈他的经历和他在济南的活动情况，他总是单独出去活动，从未带别人来过我家，也投有人到我家来找过他，行踪诡异。他曾向我打听过韩复集的政治动向，我告诉他，日本松并大将曾来济勾结韩复渠。张春桥还分析日本人来后的形势，他说：‘日本人对在家丰以青帮)的，如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铲除。’事后，我把张的这些话告诉了柏俊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寇占领济南前夕，张春桥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延安，我因为知道他是复兴社的人所以对他说：
‘你去吧，我得留下来干。’张说：‘你留下千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干好叮，就干下去，如果干不好，就回来。我听了这些话以后，就明白了他去延安是负有任务的。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时，他说路上缺一件大衣，我就把自己的棉大衣脱给他穿走了。他还向我说：‘我算是从山东走的。’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迷人耳闻，掩护其身份。他还托付我关照他父亲，后来我当警察局长时，就提拔他父亲张开益当了庶务主任。”】
赵福成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重写说明里说：
【关于我在一九五零年在济南劳改队写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我知张，张不知我’这句话的含意，现在我说明一下：解放后一九五零年，我在济南劳改队写思想情况汇报时，我曾写过我与张春桥认识，写的词句中有这样的话：‘我知张，张不知我’。我这句话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是说一九三七年九月，复兴社黄启荣密令我留下，准备打人日伪组织，同时还有个密件，通知我关照张春桥住我家，注意安全。一周以后，张春桥就果然到我家居住了。这年十二月初张去延安了。复兴社山东负责人秦启荣秘密通知我关照张住我家，我当然就了解张也是复兴社分子。但张并不知我是复兴社分子。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所以我写‘我知张，张不知我’。一九五零年我在济南劳改队，那时才交代了历史问题，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张又怕将来露了底，落个知情不举。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认(我把复兴社给我的原信当时烧了，手中无证据)反而弄成诬陷革命人员，罪上加罪，所以我只写我知张，张不知我，等待将来再说吧，这是那时的想法。】
叶永烈、何新等人把赵福成这三份材料当做证明张春桥是特务的主要、关键证据。其实，这三份材料恰恰证明张春桥不是特务：
A、赵福成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六日供词是：
【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是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南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这份供词明显在证明自己在历史上在抗日时期做过有益于左翼、有益于共产党的事，以减轻罪责，求共产党对其宽大处理。赵福成明确将当时的张春桥说成是左翼作家，即亲共的作家，这说明，到1950年时，赵福成丝毫没有指认张春桥是特务的用意，而是极力想沾张春桥这个当年左翼作家的光。赵福成说【我知张，张不知我】，显然是指，作为国民党特务，他知道张是左翼作家，跟共产党有联系，但是张却不知道他是特务。
B、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赵福成又说：
【一九五零年我在济南劳改队，那时才交代了历史问题，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张又怕将来露了底，落个知情不举。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认(我把复兴社给我的原信当时烧了，手中无证据)反而弄成诬陷革命人员，罪上加罪，所以我只写我知张，张不知我，等待将来再说吧，这是那时的想法。】
这时赵福成又将【我知张，张不知我】说成是对张春桥的隐性揭发和暗示，这种说法和其1950年10月16日供词是完全矛盾的。如果1950年赵福成真有揭发心理，他绝地不会说类似【张春桥是……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之类的话。
即使是要搞模糊策略，两面讨好，赵福成完全没必要强调张春桥左翼作家的身份，类似以下这样的供词，才符合赵福成的那种矛盾的揭发心理：
【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南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1950年时，张春桥还没有发迹成国家领导人，仅仅是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这不算太大的官职，当时知道张春桥是什么人的，也微乎其微。对于这种级别的官员，赵福成如果真的知道他是特务，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揭发。即使他自己没有证据，也会估计到别人必定会有证据，而不会太担心弄成“诬陷革命人员”，因为当时张春桥远远没有那个势力和影响。
如果赵福成知道张是特务，但是又担心没有证据惹火烧身，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提这件事。因为所谓为在抗日背景下，为一个普通的左翼作家提供帮助这件事，不是什么大的功绩。赵福成1976年说“一九五零年我在济南劳改队，那时才交代了历史问题，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张又怕将来露了底，落个知情不举”，这完全是事后的胡说，因为他1950年的供词，没有任何揭发的含义，当时也没有起到任何揭发的作用，任何时刻看这份供词，他都是在和左翼作家和共产党套近乎。假如他真的知道张是特务，那么这份1950年的供词，仍然是【知情不举】。“我知张，张不知我”之类的话在当时语境中是十分明确的。毫无疑问，赵福成1976年的供词在说谎。
总而言之，赵福成从1950到1976年这三份供词，被叶永烈和何新们认定为证明张春桥是特务的铁证。但恰恰相反，这三份供词其实已经充分证明，张春桥不是特务。
某些人费尽心机想把张春桥定成特务，他们将张春桥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就是以上这些材料。其实仔细分析这些材料，恰恰为张洗清了特务罪名。这一切充分说明，张不是特务。当然，张春桥和江青的背景都比较复杂，在上海时，他们活动的圈子鱼龙混杂，而共产党国民党都要影响文化青年。因此这些背景很容易被某些人产生联想，但是出身那个年代的人，谁不是背景复杂呢，难道都是特务？
3、另外，文静问题是否是疑点？
还有一点，就是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曾经叛变的问题。
文静(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廿六日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年轻的时候追求革命，十七岁就参加了共青团。后来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到了晋察冀边区，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然后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一九四三年秋，张春桥和李淑芳准备向组织上打报告，申请结婚。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大扫荡时在园坊村负伤被敌人抓走。她由平山被押解到石家庄，先关在日寇宪兵司令部，后又押到日寇一四一七部队，在监狱里关了半年以后，她动摇自首，叛变了革命，为敌人作宣传工作，达半年之久。
可以想象，后来张春桥选择与文静结婚时内心相当矛盾。
叶永烈如此描述张春桥当时的情况：
【看来两者不能两全，张春桥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两全之计：只要李淑芳隐瞒那段历史，如同他隐瞒了“狄克”、“华蒂社”一样，不就用“红皮”遮住了“白心”？】
其实张春桥如果真是国民党特务，选择文静是大忌，这完全不符合一个特务的心理和行为。叶永烈解释说，张春桥以为隐瞒了刚刚发生的历史就会万事大吉，那么，刚刚发生的投降日本的事件就那么容易隐瞒？假如叶永烈们所述是真，那么从中共建党到毛泽东去世，无数隐藏很深的特务被我党社会部、调查部清查出去了，而张春桥却潜伏下来进入高层，主导了文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和人类的命运。人类有史以来隐藏最深、潜伏最成功、影响最大的特工，就这个水平？文静事件恰恰证明张春桥内心坦荡，不是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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