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口述｜赵稷华 整理｜刘火雄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赵稷华 1935 年生，北京人。历任外交部美国处副处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外交部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副特派员等职。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破冰之旅”。中美双方经过艰苦谈判，于上海锦江饭店发表了《联合公报》 （通常称为“上海公报”），美国宣布将从台湾撤军，并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尼克松访华前后，赵稷华在外交部欧美司任职，参加了“上海公报”谈判的中方工作班子，担任部分会谈简报和公报中英文本的管理工作。赵稷华当时所见所闻虽然有限，但也见证了部分历史，他从自己的角度尽量回忆，记录下来，对已有资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乒乓球打到了周恩来胸上
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中美关系逐步好转。1971年3月，“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关系带入了一个新阶段。很快，尼克松指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总统特使，启动了秘密访华计划，先行探路。
为了接待基辛格一行，周恩来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班子：包括叶剑英元帅、黄华（后为中国首任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周恩来特别助理熊向晖、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等人，还有一些担负具体工作的成员。
“文革”初，我曾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章文晋挑选我参加迎接基辛格秘密来访的工作组，由此我得以见证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1971年4月间，工作组进驻钓鱼台国宾馆4号楼，有20多人。刚开始，我们内部称“4号楼工作小组”，周恩来后改为“对美工作小组”。附近的5号楼用于接待基辛格一行。
小组成员首先翻阅、分析先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大量记录资料，尼克松的著作《六次危机》也被研读。另外，对尼克松、基辛格的个人历史、兴趣爱好等都做了研究，如尼克松喜欢看电影《巴顿将军》。
平时主要由叶剑英坐镇钓鱼台，周恩来每周来几次，大多在晚上，有时开会通宵达旦。周恩来偶尔也与小组成员打乒乓球调节一下工作生活。有一次，周恩来与一位新到的速记女孩对打。这位女孩算得上业余级选手，技术不错，而且年少气盛，求胜心强。她有时连续有力地扣球，年逾古稀的周恩来有些招架不住。突然，乒乓球“啪”的一声，直接打到总理胸上。众人见状，轰然大笑。周恩来也笑了，直说小姑娘“厉害，厉害”。
对基辛格说“电传稿看完得还我”
1971年7月1日清晨，基辛格带着一群助手登上飞机，开始了他自称为“一生中最重要不过的一次旅行”。此前，白宫放出话来，基辛格此行是到亚洲各国“了解情况”，在历时10余天的行程中，将访问越南南方、泰国、印度，然后转道巴基斯坦，最后飞赴法国巴黎与越南北方的谈判代表会谈，对这次出访的真正目的地北京秘而不宣。
7月9日正午12时，基辛格一行6人在章文晋等人陪同下，乘巴基斯坦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黄华、熊向晖、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到机场迎接。当时，沿途通往国宾馆的马路上，到处可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走狗”的标语，谁也不会想到美国的高官会来访。
7月9日至11日下午1时，周恩来与基辛格先后进行了6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5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我方参加的人员有：周恩来、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和王海容。美方参加的人员有：基辛格、霍尔德里奇、洛德等。在场的还有中方的翻译、速记员，美方有速记员和保护文件的安全官，但没带译员。
我当时担任双方联络员，主要工作是在5号楼下守着一台电话，以便有事时及时联系。一次，霍尔德里奇跑下楼来，对我说需要两个信封，也不知做何用。
会谈中，周恩来谈到，几天前，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对美国中西部新闻机构高级人士做了一场演说，称世界出现了5个力量中心，即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公开承认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基辛格因这些天正在出访，没能及时得知相关消息，他非常希望马上看到尼克松演说的内容或有关新闻报道。
【1】 【2】 【3】 【4】
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文本，周恩来立即指示从新华社调用英文电传稿，以便让基辛格“一睹为快”。电传稿要来后，我一看字迹模模糊糊，当时还没有复印机，这是份“孤本”。我把电传稿交给基辛格时，特别补充了一句：“电传稿只有这一份，看完还得还我。”基辛格笑了，表示理解。
此次秘密访华，双方着重讨论了尼克松访华之事，需要拟定一个中美双方都认可的公告。经过反复讨论，《公告》主要内容定为：尼克松总统曾经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7月11日下午，基辛格一行带着此次秘密访问的圆满成果飞回巴基斯坦。他们按照预先商量好的密码向尼克松发出了一个代表成功的信号——“Eureka”（希腊语“我发现了”）。
基辛格提出搞公报，草案“各说各的”
1971年10月20日至27日，基辛格第二次来华，这一次身份已公开，专为尼克松访华“铺路”。双方除就总的形势和原则问题交换意见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商谈联合公报的草案，基本谈成了公报的框架和大部分实质内容，剩下一些未决分歧留待以后再谈，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或基辛格再来一次。
据我的了解，起初，对于是否需要发表一个共同文件，谈判双方的心态明显不同。美方迫切需要有个公报，以示尼克松中国之行是成功的、“值得”的；我方认为尼克松亲自登门此举本身就有重大意义，有个公报当然好，没有也无所谓。所以，搞公报是基辛格首先提出的，他在同周恩来第二次会谈时就提交了美方草案，显然是有备而来。
美方草案主要包括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准则、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等部分，是按老一套格调起草的。其中强调了一些含糊其辞的共同点，掩盖了双方的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有意回避美“一个中国”和撤军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方草案避重就轻，根本不能作为谈判基础，须推倒重来。
周恩来提出联合公报可以采取“各说各的”原则。在总理直接指挥下，由章文晋和熊向晖亲自起草重要段落。我与其他工作组成员有时也负责部分语句的草拟。两天后中方提出了一份结构和内容面目一新的草案。
当年，我们工作的物质条件相当“原始”。在文字处理上，不仅没有电脑，连复印机也很少。我们还在使用圆珠笔和复写纸，完全手工操作，费时费力。上呈文件还需送印刷厂排版，也颇费时，大家戏称，我们是在用“小米加步枪”与美帝斗争。
中方的公报草稿让基辛格大吃了一惊。它采用了双方各自发表声明和共同声明相结合的独特形式，其中旗帜鲜明地重申我国对总的国际形势和各地区争端的原则立场。然后，留下了空白由美国方面阐述他们的观点。这让基辛格这位饱经国际政坛风云的外交家颇感意外，他从未见过这样的联合公报。
中方原设想由代理外长姬鹏飞出面与美方谈公报。鉴于出现了复杂局面，周恩来决定亲自出面主持谈判。近年，我曾看到有回忆文章称，一开始公报即是由副外长乔冠华与基辛格谈的。这不符合事实，乔冠华当时尚未参加中美会谈工作。
双方围绕究竟应该搞一个什么样的文件，很快又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基辛格强调，尼克松不能跨越1.2万英里来中国听取“批判”，美国更不能“被审判”。
对于中美双方的分歧，周恩来首先努力说服美方接受中方草案的基本架构，强调列出双方的不同立场，正好说明双方的基本立场都没有改变，恰恰可以表明美方没有“背叛”自己的盟友，这对美方也是有利的；在摆明分歧的基础上谋求的共同点才会更加真实，更有价值。基辛格终于被说服了，同意以中方草案作为基础。接着周恩来和基辛格连日紧张磋商，双方先后各提出了3份草案。基辛格最后不得不推迟一天离京。当日清晨，双方才就草案的大部分内容取得共识，未谈妥的集中于台湾问题的措词，只能留待以后解决。
双方为“台湾问题”激烈争论
在外人看来，似乎双方的主要精力应花在共同点上，这部分必须协商一致；而分歧部分反正是各自发表声明，各说各的，这部分就无需多谈了。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双方谈成的公报初稿中，凡是“双方声明”、“双方同意”的段落，争议都不算大，花的时间不多，反而是分歧部分争议最多，耗时甚长。争论的重点集中在中方关于全球和各地区的形势和政策的一段文字以及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部分。
中方对当时国际形势特点的概括提法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一标准提法当然写入了中方声明之中。而美方对“革命”一词十分害怕，认为这是号召世界人民“推翻美帝”。基辛格说，此词对美方来说是一付“苦药”，他要求改为“人民要正义”。最后中方表示可以用“人民要进步”来表述。
当时，印支问题是最大的热点，也是中美会谈中的重点议题。中方声明中重申了我国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鲜明立场，使用了诸如“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誓做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之类的惯用的公开提法。基辛格对这一段反应最为激烈，说中方措词“过于尖锐”，“带有挑衅性”。最后，中方同意把中方立场简化为“坚决支持”印支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 。
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中方首先要求美方明确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方草案开始根本不提此事，只强调台湾问题应“和平解决”。虽然中方强烈坚持，美方总是不愿直截了当地写上这句话。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交锋，才谈成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绕圈子的表述：“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是“认识到……”，不接受更明确的“承认”一词；“认识到”在英文本中用“recognize”，还是“acknowledge”，也磨了许久，中方人员还查阅了许多大词典，最后中方接受了后者。记得基辛格曾说，这个著名的表达措词是洛德出的点子。
另外，中方要求美方明确承诺从台湾撤军的最终目标。公报有关的几句话更是反复争论，拖时甚久。焦点是，“和平解决”和“美军撤台”两件事是否要联系起来以及用什么“词”（强或弱）来表述。中方同意，美国可以“支持”或“希望”和平解决，美方则要用“不放弃关心”或“强调中国人应该……”。中方不同意把两件事联系起来，美方则要把前者作为后者的“前提”条件，即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了美国才能撤军。这是中方绝不能接受的。
1972年1月3日，基辛格的助理黑格率美方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做礼宾、安全等技术方面的准备，他同时带来美方对公报草案遗留问题的新建议，美方的措词反而有所倒退，双方分歧未能解决。
我给领导写简报，寒暄的话也要记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偕夫人帕特里夏，在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等人的陪同下，乘美国总统专机于11点半抵达北京，尼克松入住钓鱼台8号楼，基辛格等住5号楼，开启了对中国为期7天的历史性访问。
尼克松访华期间，为了照顾美方内部关系和有利于公报谈判过程的保密，双方安排了5种不同范围和层次的会谈：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会晤（谈“哲学”）；以周恩来和尼克松为首的双方全体人员大会（礼节性地在京期间首尾各一次）；周恩来和尼克松的限制性会谈（共5次，就大的问题“务虚”）；姬鹏飞外长和罗杰斯国务卿的会谈（主要谈双边交流事项）；乔冠华副外长和基辛格的谈判（专门谈联合公报，共11轮之多）。另外还有一些单独的接触。如此复杂的安排颇为罕见。乔冠华和基辛格每天下午要参加周恩来与尼克松的限制性会谈，他们只能抽空每天上午、中午甚至夜里会晤，要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之间来往穿梭，颇为辛苦。
我作为工作人员，这时主要负责这两轮会谈的简报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上级领导虽然可以听口头或电话汇报，但对谈判的进展、公报的修改情况，主要还是看简报。那时简报并不“简”，基本上相当于实录，有时连双方寒暄的话语都记录在案，因为这些话语也可能有政治含义。
【1】 【2】 【3】 【4】
经过在北京的5天谈判（共20多个小时），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双方把草案全文逐字逐句捋了两遍，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略作了文字调整。中方要求恢复“人民要革命”的提法。乔冠华指出美国独立战争也是一场革命，美方不应害怕“革命”一词。基辛格被说服了。
中方建议把共同声明中关于“任何一方都不在……谋求霸权”一句改为“都不应该……”。（因为事实上美国在搞霸权，只能加以约束，原措词有“美化”之嫌。）美方也接受了。
最为关键的关于“美国自台湾撤军”一句，到了最后一天，中方仍坚持“本着这一希望（和平解决）”这样的连接措词。基辛格又提出了尼克松本人的建议，仍坚持用“基于这一前提，美国展望”自台撤军的提法。中方坚决不同意。磨到了当天深夜，双方才达成妥协，同意用“考虑到这一前景”这一较弱的说法。用“前景”而不说“前提”，这是章文晋提出的妙招。“前景”只是一种可能或愿望，“前提”则是一种条件。一词之差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运用。这一天乔冠华、基辛格会晤了4次之多，基辛格还单独约晤周恩来两次。乔冠华和基辛格都是风格独特的外交家，谈起来唇枪舌剑，火花四溅。走到边缘时，乔冠华会以“不要公报也可以”来施压，基辛格则往往面红耳赤，强压怒火，把铅笔咬在口中或摔在桌上，但双方都没有拍过桌子。
印厂老工人被召回来排印“上海公报”英文版
基辛格表示，次日到达杭州后才会把协议文本给罗杰斯等国务院官员看。2月26日，双方人员带着轻松的心情离京飞往杭州。公报已经双方最高层批准，大家都以为大局已定。没料到，杭州之夜又起波澜，罗杰斯等国务院官员看了文本后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重要修改处竟有10多处。此前，鉴于国务院有阻力，基辛格向周恩来建议离京前再安排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一次，让罗杰斯也参加，以示安抚。周恩来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但表示他“可以用别的办法帮忙”。周恩来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有所了解；他或许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见。这大概就是后来周恩来到上海锦江饭店专门看望罗杰斯等国务院官员一幕的由来。
乔冠华对美方的“变卦”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指出问题严重，没时间再谈了，否则明天不能发表公报了。后经请示，毛泽东指示，台湾问题部分不能改，其他文字可以考虑。最后，中方没有接受美国务院涉及实质内容的修改意见。
当天夜里，中方班子开会时，周总理得知文本中关于双方“不应该”谋求地区霸权一句英文本中仍用“neither will seek”，而非“neither should seek”，助动词不对，没有“不应该”之意。他十分生气，严肃批评了工作班子，责令乔冠华一定向美方提出纠正过来。当晚，乔冠华即以翻译上的疏忽为由向基辛格提出此事，基辛格倒认为是“小问题”，马上同意了，但表示他看得出中方是想“保留谴责美方谋求霸权的权利”。后来，基辛格还表示希望中方不要公开解释“should”（“应该”）的含义。
2月27日到了上海，下午双方在锦江饭店核对全部文本，最终完成了《联合公报》。由于美方没带印刷设备，便由中方承担中英文两种文本的印刷工作，以备28日发表时向新闻界分发。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上海的外文印刷厂仍处于瘫痪状态，市政府紧急行动，把几位外文排版的老工人召回来，临时上阵。工作班子也派出好几位英文翻译去校对清样。奋斗了一通宵，终于完成了任务。
关于《联合公报》，我个人认为有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澄清。中美两国政府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后来人们习惯称之为“上海公报”，但这不是正式名称。所以严格说，“上海公报”不应加书名号。另外，应是“发表”公报，而非“签署”，因为双方领导人没有在公报上署名。
“上海公报”可以说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中美关系实现“破冰”后，中国很快迎来建交高峰，英国、荷兰与中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希腊、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建交。“上海公报”也为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及1982年“八一七公报”奠定了基础，美国在三个联合公报中均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
【1】 【2】 【3】 【4】
（责任编辑：王新玲）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赵稷华 1935 年生，北京人。历任外交部美国处副处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外交部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副特派员等职。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破冰之旅”。中美双方经过艰苦谈判，于上海锦江饭店发表了《联合公报》 （通常称为“上海公报”），美国宣布将从台湾撤军，并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尼克松访华前后，赵稷华在外交部欧美司任职，参加了“上海公报”谈判的中方工作班子，担任部分会谈简报和公报中英文本的管理工作。赵稷华当时所见所闻虽然有限，但也见证了部分历史，他从自己的角度尽量回忆，记录下来，对已有资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乒乓球打到了周恩来胸上
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中美关系逐步好转。1971年3月，“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关系带入了一个新阶段。很快，尼克松指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总统特使，启动了秘密访华计划，先行探路。
为了接待基辛格一行，周恩来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班子：包括叶剑英元帅、黄华（后为中国首任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周恩来特别助理熊向晖、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等人，还有一些担负具体工作的成员。
“文革”初，我曾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章文晋挑选我参加迎接基辛格秘密来访的工作组，由此我得以见证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1971年4月间，工作组进驻钓鱼台国宾馆4号楼，有20多人。刚开始，我们内部称“4号楼工作小组”，周恩来后改为“对美工作小组”。附近的5号楼用于接待基辛格一行。
小组成员首先翻阅、分析先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大量记录资料，尼克松的著作《六次危机》也被研读。另外，对尼克松、基辛格的个人历史、兴趣爱好等都做了研究，如尼克松喜欢看电影《巴顿将军》。
平时主要由叶剑英坐镇钓鱼台，周恩来每周来几次，大多在晚上，有时开会通宵达旦。周恩来偶尔也与小组成员打乒乓球调节一下工作生活。有一次，周恩来与一位新到的速记女孩对打。这位女孩算得上业余级选手，技术不错，而且年少气盛，求胜心强。她有时连续有力地扣球，年逾古稀的周恩来有些招架不住。突然，乒乓球“啪”的一声，直接打到总理胸上。众人见状，轰然大笑。周恩来也笑了，直说小姑娘“厉害，厉害”。
对基辛格说“电传稿看完得还我”
1971年7月1日清晨，基辛格带着一群助手登上飞机，开始了他自称为“一生中最重要不过的一次旅行”。此前，白宫放出话来，基辛格此行是到亚洲各国“了解情况”，在历时10余天的行程中，将访问越南南方、泰国、印度，然后转道巴基斯坦，最后飞赴法国巴黎与越南北方的谈判代表会谈，对这次出访的真正目的地北京秘而不宣。
7月9日正午12时，基辛格一行6人在章文晋等人陪同下，乘巴基斯坦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黄华、熊向晖、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到机场迎接。当时，沿途通往国宾馆的马路上，到处可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走狗”的标语，谁也不会想到美国的高官会来访。
7月9日至11日下午1时，周恩来与基辛格先后进行了6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5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我方参加的人员有：周恩来、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和王海容。美方参加的人员有：基辛格、霍尔德里奇、洛德等。在场的还有中方的翻译、速记员，美方有速记员和保护文件的安全官，但没带译员。
我当时担任双方联络员，主要工作是在5号楼下守着一台电话，以便有事时及时联系。一次，霍尔德里奇跑下楼来，对我说需要两个信封，也不知做何用。
会谈中，周恩来谈到，几天前，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对美国中西部新闻机构高级人士做了一场演说，称世界出现了5个力量中心，即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公开承认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基辛格因这些天正在出访，没能及时得知相关消息，他非常希望马上看到尼克松演说的内容或有关新闻报道。
【1】 【2】 【3】 【4】
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文本，周恩来立即指示从新华社调用英文电传稿，以便让基辛格“一睹为快”。电传稿要来后，我一看字迹模模糊糊，当时还没有复印机，这是份“孤本”。我把电传稿交给基辛格时，特别补充了一句：“电传稿只有这一份，看完还得还我。”基辛格笑了，表示理解。
此次秘密访华，双方着重讨论了尼克松访华之事，需要拟定一个中美双方都认可的公告。经过反复讨论，《公告》主要内容定为：尼克松总统曾经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7月11日下午，基辛格一行带着此次秘密访问的圆满成果飞回巴基斯坦。他们按照预先商量好的密码向尼克松发出了一个代表成功的信号——“Eureka”（希腊语“我发现了”）。
基辛格提出搞公报，草案“各说各的”
1971年10月20日至27日，基辛格第二次来华，这一次身份已公开，专为尼克松访华“铺路”。双方除就总的形势和原则问题交换意见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商谈联合公报的草案，基本谈成了公报的框架和大部分实质内容，剩下一些未决分歧留待以后再谈，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或基辛格再来一次。
据我的了解，起初，对于是否需要发表一个共同文件，谈判双方的心态明显不同。美方迫切需要有个公报，以示尼克松中国之行是成功的、“值得”的；我方认为尼克松亲自登门此举本身就有重大意义，有个公报当然好，没有也无所谓。所以，搞公报是基辛格首先提出的，他在同周恩来第二次会谈时就提交了美方草案，显然是有备而来。
美方草案主要包括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准则、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等部分，是按老一套格调起草的。其中强调了一些含糊其辞的共同点，掩盖了双方的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有意回避美“一个中国”和撤军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方草案避重就轻，根本不能作为谈判基础，须推倒重来。
周恩来提出联合公报可以采取“各说各的”原则。在总理直接指挥下，由章文晋和熊向晖亲自起草重要段落。我与其他工作组成员有时也负责部分语句的草拟。两天后中方提出了一份结构和内容面目一新的草案。
当年，我们工作的物质条件相当“原始”。在文字处理上，不仅没有电脑，连复印机也很少。我们还在使用圆珠笔和复写纸，完全手工操作，费时费力。上呈文件还需送印刷厂排版，也颇费时，大家戏称，我们是在用“小米加步枪”与美帝斗争。
中方的公报草稿让基辛格大吃了一惊。它采用了双方各自发表声明和共同声明相结合的独特形式，其中旗帜鲜明地重申我国对总的国际形势和各地区争端的原则立场。然后，留下了空白由美国方面阐述他们的观点。这让基辛格这位饱经国际政坛风云的外交家颇感意外，他从未见过这样的联合公报。
中方原设想由代理外长姬鹏飞出面与美方谈公报。鉴于出现了复杂局面，周恩来决定亲自出面主持谈判。近年，我曾看到有回忆文章称，一开始公报即是由副外长乔冠华与基辛格谈的。这不符合事实，乔冠华当时尚未参加中美会谈工作。
双方围绕究竟应该搞一个什么样的文件，很快又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基辛格强调，尼克松不能跨越1.2万英里来中国听取“批判”，美国更不能“被审判”。
对于中美双方的分歧，周恩来首先努力说服美方接受中方草案的基本架构，强调列出双方的不同立场，正好说明双方的基本立场都没有改变，恰恰可以表明美方没有“背叛”自己的盟友，这对美方也是有利的；在摆明分歧的基础上谋求的共同点才会更加真实，更有价值。基辛格终于被说服了，同意以中方草案作为基础。接着周恩来和基辛格连日紧张磋商，双方先后各提出了3份草案。基辛格最后不得不推迟一天离京。当日清晨，双方才就草案的大部分内容取得共识，未谈妥的集中于台湾问题的措词，只能留待以后解决。
双方为“台湾问题”激烈争论
在外人看来，似乎双方的主要精力应花在共同点上，这部分必须协商一致；而分歧部分反正是各自发表声明，各说各的，这部分就无需多谈了。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双方谈成的公报初稿中，凡是“双方声明”、“双方同意”的段落，争议都不算大，花的时间不多，反而是分歧部分争议最多，耗时甚长。争论的重点集中在中方关于全球和各地区的形势和政策的一段文字以及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部分。
中方对当时国际形势特点的概括提法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一标准提法当然写入了中方声明之中。而美方对“革命”一词十分害怕，认为这是号召世界人民“推翻美帝”。基辛格说，此词对美方来说是一付“苦药”，他要求改为“人民要正义”。最后中方表示可以用“人民要进步”来表述。
当时，印支问题是最大的热点，也是中美会谈中的重点议题。中方声明中重申了我国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鲜明立场，使用了诸如“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誓做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之类的惯用的公开提法。基辛格对这一段反应最为激烈，说中方措词“过于尖锐”，“带有挑衅性”。最后，中方同意把中方立场简化为“坚决支持”印支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 。
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中方首先要求美方明确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方草案开始根本不提此事，只强调台湾问题应“和平解决”。虽然中方强烈坚持，美方总是不愿直截了当地写上这句话。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交锋，才谈成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绕圈子的表述：“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是“认识到……”，不接受更明确的“承认”一词；“认识到”在英文本中用“recognize”，还是“acknowledge”，也磨了许久，中方人员还查阅了许多大词典，最后中方接受了后者。记得基辛格曾说，这个著名的表达措词是洛德出的点子。
另外，中方要求美方明确承诺从台湾撤军的最终目标。公报有关的几句话更是反复争论，拖时甚久。焦点是，“和平解决”和“美军撤台”两件事是否要联系起来以及用什么“词”（强或弱）来表述。中方同意，美国可以“支持”或“希望”和平解决，美方则要用“不放弃关心”或“强调中国人应该……”。中方不同意把两件事联系起来，美方则要把前者作为后者的“前提”条件，即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了美国才能撤军。这是中方绝不能接受的。
1972年1月3日，基辛格的助理黑格率美方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做礼宾、安全等技术方面的准备，他同时带来美方对公报草案遗留问题的新建议，美方的措词反而有所倒退，双方分歧未能解决。
我给领导写简报，寒暄的话也要记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偕夫人帕特里夏，在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等人的陪同下，乘美国总统专机于11点半抵达北京，尼克松入住钓鱼台8号楼，基辛格等住5号楼，开启了对中国为期7天的历史性访问。
尼克松访华期间，为了照顾美方内部关系和有利于公报谈判过程的保密，双方安排了5种不同范围和层次的会谈：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会晤（谈“哲学”）；以周恩来和尼克松为首的双方全体人员大会（礼节性地在京期间首尾各一次）；周恩来和尼克松的限制性会谈（共5次，就大的问题“务虚”）；姬鹏飞外长和罗杰斯国务卿的会谈（主要谈双边交流事项）；乔冠华副外长和基辛格的谈判（专门谈联合公报，共11轮之多）。另外还有一些单独的接触。如此复杂的安排颇为罕见。乔冠华和基辛格每天下午要参加周恩来与尼克松的限制性会谈，他们只能抽空每天上午、中午甚至夜里会晤，要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之间来往穿梭，颇为辛苦。
我作为工作人员，这时主要负责这两轮会谈的简报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上级领导虽然可以听口头或电话汇报，但对谈判的进展、公报的修改情况，主要还是看简报。那时简报并不“简”，基本上相当于实录，有时连双方寒暄的话语都记录在案，因为这些话语也可能有政治含义。
【1】 【2】 【3】 【4】
经过在北京的5天谈判（共20多个小时），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双方把草案全文逐字逐句捋了两遍，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略作了文字调整。中方要求恢复“人民要革命”的提法。乔冠华指出美国独立战争也是一场革命，美方不应害怕“革命”一词。基辛格被说服了。
中方建议把共同声明中关于“任何一方都不在……谋求霸权”一句改为“都不应该……”。（因为事实上美国在搞霸权，只能加以约束，原措词有“美化”之嫌。）美方也接受了。
最为关键的关于“美国自台湾撤军”一句，到了最后一天，中方仍坚持“本着这一希望（和平解决）”这样的连接措词。基辛格又提出了尼克松本人的建议，仍坚持用“基于这一前提，美国展望”自台撤军的提法。中方坚决不同意。磨到了当天深夜，双方才达成妥协，同意用“考虑到这一前景”这一较弱的说法。用“前景”而不说“前提”，这是章文晋提出的妙招。“前景”只是一种可能或愿望，“前提”则是一种条件。一词之差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运用。这一天乔冠华、基辛格会晤了4次之多，基辛格还单独约晤周恩来两次。乔冠华和基辛格都是风格独特的外交家，谈起来唇枪舌剑，火花四溅。走到边缘时，乔冠华会以“不要公报也可以”来施压，基辛格则往往面红耳赤，强压怒火，把铅笔咬在口中或摔在桌上，但双方都没有拍过桌子。
印厂老工人被召回来排印“上海公报”英文版
基辛格表示，次日到达杭州后才会把协议文本给罗杰斯等国务院官员看。2月26日，双方人员带着轻松的心情离京飞往杭州。公报已经双方最高层批准，大家都以为大局已定。没料到，杭州之夜又起波澜，罗杰斯等国务院官员看了文本后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重要修改处竟有10多处。此前，鉴于国务院有阻力，基辛格向周恩来建议离京前再安排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一次，让罗杰斯也参加，以示安抚。周恩来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但表示他“可以用别的办法帮忙”。周恩来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有所了解；他或许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见。这大概就是后来周恩来到上海锦江饭店专门看望罗杰斯等国务院官员一幕的由来。
乔冠华对美方的“变卦”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指出问题严重，没时间再谈了，否则明天不能发表公报了。后经请示，毛泽东指示，台湾问题部分不能改，其他文字可以考虑。最后，中方没有接受美国务院涉及实质内容的修改意见。
当天夜里，中方班子开会时，周总理得知文本中关于双方“不应该”谋求地区霸权一句英文本中仍用“neither will seek”，而非“neither should seek”，助动词不对，没有“不应该”之意。他十分生气，严肃批评了工作班子，责令乔冠华一定向美方提出纠正过来。当晚，乔冠华即以翻译上的疏忽为由向基辛格提出此事，基辛格倒认为是“小问题”，马上同意了，但表示他看得出中方是想“保留谴责美方谋求霸权的权利”。后来，基辛格还表示希望中方不要公开解释“should”（“应该”）的含义。
2月27日到了上海，下午双方在锦江饭店核对全部文本，最终完成了《联合公报》。由于美方没带印刷设备，便由中方承担中英文两种文本的印刷工作，以备28日发表时向新闻界分发。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上海的外文印刷厂仍处于瘫痪状态，市政府紧急行动，把几位外文排版的老工人召回来，临时上阵。工作班子也派出好几位英文翻译去校对清样。奋斗了一通宵，终于完成了任务。
关于《联合公报》，我个人认为有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澄清。中美两国政府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后来人们习惯称之为“上海公报”，但这不是正式名称。所以严格说，“上海公报”不应加书名号。另外，应是“发表”公报，而非“签署”，因为双方领导人没有在公报上署名。
“上海公报”可以说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中美关系实现“破冰”后，中国很快迎来建交高峰，英国、荷兰与中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希腊、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建交。“上海公报”也为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及1982年“八一七公报”奠定了基础，美国在三个联合公报中均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
【1】 【2】 【3】 【4】
（责任编辑：王新玲）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