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毛泽东在，8964断然不会成为动乱。

中国的两位重量级别的人物，在反右的时候的两句普通对话，成了左右后来两次重大事件的先知福音。

右派给党提意见，最先警觉的不是土包子共产党人，而是海归派的大知识分子。

后来因为私人关系认识一个早年留学日本的大知识分子，和他家人谈论起他的时候，他家人就说他当初反复给上级汇报，有人猖狂向党进攻的。

当时一个伟人说：杀一儆百，稳定几年。
另外一个伟人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后来出现了两个事件：文革和8964，正好是分别由两个伟人当家的时候。

于是，那两种态度决定了这两个事件的本质。一个事件成了伟大的革命实践，一个成了反革命暴乱。

把文革处理成64，或者把64处理成文革，都是顺理成章的。一个根本的着眼点就是，是少数歹徒坏了整个群众运动一锅粥呢，还是整个群众运动遮了少数歹徒的丑。

人在异乡为异客朋友说，“任何国家群体都有利益之争，最好能寻求平和的途径而裁决，也就是尽量避免恶业造得。”

这话是对的。不光是对于国家群体，对于联合国的国际事物，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你看看我说的，是不是更有道理：人，要是只吃饭不排泄，世界该是多么美好哇。

然而，可能吗？就是我们品茶小轩，事情都能寻求平和的途径而裁决吗？

知识分子就是这么天真。他们不知道1）人要吃饭2）打仗会死人。

如果说“思想改造应该避免身体侮辱和家庭伦理的破坏”，正如说民主诉求不应该占领广场一个道理。不明白“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的道理，是幻想天上掉下来包子的一厢情愿的唯美理想者。

文革与8964是完全一样的行动，都是学生的诉求最后被少数歹徒所挟持，造成了一定不好的后果。

治水有两种方法：疏与堵。怎么样？呵呵，好好体会这里面的玄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