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雨后初晴的周末,我来的了海伦的家。那是Santa Cruz 离海边不远的一个Mobile Home, 门开着却没人,等了良久没有动静, 屋里屋外找遍了不见个影儿,想起驶进社区时看到一个老人推着拐杖车,她一定是等不急,自己跑到社区门口迎我去了。我返回在社区门口迎面看见走来了一个老太太。寒暄之后我搀着她回到家中。她嘴里不停地说: “我没想到你这么年轻,这么年轻……”显然海伦在期待一个比我年纪大一些的来访者。 她头发综黄色皮肤细白,穿着浅色的休闲装,与录像带上完全是两个人。后来她告诉我录像中的她戴了一个假发。我无法判断她的实际年龄,她看上去健康状况不太好,即使在室内也戴着一副墨镜。海伦说她的眼睛有毛病,几乎是失明的的状态,她的电话机是专为视力不佳的人设计的,号码差不多和字块一样大,书桌上还放着一个阅读机,所有的书报都是经过放大后显示在屏幕上的。这无疑是她无法将自己的故事诉诸文字的原因。
海伦并没有急于开始正题,而是坚持要我带她出去吃饭。我说怕餐厅里人来人往说话不方便,坐得时间长了会影响餐馆翻桌子挣小费。可是海伦看上去兴致很好,她说自己每天吃老人院的西餐,很想去吃中餐,况且她的视力已经不能开车了。谁能拒绝这个请求呢?恭敬不如从命,于是我开车,她指路,我们来到了一家中餐馆。
海伦住在政府为低收入的老人建的Mobile Home。每周护士按时来接她去处理个人的事情,如看医生或购物。早晚有车接送她去老年中心用餐。她说,她每月还另取壹千多块的养老金,因为平时不出门,手里的钱根本没有机会花……这里华人屈指可数。从她中英夹杂的口语可以判断她属于英语不错的老一辈移民。她在美国只有一个外孙住在外州,因为隔着辈分,外孙又自己有家,所以来往不多。
海伦称自己是dreamer ,一会儿又说自己是survivor 。因为初次见面,我不便直接问,希望随着对她的了解找到答案。看得出海伦非常兴奋,她点了很多菜,说吃不了可以带回家。看到她享用的样子,我心中不免生出感叹:思乡的情怀实在不一定是生死离别,它可以具体到一碗热粥,一块烙饼或一包咸菜。一下午一晃就过去了,除了吃饭,没有特别的收获。我建议给她买一个录音机,这样就可以在她自己方便的时间把想说的话录下来。临别前她特意嘱咐我,如果我到东方超市去购物,前往别忘了来给她带一东西,说着递给我了一个Shopping list.上面写着香蜗笋罐头 10个,韩国泡菜……
两周后的星期天,当我带着为海伦买的录音机,磁带,罐头泡菜和自己做的韭菜盒子再次来到她家时,海伦家里正好有客人。她正眉飞色舞地和对方聊着,好像丝毫没有意识到我是有约而来的。我等了一会儿,思忖着如何让自己摆脱这尴尬的局面。倒是那两个传教人非常知趣儿,看到我一声不响知道我们有事,就说改日再来拜访起身告辞了。看得出独居的海伦对友人来访兴奋不已。
当我把磁带拿给她时,她说我买的磁带不适合她的录音机。那年月磁带已经是稀有的东西,只有在K-Mart才能找到。我本以为这次拜访应该可以进入正题了,可是海伦又提出要出去吃饭。我告诉她韭菜盒子肯定是她在老人中心吃不到的,要趁新鲜吃,可她坚持说盒子留到明天吃,她已经打电话和餐馆约好了。体谅到海伦无法开车的困难,我勉强答应了。席间我拿出买好的录音机,告诉自己的打算,海伦先说她不喜欢对着机器说话,然后又说最近身体不太好,不急。接着从包里拿出一本叫《我的故事》的小册子递给我说:谢冰莹她在军校时代的同学。这本书里提到了我,你拿回去看看。我希望你照着这个模式写,题目就叫我的故事。”
一阵沉默,整个用餐时间我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从《我的故事》,我第一次知道了谢冰莹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及生平。在台湾,谢被视为革命作家。她和海伦属同期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解散以后,谢就读于北平女师大学,后来两渡扶桑,留学日本。写过大量的散文,小说和札记。有过一段荡气回肠的婚恋。《从军日记》是她的早期作品,后来被搬上银幕,轰动宝岛。不过在那本书里,关于海伦只有一句话,说她总是把军装穿得很整洁,腰带扎在外面很神气。从中我第一次知道了海伦中文的真实姓名。原来海伦上提到的那个Military School 指的就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当时叫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 后来成为黄埔军校的分校。
后来的几个月我没有再与海伦联系,忙不过只是我的借口。海伦不在意我的写作大纲,也没有录音,我最大的功能无非就是周末出去吃饭。Christopher 和Jackie 还在不懈地努力,他们不断地打电话给我,鼓励我不要放弃。最后我不得不向Jackie 全盘托出了内心的猜测:海伦并不想写书,她只想有个人聊聊天,解解闷儿,到东方超市替她买买东西。开车带她到处走走。我和她在年龄上悬殊太大,加上我成长中的红色烙印,我们共同的话题地方并不多。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次见面她一直说我这么年轻。为此,Jackie决定和我一起来去拜访海伦。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