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大历史，小历史——评阮大仁的《蒋中正日记揭秘》 Zt

大历史，小历史——评阮大仁的《蒋中正日记揭秘》


刘仰 　



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版了不少关于蒋介石的书，华文出版社的《蒋中正日记揭秘》是比较特别的一种。说这本书之前，先说一下蒋介石日记。蒋介石从西历1917年起，几乎每天记日记，前后连续55年。这样一件事情，一般人确难做到。蒋介石去世前，这些日记由他本人保管，没有公开。当然不排除蒋介石在写日记的时候有为将来公开而留下的曲笔、掩饰，此为后话。西历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日记由其儿子蒋经国保管。西历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该日记由蒋经国的儿子蒋孝勇保管。蒋孝勇于西历1996年去世，蒋介石日记转为由蒋孝勇的夫人蒋方智怡保管。西历2004年，蒋方智怡等有关人员同意把蒋介石日记寄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寄存时间为50年。
之所以要寄存到研究机构，原因之一是蒋介石日记经历了很长时间，有些已经霉烂受损。交给研究机构，可以做一些修复等技术处理，还可以制作副本。为何要把蒋介石日记放到美国研究机构寄存，而不交给台湾的研究机构?这可能与蒋经国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有关。蒋介石日记寄存到斯坦福大学后，过了两年，有关方面对其做了少量的技术处理，西历2006年3月，蒋介石日记第一次向公众开放。第一批开放的是西历1918年-1931年部分。第二年4月，蒋介石日记西历1945年以前的部分也向公众开放。此后，又陆续开放其他部分。因此，从西历2006年开始，蒋介石日记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也形成了一个研究小高潮。
胡佛研究院规定，对于开放的蒋介石日记不可拍照，不可影印。研究者或公众阅读蒋介石日记只能自己抄写。从西历2006年至今，各地的历史研究者纷纷前往美国研究这份日记，其中以大陆和台湾的研究者最为投入。迄今为止，把蒋介石日记全部读完的人并不多，可能只有一二个人。我觉得，全部读完蒋介石日记的人可能把主要时间都用于阅读和摘要抄写了，并没有时间深入研究。相反，某些研究者只选择性阅读和抄写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可能倒有时间在某些话题和个别问题上做一些深入的研究。《蒋中正日记揭秘》一书的作者阮大仁先生属于后者。
阮大仁的父亲身前曾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阮大仁先生本人并非历史研究科班出身，他原先是台湾大学数学系毕业，后来在美国拿了数学博士、企业管理硕士、计算机硕士。也许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阮大仁先生经常跳出自己的理工专业领域，写一些政论文章，也写一些历史方面的研究文章。蒋介石日记逐步开放后，定居美国的阮大仁先生近水楼台先得月，加之退休，有较多的空闲时间开展自己感兴趣的、与蒋介石有关的历史研究，其主要成果便是这本《蒋中正日记揭秘》。
我翻看了此书，其中有200多篇蒋介石日记的全文，虽然在蒋介石日记庞大的内容中只是凤毛麟角的一小部分，但可以同其他研究蒋介石日记的作品形成参照。阮大仁先生选择蒋介石日记的这部分内容，同他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也是相关的。翻看之后，在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历史研究中，我想说一个自己的观点。研究历史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宏观的大历史角度，二是微观的小历史视角。前者，如黄仁宇先生《从大历史角度解读蒋介石日记》，而阮大仁先生的这本书属于后者，即从微观的视角切入历史。应该说，两种历史研究的方式各有利弊。大历史角度容易把握历史的来龙去脉，对历史的必然性容易产生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小历史的角度便于了解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隐秘，抓住一些偶然性事件对历史的影响。
阮大仁先生的《蒋中正日记揭秘》一书中，用较多的篇幅讲述了外蒙古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幕后细节，当年，这在台湾也属于机密内容。外蒙古的独立与《雅尔塔协定》有关。该协定形成之后，西历1945年，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同意以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外蒙古独立。当时蒋介石政府的立法院以95人赞成、4人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当年10月，外蒙古进行公民投票，蒋介石政府派专人前往观察，没有做任何宣传方面的工作，结果，支持外蒙独立的票数为100%。西历1946年1月5日，蒋介石政府发布公告，承认外蒙独立。西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往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宣布废除有关条约，不再承认外蒙独立。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外蒙古没能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由于当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席位由台湾占据，为阻挡外蒙进入联合国，蒋介石台湾政府甚至使用了否决权。然而，西历1961年，外蒙古终于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台湾蒋介石政府并没有再次行使否决权。其中内幕，在阮大仁先生的《蒋中正日记揭秘》一书中有较为清晰的阐述。
阮大仁先生的书中根据蒋介石日记的内容，讲述了蒋介石对当时台湾政府“驻美大使”叶公超的不满。叶公超不愿在外蒙独立问题上行使否决权，蒋介石在日记中斥之为“内奸”、“卖国汉奸”、“叶奸”、“诈欺”、“叶逆”等等，再三显示出蒋介石想用否决权将外蒙古挡在联合国大门外的心态。我认为，蒋介石日记中的此部分内容不能排除蒋介石故意留给后人察看的心态，以显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不愿放弃外蒙古，造成外蒙独立的“罪魁”是叶公超这样的“汉奸”。阮大仁先生基于自己的特殊经历，也比较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不对蒋介石加以深责。从而使读者感觉到，允许外蒙进入联合国实在是蒋介石迫于无奈。我觉得，这种观感就是小历史的结果，它在一些细节上很容易营造令人同情的倾向。但是，如果在大历史的立场上，谁都会非常清楚，没有蒋介石的同意，叶公超也不敢擅自决定不使用否决权，叶公超不过是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爱国形象的替罪羊。而蒋介石最终决定放弃使用否决权，恰恰是因为他以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作为同美国的交换，彻底同意了外蒙古的独立。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我们完全可以说，蒋介石是基于一种狭隘的判断，没有站在中华民族大局的立场上，才做出了这个决定。其实，美国当时承诺蒋介石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最终也没有兑现，蒋介石认为自己被美国欺骗了，也完全可以理解。但这个结论恰恰是站在蒋介石的立场、台湾的立场，以小历史的角度观察问题的结果。如果说蒋介石能够有大历史观，清楚地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蒋介石是否还会做这样的交换?蒋介石当年狭隘判断的结果，其实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如果他有大历史观，历史的结果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蒋介石还真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功臣之一。而作者在解读这一历史细节的同时，也欠缺了大历史观，没有把蒋介石注定成为悲剧的真正原因揭示出来。当然，小历史也有它引人入胜的地方，只不过，读者在跟随作者陷入历史的微小细节时，也应该时常跳出细节，从大历史的角度多想一想。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6期，网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