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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中)

(2012-05-24 21:08:18) 下一个
章诒和: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中)

当晚,我打开罗仪凤为我准备的全套白色卧具,躺在小床上。和自己家里日夜的惊扰、惶悚相比,这里则是装满了宁静与苍凉。它们随着缕缕清朗的风月星辉,直入心底,令我难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当我梳洗完毕走进客厅,即看见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上已摆好了小碗、小碟等餐具。约过了半小时,康老走了进来。还没等我张口,她便问我昨夜睡得如何?我们坐定后,罗仪凤开始上早餐:每人一碗稀饭,桌子当中上的是一碟炸小银鱼,一碟豆腐乳,一盘烤得两面黄的馒头片。两块油糕,单放在一个小瓷盘里。

   康老对我说:“和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我家吃得很简单。不过,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也还是好吃的。”她边说边挑了一片烤馒头递给我。在吃过薄薄的馒头片后,老人又吃了一块油糕。

   罗仪凤指着另一块油糕,说:“这是给你的。”

   我有礼貌地谢绝了。尽管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的味道,真的很好,我却不知该对这顿早餐说些什么。因为我的父母虽然做了牛鬼蛇神,每天早晨还是喝牛奶,吃鸡蛋。私下里,我问也寄居在康家的一位上海小姐:“康老为什么吃得这样简单?”

   她说:“罗仪凤没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馆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资,以及靠后面院子收来的一点点房租。从前老太太的儿子常寄些外汇来。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钱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后来就不寄了。原来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齐备的,有蛋有奶,有面包黄油,有水果肉松。如今,家里的开销一再紧缩,却把老郭和二陈的工钱加了又加。”“干嘛要加钱?”我不理解地问。

   上海小姐说:“还不是怕他们到居委会去胡说乱讲瞎揭发呗!或到社会上勾结红卫兵,引来造反派。现在的保姆雇工,可是惹不起的呀。”

   我把康老的早餐向父母描述了一番,惹得他们十分不安。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康老家的早餐也很不错。尤其是豆腐乳,第一天的味道,似乎与第二天的不同,第二天的又与第三日相异。我把这个味觉感受告诉给罗仪凤,她竟兴奋起来。

   一天早上,天气特别好。虽说是初冬,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树叶也完全落光,可这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如美酒,人的心情也舒展了许多。早餐后,罗仪凤问:“小愚,你今天能跑一趟路,帮我买点东西吗?”

   “当然可以啦!你说,买什么?”

   “豆腐乳。”

   “行,这很方便的。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顺便到地安门副食店就买了。”

   罗仪凤拍着我的肩膀说:“章家二小姐,你不是说我家的豆腐乳好吃吗?这好吃的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

   “罗姨,我该去哪儿买?”

   “前门路东,一家专门卖豆腐乳的商店。现在叫向阳腐乳商店了。”

   “行,我这就去。”我转身即走。

   罗仪凤拽住我,说:“别忙。”

   我说:“你不用给我钱。”

   “不是钱,是给你拿盛豆腐乳的盒子。”

   “什么盒子?”

   “你呆会儿就明白了。”说罢,她进了里屋。不大功夫,双手举着很漂亮的六个外国巧克力铁盒,走了出来。见我吃惊的样子,罗仪凤笑了。放下铁盒,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签递给我。我接过来看,又是一惊。原来那上面排列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豆腐乳名称。什么王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罗仪凤象交代要事那样告诉我:每种豆腐乳买二十块,一种豆腐乳放进一个铁盒,千万别搞混了。买的时候一定向售货员多要些腐乳汁。

   她解释道:“用豆腐乳的汤汁抹馒头,最好。这也就是我非要用巧克力盒子装它们的道理。”

   罗仪凤拿出十块钱,非要我收下。我不肯,见她真有些急了,我才把钱放进口袋。

   她说:“小愚,我要告诉你,豆腐乳买好后回家的一趟路,才是最累的。因为六个铁盒子一定要平端着走,否则,所有汤汁都要流出来。为了减轻累的感觉,你一路上可以想点快乐的事情。端铁盒走路一定要挺胸,如果躬腰驼背地走路,你会越走越累。”说罢,她捧起装着铁盒的布袋,昂首挺胸地沿着餐桌走了一圈。那神态、那姿势,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银盘穿梭于巴黎酒店菜馆的女侍,神采飞扬。

   “罗姨!”我叫了她一声,笑着扑到她的怀里。

   我按照罗仪凤绘制的前门街道示意图和豆腐乳细目表,顺利地买到了五种豆腐乳(有一种缺货),并让和气可亲的老售货员在里面浇上许多汤汁。在归途,我不但想着快乐的事情,且始终精神抖擞,器宇轩昂。冬天的太阳,也同样的温暖。这时的我,一下子全懂了——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尽其可能地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难怪康家的简单早餐,那么好吃!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没有回到康家。饭后,一家人围炉聊天。

   父母对我提起了章乃器。母亲告诉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谁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父亲半晌不语,约莫过了十几分钟,才用一种迟缓的语调对我和母亲说:“乃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他一个人如何生活?我很想见见他,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母亲和我听了,无以为答。

   数日后,我把父亲想见章乃器的心事,告诉罗仪凤。

   罗仪凤眉头微皱,说:“这个会晤当然好啦,但事实上很难办到。”?? 康同璧嫌我俩说话的声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说:“你们刚才说些什么?能不能再讲上一遍,给我听呢?”

   罗仪凤用粤语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康同璧听清楚后,问道:“小愚,是不是你的爸爸很想见见章乃器?”

   我点点头。坐于一侧的罗仪凤,用手指了指窗外说:“外面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会的人)都成了革命政权的耳目和爪牙,我们这样的人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听说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俩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你想,一捧豌豆壳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更何况是这么两个大活人、大右派的聚会。一但被别人发现,真的要大祸临头了。”

   这时康同璧把脸扭向女儿,用一种近乎拷问的口气,问道:“你怕吗?”

   “我怕。我是惊弓之鸟。当然怕啦!”罗仪凤说罢,双臂交叉扶着肩膀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康同璧正色道:“你怕,我不怕。我就要是请两位章先生来我家见面。”

   罗仪凤怔住了,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表态。

   “你怕什么?”老人继续追问女儿。

   “怕咱们担不起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

   “小愚,你也害怕吗?”老人转而问我。

   我迟疑片刻,遂答:“我怕连累你们母女。”

   康同璧突然起身,面向我们站立,象宣布一项重大决议那样,高声地说:“下个礼拜,我以个人的名义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先生来这里做客。”这令罗仪凤手足无措,表情显得十分尴尬。

   康同璧则为自己陡然间做出的大胆决定而兴奋,她拍着胸脯,说:“我不怕承担反革命串联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当!”接着,手指地板,说:“会面的地点,就在我家,就在这里!”

   “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看着老人因情绪激动而泛红的脸颊,我无法表达内心激动、尊崇、惊喜以及歉疚的复杂感受。只是觉得自己惹了事,让康氏母女二人,一个担着风险,一个感到为难。尽管老人慷慨激昂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知道真正要担待的,是她的女儿。罗仪凤不仅要担待,还要去操办,她肯吗?

   “罗姨,你看怎么办?”我用充满疑虑的眼光看着她。

   “怎么办?还不得按她的主意办。要不听她的,她能跟我拼命。”她苦笑着回答。

   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老太太和女儿“拼命”是个什么样情景。我只知罗仪凤是出了名的孝女,有口皆碑。康同璧让女儿立即着手准备。比如:确定会面的日期;确定如何通知章乃器的方法;决定会面时喝什么样的茶;买什么样的佐茶点心。

   康同璧叮嘱女儿:“点心要好的。”

   罗仪凤背转身,向我做个鬼脸,偷偷地说:“她嘴馋。买来好点心,请客人吃,自己也能吃。”

   “你们两个又在说什么?”康同璧问。

   “康老,我们没说什么。”我走到她跟前,用手梳整她那稀薄的头发。

   “我知道,她又在说我。而且,还不是说我的好话。”

   我笑了,觉得老人可爱得像个孩子。

   罗仪凤也笑了,说:“她说自己耳聋,其实是假的!”

   “你们一笑,就说明我的话是对的。怎么样?”老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第二天,吃早餐。康同璧发现属于她专用的一份油糕,没了。她东瞅西瞧一番后,问:“仪凤,我的油糕呢?是不是老郭给忘了。”

   “老郭没忘。妈,咱们家不是要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吃茶吗?你还特地吩咐要请他们吃好点心。我现在就要筹划,你的油糕刚好吃完,暂时不忙买,你说呢?”

   老人“哦”了一下,不再吱声。过了会儿,她对我说:“小愚,为了这次会面,我很愿意不吃油糕。”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自“文革”开始,老人的零食已经从西点、粤点降为北京油糕。现在,北京油糕也取消了。关于取消油糕的事,我没有告诉父母,怕自己说得心寒,怕他们听得心酸。

   大约过了近十天的样子,一切由罗仪凤铺排停当,由我和章立凡(章乃器之少公子)联络,父亲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相交一生的最后会晤。

   父亲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母亲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

   父亲答:“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

   章乃器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我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

   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会晤中,做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五色焕烂。我上下打量老人这身近乎是艺术品的服装,自己忽然奇怪起来:中国人为什么以美丽的绣纹所表现的动人题材,偏偏都要装饰在容易破损和撕裂的地方?这简直就和中国文人的命一模一样。康同璧还让女儿给自己的脸上化了淡装,抹了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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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盛装出场,简直“震”了。我上前拥抱着老人,亲热地说:“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众里挑一的大美人。”

   “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为今天是贵客临门啦!”

   我故意说:“他们哪里是贵客,分明是右派,而且还是大右派。”

   老人摇头,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来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贵客。”讲到这里,便开始抱怨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她用手指了指领袖画像,说:“人活八十,我见的世面多了,但是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治国的。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现在却连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见面,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点文化也没有。”说着说着,老人二目圆睁,还真生气了。

   罗仪凤为这次会晤,可算得倾囊而出。单是饮料就有咖啡,印度红茶,福建大红袍,杭州龙井。另备干菊花、方糖、炼乳。一套金边乳白色细瓷杯碟,是专门用来喝咖啡的;几只玻璃杯为喝龙井而备;吃红茶或品大红袍,自是一套宜兴茶具。还有两个青花盖碗摆在一边。佐茶的饼干、蛋糕、南糖,是特地从东单一家有名的食品店买的。罗仪凤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根进口雪茄,搁在一只小木匣里。

   父亲举起一根雪茄嗅了嗅,放回原处,不禁叹道:“坐在这里,又闻雪茄,简直能叫人忘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也忘记自己是牛鬼蛇神。”

   康同璧在劝茶的时候,说:“两位章先生,吃一点东西吧。这些是我女儿派人昨天从法国面包房买的,味道不知如何,东西还算新鲜。”

   罗仪凤纠正她的话,说:“妈,东单的那家食品店,不叫法国面包房,改叫‘井冈山’啦!”

   “怎么回事?井冈山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地方,这和面包房有什么关系?”康同璧的吃惊与质问,让我们都笑了。

   一阵寒暄之后,康同璧母女做陪,父亲和章乃器开始了谈话。父亲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

   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一个荣毅仁,其他人都受了冲击。”

   罗仪凤在一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现在还有脑震荡的后遗症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变。”

   章乃器说:“我讲定息二十年,结果共产党把定息全取消了。中国原来只有政策而无法律,现在连政策也没有了。”

   罗仪凤朝章乃器一摆手,说:“快别提你的定息二十年吧!三五反、公私合营,就已经把资本家弄惨了,而这次运动,他们算是彻底完了。工人造反派把每个资本家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非要他们交出多少多少钱来,不够这个数字,就往死里打。结果也真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的银行也积极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保险柜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锤子砸碎,能从藤芯里抽出美钞。家里烧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会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康同璧还把同仁堂老板乐松生惨死的情况,讲给章乃器听。

   章乃器向父亲询问起民盟一些老人的情况。他也和父亲一样,庆幸罗隆基死得早,并说:“努生的个性是矛盾的。他脾气倔强,可质地脆弱,算不上硬汉。单是红卫兵的暴打和抄家,他就受不了,一定不会像我这样硬挺过来。”

   父亲慨然道:“即使是条硬汉,也难过此关。黄绍竑不就是个例子吗?”

   话说到这里,客厅的气氛便沉闷起来。罗仪凤忙提着滚烫的铜壶,给他俩续水。康同璧用微颤的手端起玻璃大盘,请他俩吃水果。

   此后的话题,自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像是突然发生的。但历史和自然界一样,从来没有东西是突如其来的。其中不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酝酿多年。毛泽东除了没有做法律上的准备,事前的一切准备都很充分了。”

   父亲讲:“依我看,老毛动的这个念头(指发动“文革”),内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抢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苏联的现实,看到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就忧虑得睡不好觉了,还给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义。于是,在反修的旗号下,趁着自己还活着,就先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来。至于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决不像共产党报纸上写的那样吧。”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毛泽东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父亲说:“‘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搞这个运动都是什么人?就像德国卢森堡当年形容的革命专政——少数几个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政治骗子,还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随其后,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这场革命中自己需要什么!这场标榜文化的革命对灵魂来说,是件极坏的事情,把人统统变成懦夫,这无异于政治奴役。运动过后,病势深重的是人心与人性。”

   罗仪凤则十分不理解毛泽东的搞法,愤愤地说:“要搞刘少奇,就搞刘少奇一个人好了。他为什么要把全国的人都发动起来。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毁文物。《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头子稍稍强一点。’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

   康老在这里插了话:“今天哪里是两个大右派的聚会,我看是三个右派的沙龙。”她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些兴奋的章乃器,探过身对老人说:“康老,我念一幅最近写的对联给你听,好吗?”

   “好!”老人高兴了,用白手帕掸掸耳郭,说:“我洗耳恭听。”

   “你是诗人,我是个俗人。不过,偶尔也诌两句。”章乃器立于客厅中央,面向毛泽东像,

   一字一顿地说:“肠肥必脑满。”接着,把烟斗掉转过来对着自己的胸口,说:“理得而心安。”

   一言既出,顿时寂寞无声。

   康同璧轻轻拍手,道:“写得好。”

   罗仪凤吐吐舌头,对母亲说:“妈,这副对联你只能听,可不能对别人说呀!一旦传出去,咱们可都要掉脑袋!”

   康同璧趁着女儿进卧室的空隙,也向我们吐了吐舌头,笑着说:“她怕,我不怕。当时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打了我,我也不怕。现在的中国人,只剩一条命。何况,我也八十岁了。”父亲立即劝解老人:“仪凤的话是对的。你们母女相依为命,仪凤的生活全靠你,你更应小心才是。”

   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章乃器望望渐暗的天空,对康氏母女说:“今天过得太愉快了,这得谢谢康老和仪凤。天色不早,我和伯钧要分头离开这里才好。他有小愚陪同,住得又不远,所以我要先走一步了。”

   父亲和他紧紧握手,互道珍重。罗仪凤为他挑起客厅的棉门帘。

   分手的一刻,脸上铺满微笑的章乃器对父亲说:“伯钧,我们还会见面的。”

   大家目送他的离去。夕阳给这座僻静的院子,涂上一片凄凉的金色。章乃器敞开的大衣,在寒风中微微摆动。刚才还在说笑的人们,又都回到了现实。“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

   父亲也起身告辞。临别之际,对康老说:“在人们要不断降低自己做人的标准以便能够勉强过活的时期,老人家依旧君子之风,丈夫气概。这次会面实在难得,但不可再搞。太危险了!尤其对你和仪凤的这个家,风险太大。”

   康同璧握着父亲的手,连声说:“不怕,不怕,我们大家都不要怕。”

   罗仪凤执意要将父亲送出大门。走在石板路上,她一再感谢父亲,并说:“要不是章先生最后说了不可再聚的话,我妈过不了多久,又要请你们来了。”

   父亲用解释的口吻,说:“人老了,怕寂寞哇。”

   “不单是这个理由。”罗仪凤反驳道:“更主要的是,她特别敬重你们。”

   父亲内心十分感动,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

   寄住在康家的这段时间,我还认识了三个教授。

   一个叫张长江,是康有为弟子张伯桢之孙,北京史专家张次溪之子,在对外经贸学院(即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任教。说得一口好英语、又有一手好书法的他,十天、半月来罗宅一次,负责处理康同璧的文字类事务。他曾偷偷告诉我:“你在川剧团,康氏母女给你的回信,大多由我代笔。所以,我们早就认识,只不过无缘得见。”

   张先生进门后,从不急于走到写字桌忙着提笔干活。他要和老人说上许多闲话,趣话,以及街头新闻。和我聊天,则讲菊苑旧事,文坛掌故。一旦和罗仪凤谈及需要处理的事情,有我在场的话,就全讲英语了。我也理解,毕竟属于人家的私事。他在康家从不吃饭,哪怕是抄抄写写到天黑。知书达礼,随和风趣,以及对人情世故的谙通,使他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人。可以说,张长江一来,康氏母女总是眉开眼笑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刮起留美狂潮。我在北海后门附近,遇到那位上海小姐。简短的闲聊中,她对我说:“你要去美国吗?要去,就找张长江。他不教书了,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可红啦!他对你印象很深,常念叨你呢。”我家离美国大使馆很近,只隔一条马路。但我始终没有去找已是红人张长江。据说,参加康同璧母女葬礼的,有他一个。

   另一个教授的名字,怎么也记不起了。他并不怎么老,却已是满头白发。在山东大学教书,自心理学科被官方取消后,改教中文了。他来北京料理私事,请假三日,食宿在康家。当他听说我父亲是章某人的时候,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说:“我对令尊大人非常敬佩。今天我们给马寅初和章罗联盟下政治结论,为时尚早。因为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难辨分晓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究竟革命还是反动?更要留给历史评说。”

   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他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流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产党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戴。”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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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别时,他希望我能在罗宅多住些日子,说:“这个家太冷清,人太寂寞。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再一个教授,便是黄万里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康家,见一个学者风度的人坐在餐桌旁边。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约五十来岁,衣著得体,脚下那双生胶底软牛皮皮鞋,很显洋气。

   罗仪凤说:“你们该认识吧?”我们各自摇头。

   康同璧惊奇地说:“怎么会不认识呢?一个是黄炎培的公子,一个是章伯钧的千金。”

   康氏母女哪里晓得民盟的复杂结构与人事。父亲与黄炎培的往来纯属公务性质,谈不上有多少私交。反右以后,索性断了联系。

   黄万里听了老太太的介绍,立即起身,向我伸出右手,说:“我叫黄万里,在清华教书。虽说我是父亲的儿子,可现在是你父亲的兵呀!”

   站在一边的罗仪凤解释道:“万里和你爸爸一样,戴了右派帽子。”遂又翘起大拇指,说:“他的学问特别好,在美国读了三个大学,得了七个博士。万里,万里,他本该鹏程万里。”

   有了这个前提,似乎也就有了话题。我问黄万里是因为什么划了右派。他告诉我:“是因为黄河,具体说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原来,黄万里认为黄河的特点在于泥沙。治黄关键在治沙,可那时苏联专家的方案是根本不考虑排泥沙的事。后来三门峡用于挖沙的钱好像比发电得的钱还多。大坝一次次改建,弄得千疮百孔;库区百姓上下来回搬迁,搞得苦不堪言。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可帽子戴了二十三年。

   康同璧用称赞的口气,补充道:“小愚,万里的诗是做得很好的!”

   黄万里笑了,说:“快不要提什么诗了。(19)57年划成右派,跟我写的《花丛小语》(随笔小说)还有很大关系呢。”

   大约闲谈了一个多小时,黄万里起身告辞。说:“回清华的路太远,要早一点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得他走,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嘱:“你只要进城,就一定要来呀!”

   黄万里一再保证:“只要进城,就一定来。”

   有了这句话,老太太才松了手。

   这三个教授与康氏母女都是老朋老友了。他们之间的往来,不涉“关系”,也无利益原则,完全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他们之间的相处亲切,信赖,安闲,是极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极难得心灵和谐。他们之间的谈话,因文化积累的丰富而有一种特别的情调,因有了情调而韵味悠长,像白云,细雨,和风。

   我每天是在晚饭后去东四十条罗宅。有时因为天气不好,父亲就叫我早一点离开家。康氏母女见我回来得早,总是特别高兴,见面的第一件事,便要我说说当日新闻或小道消息。听完以后,康同璧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外面太乱,人变得太坏,好多事情也搞不懂了。我经历了四个朝代,总结出的经验是‘以不变应万变’。”

   忆旧,则是我们的另一个话题。一提到过去,康同璧的话就多了,而且讲得生动有趣。一次,大家坐在客厅搞精神会餐,罗仪凤讲发鲍鱼和炖燕窝的方法;上海小姐介绍如何自制沙拉酱,我也聊起父亲和我爱吃西餐的事情。

   老太太接过话头说:“先父也爱吃西餐。在伦敦生活的时候,有一次上街看见一家地下餐厅,他想餐厅开在地下,价格肯定要便宜,于是就走了进去。翻开菜单,那上面竟有龙虾。先父大喜,叫来服务生说,我要龙虾。饭饱酒足后,呈上账单。他一看,吓坏了,就是把口袋里所有的钱掏光,全身的衣服当尽也不够。他只好狼狈的坐在那里,等外面的朋友送钱付账。原来伦敦的地下餐厅是最贵的地方。”

   老人讲的故事,不但引来笑声,而且引出口水。我叫嚷着:“罗姨,我想吃西餐!”

   老人见我叫,便也跟着叫:“我也要吃。”

   上海小姐说:“如果吃西餐,沙拉酱归我做。”

   罗仪凤嗔道:“都闹着要吃,可谁来洗那二百个盘子?”

   “怎么要洗二百个?”这个数字让我吃惊不小。

   罗仪凤答应了我们,并说:“你们不许催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吃。”

   康同璧高兴得直拍手。我回家却挨了父亲的骂,说我嘴馋的毛病走到那里也改不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局势和环境。

   第二天,我对康同璧说:“不想吃西餐了。”

   “是不是爸爸批评你了?”坐在一边的罗仪凤马上就猜出了原因。

   我点点头。

   罗仪凤说:“我一定让你吃到西餐,不过,就别回家再说了。”

   过了许久,我早把闹着要吃西餐的话,忘在了脑后。突然,罗仪凤告诉我,这天晚上吃西餐。

   她简直就是一个能施魔法的仙女,在社会生活都已全部革命化的情况下,居然摆出了规范而正宗的西餐。长长的白蜡插在烛台,高脚玻璃杯斟满了红酒,镀银的刀叉,雪白的四方餐巾。我不禁惊叹道:“咱们好像到了一个神话世界。”

   什么都摆弄好了,罗仪凤竟没有在场。我问:“罗姨是不是还在厨房?”

   康同璧和上海小姐都默不做声。等了一会儿,罗仪凤从卧室里走出,那一瞬间,她漂亮得好似回到了少女时代。烫染过的头发起伏闪亮,并整齐地覆盖着额头。粉红的唇膏衬托出一口整齐的牙齿。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自画家之手。苗条的身材裹着白底蓝色小碎花图案的布质旗袍,跟盛开的花丛似的。散发着香水芬芳的她,温雅又柔美。接着,又惊异地发现她的睫毛比平素长了,胸部也高了……这是怎么弄的?我那时还真的搞不懂。

   每上一道菜,必换一次盘,包括衬盘、衬碟在内。在刀叉的配合、唇齿的体味与轻松的交谈中,我渐渐找到了西餐的感觉和旧日的情调。在橙黄色的烛光里,真有种类似梦境的意味。

   我把吃西餐的始末与美妙,讲给父母听。父亲说:“你太粗心大意了。一个女性能如此操办、打扮,肯定是在给自己过生日了。”

   “那罗姨为什么事先不说或在举杯时讲呢?”

   “仪凤是在回避自己的年龄。”

   我又问父亲:“罗姨的生活环境那么优越,怎么她什么都会?做粤菜,做点心,做西餐,烧锅炉,种玫瑰。”

   父亲告诉我:“英德两国的传统贵族,自幼均接受严格的教育及训练,都有治家的性格与能力。哪里像你的那些干部子弟同学,生活上的事共产党一律包干,两只手除了会化钱,就什么都不会干了。”

   纵不能惹起某个男人的热烈情感,但足以引起普遍的喜爱,罗仪凤就是这一流的女子。轻盈的体态,纯良的品质,对日常事物处理的稳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大家风范,兼备于一身。难怪父亲,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等人,都无一例外地喜欢她。我也喜欢罗仪凤,但在我与她已经混得很熟的时候,仍觉自己并不完全了解她。她和自己的母亲拥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天地,交游缙绅,往来鸿儒。但是当她一个人独处时,又好像全世界皆与之无关。她与康老一样地善解人意,却很少将自己的事随便告人。我至今不知她从燕京毕业后的几十年,有着怎样的经历?她怎样生活?工作过么?被人爱过么?——为了能解答这些疑问,我对她说想看看她的影集。罗仪凤爽快地答应后,一头扎进后面的书房。

   我接过落满尘土的老像册,不禁叫起来:“罗姨,怎么只有一本?”

   “我自来就不爱照相。”她笑着回答。

   本想从旧影中对她的过去寻些蛛丝马迹,不料竟一无所获。像册里面,绝大部分是康同璧的照片,属于罗仪凤的,很少很少。偶尔发现一两张,那也是她与女友的合影。即使这样的照片,她的相貌也是模糊不清,因为总有一副硕大的太阳镜遮住半拉脸。在所有的照片里,生活十分西化的她,身边居然没有一个男性。曾听上海小姐说:“康老不愿意女儿和男人往来,想把女儿永远留在身边,好照顾自己。一次,同仁堂的乐家大姑专门来给罗仪凤说媒。没几分钟,康老就把乐大姑撵出了大门。老太太惟有对罗隆基是个例外,始终视为贵客。”我看完影集后,问:“罗姨,你为什么不爱照相呢?”

   她抚摩着影集的黑皮封面,叹道:“这些相片对留影人,当然是宝贵的。可你想过没有,多少年后一旦落在陌生人手里,那将是个什么情景?恐怕不是当废纸扔进纸篓,就是作为废物卖掉。想到这样的归宿,即使面前是多美的景致,身边有多好的朋友,我都不愿意面对镜头了。”

   “罗姨,一张好照片,可随时欣赏。你现在何必担忧几十年后的事。”我想,罗仪凤不留影的根本原因,恐怕是觉得自己并不漂亮。

   她摇头,说:“象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又是一个人,是必须学会预算生活的。”

   罗宅有一套看着大气、坐着舒坦的英国沙发,而且被保养得很好。当那位上海小姐要搬离康家的时候,罗仪凤毫不犹疑地把沙发送给了她。我问:“这么好的东西,你也可以用,干嘛要送给别人?”

   罗仪凤说:“我的小愚,你还年轻啊!许多事要提前做安排,不能等老了以后再说。特别是那些视为珍贵之物的东西,一定要由自己亲手处理,不要等到以后由别人来收拾。我说的‘别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孙和亲戚。”

   “淡生涯一味谁参透?”在我懂得她所持的这个观点后,才渐渐懂得她的行事及做派。罗仪凤给自己立的做事规则,犹如提前执行遗嘱一样,很有些残酷。别说我接受不了,就是一向欣赏西方人生活原则的父亲和罗隆基,恐怕也办不到。然而,当我历尽坎坷、不再年轻、并也做了孤家寡人的时候,对她的观点和行为,不但深深地理解了,也彻底地接受了。罗仪凤爱香水。

   她对我说过:“香水好,就连装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于都知道她的这个喜好,所以从她读燕京开始,人们在送她礼品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上等香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为藏品,装入一个木箱。“文革”爆发,这个木箱再没有打开过,就是说,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闻,不看。

   后来,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对母亲说:“这里面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黄金还贵。你有两个女儿,她们可以用。”

   母亲执意不收。

   罗仪凤想了想,说:“算我寄放在这里,总可以吧?”

   母亲答应了。那么喜欢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从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罗仪凤喜欢鞋。

   我一直以为在她的服饰穿戴里,最讲究的部分就是脚下的一双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节,配场合,配情绪。一句话,把鞋穿到了审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时候,她不知该如何处置,又舍不得把它们丢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来,急切切地说:“红卫兵在‘勒令’中,只规定不许穿高跟鞋。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用锯把所有的鞋跟儿都锯掉?”姐夫听后,同意了。

   夜深人静,罗仪凤把鞋子统统翻出来,几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锯子。先是姐夫一个人锯,后来是两人一起对拉。十几分钟,却连一只鞋的后跟儿也没锯掉。罗仪凤累得满头大汗,急得满脸通红。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姐夫观察发现:罗仪凤的鞋均为进口货,别看后跟儿纤巧如一弯细月,可内里都有优质钢条做支撑。他擦着汗说:“国产锯怎么对付得了进口钢?罗姨,我们这样干个通宵,也锯不了几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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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仪凤坐在地板上,瞧着那些八方买来、四季穿着、一心收藏的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屈从了现实,放弃了审美,把鞋扔了。一双未留。

   罗仪凤爱花。

   她家的庭院里,栽有一片法国品种的玫瑰,还有十余株品质极高的榆叶梅,排列于大门两侧。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总理级的高官驱车路过东四十条。那繁密似火、浓艳似锦的榆叶梅,绽露墙外。花树之盛,引得他驻足而赏。后来,他的手下工作人员,含蓄地表达了首长意思。待花谢尽,罗仪凤让人把所有的榆叶梅连根挖出,送了过去。一株未留。

   一个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恶梦把我惊醒,开了床头灯看表,已是半夜三点多了。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细听,那仙乐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再细听,那声音是从罗仪凤的卧室传出。顿时,我睡意全消。月亮穿过窗帏,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狭小的床上,忘记了外面的疯狂世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尽管自己知道此时此刻,是绝对不该叨扰她的。但我难以克制涌动的心潮,不由得推开了通向她卧室的小门——

   罗仪凤见我光脚散发,立在她的床头,惊恐不已。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刹时变的灰白,灰白。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一个有整块青砖大小的东西。那东西在月光映射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我想,美妙的音乐该是从这里流淌、蔓延开来。恰恰在这个时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从“砖头”里传出的是英语。

   我问:“罗姨,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

   然后,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该向我解释些什么,二人相对无语。沉默中,罗仪凤突然爆发出无比的激愤,她下颚骨发颤,眼睛像火一样的红了起来。她把“砖头”护在怀里,用一种类似诅咒的口气,说:“小愚,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也是个无能的人。我无夫无子,这辈子只剩下一点儿爱好。我喜欢鞋,现在鞋都扔掉了。我爱花儿,可那些美丽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里,流着眼泪亲手用开水浇死的。现在,花儿没有了。我爱香水,香水没有了。我爱音乐,音乐没有了。我爱英文诗,诗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也不想防碍共产党,可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侵害我?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家来说,是釜底抽薪;对我个人而言,是经脉尽断哪!”罗仪凤仰望夜空,力图抑制住心底的悲与痛。但我还是见到了她的泪水。灯下,她的泪水象玻璃一样剔透。

   待情绪稍有平复,罗仪凤反倒起身送我回屋,并问我:“要不要吃点安眠药?”

   后半夜,我一直在琢磨康氏人家,索性不睡了。父亲说过,她们母女是真正的贵族。

   我想,这些昔日贵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难,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说自己的处世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然而,现实却在逼迫她们做出“顺适”。出于教养,也出于经验,她们的“顺适”往往表现为一种不自觉其努力的努力。这种努力和共产党员努力“改造世界”,当然其内涵各异。后者的努力是向外、向外、再向外,具体说就是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前者的努力,是向内、向内、再向内,具体说就是努力于自省,自律和克己。努力的核心内容便是:忍。在云诡波谲世事不胜其变幻的年头,谁都得忍。强权下的老百姓,以其渺小而忍。那么,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体现出什么呢?是阅历太多、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还是抹杀自己、无损于人的智慧生存?——年轻的我无法判断,但罗仪凤的哭诉,却让我深深懂得:这种“忍”,原来是最可痛心的,其内里,有着怎样的悲凉与沉重。因为任何分寸的“顺适”,都要毁损或抑制天性。想到这里,我暗自发誓:这辈子决定保卫自己的天性,决不“顺适”。而后来的情况竟是——我为这样的决定付出了几乎一生的代价。

   (待续)

   作者系中国大右派章伯钧之女

(章诒和: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中)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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