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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上)

(2012-05-24 21:04:37) 下一个
章诒和: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上)

康同璧,女,字文佩,号华鬘,广东南海人,1886年2月生。康有为次女。早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加林甫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曾在傅作义召开的华北七省参议会上被推为代表,与人民解放军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 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三、四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8月17日病故,终年83岁。——摘自《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

   我在校读书的时候,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那个年代由于阶级成分好,很受组织信任。当我毕业发配到边陲,她被留校当了研究人员。到了“文革”时期,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员。“改革开放”以后,她突然宣布自己本乃末代皇帝宣统一个妃子的近亲。“哇!灰姑娘一夜成公主。”——自信息发布,与之共事数十载的同事,无不愕然。适值单位最后实施福利分房,她给统战部打了报告,言明皇亲国戚的贵族身份,以求统战。报告转给了文化部(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直属该部)。结果,满足了“被统战”的期待,实现了分房的要求。

   而今随意翻开一张报纸,“贵族”两字随处可见,什么世袭贵族、东方贵族、白领贵族、单身贵族、金卡贵族、精神贵族。与之相搭配的图片,不外乎豪宅别墅,靓车华服,美酒佳肴。把这些东西摞起来,简直就是一本时尚大观,看了足以让人头晕目眩,进而想入非非。可以说,贵族生活、贵族气派、贵族气质,已是当今众多少男的理想,无数少女的美梦。

   总之,解放后曾与“地富反坏右”一样被视为弃履的“贵族”二字,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又陡然时兴起来,登时身价百倍。而我真正懂得什么是“贵族”,是在认识了康同璧母女以后。其实,它根本不是什么用来炫耀、用以兑换到各种利益或实惠的名片,也非香车宝马、绫罗绸缎、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

   我们一家人认识康同璧,是反右以后的事。

   1958年初,反右运动结束了。戴上头号右派帽子的父亲(姓章名伯钧)经过无数次亲人检举、朋友倒戈、同僚揭发的教训以后,在待人接物方面很开窍了,也很收敛了。比如,在公开场合,他一般不主动招呼人,哪怕这个人是从前的下属。又如,在非公开场合,一般不邀请他人聚会,哪怕这个“他人”是昔日之好友。

   既然人家都不跟你玩了,那只好自己跟自己玩吧。于是,不久便形成了一个右派小群体,或叫小圈子。由于父亲是右派之首,也由于我们全家好客,加之,上边给父亲保留了大四合院,小轿车及好厨师等等。所以,一群“乌合之众”的落脚点,大都选在东吉祥胡同10号。这是我家的地址,现在它已一分为二,正院住的是中共高官,先搬进去住的是万里,后为段君毅。跨院分给了艺坛领导高占祥。

   右派圈子的人,聚拢一起也很热闹。清茶一杯,有说有笑。聊国际政治的是罗隆基;谈佛学和古诗词的是陈铭枢;既说社会新闻、又讲烹调艺术的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有来有往中,彼此尊重,相互关心。一人病了,其他几个会自动传递消息,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探视。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在孤立压抑的环境中,这个聚会是他们的庆典和节日。一般人是害怕这个右派圈子的,而唯一没有右派帽子的加入者,便是康同璧及其女儿罗仪凤。记得是 1959年的春季,父母同去全国政协的小吃部喝午茶。傍晚归来,父亲是一脸的喜色。

   我问母亲:“爸爸为啥这么高兴?”

   母亲说:“自我们戴上帽子,今天头一回遇到有人主动过来做自我介绍,并说希望能认识你爸爸。”

   “难道这人不知道咱老爸是右派吗?”

   “当然知道。但她说以能结识章先生为荣。”

   “他是谁?”

   “她就是康有为的二女儿,叫康同璧。”

   “她有多大?”我问。

   “大概有七十岁了。”母亲遂又补充道:“康老和她的女儿说,后天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呢!”

   父亲好久没当过客人了——想到这里,我替父亲高兴。

   第三天,父母去了。康氏母女的盛情款待,令父母感动不已。

   母亲说:“一切都出乎想象。康老住在东四十条何家口的一所大宅院。我们原先以为不过是小坐,喝茶罢了。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要吃晚饭的。而且请我们吃的菜肴,是她女儿罗仪凤亲自下厨操持的。尽管属于粤菜,那味道与街面的菜馆就是不一样。单是那又糯又香的广东罗卜糕,你爸爸就夹了好几块。”

   父亲欣赏康同璧的个人修养和艺术才华。说:“果然名不虚传哇!难怪康有为那么疼爱这个女儿。她英文好,诗词好,绘画好。今天老人家拿出的几幅自己画的山水画,可谓苍古清隽,情趣天然。依我看,她的画和那些专业画家不相上下。”

   其实,我心里清楚:让父母最为赞叹的,是康同璧母女对自己的态度。

   过了一个礼拜,父亲提出来要在家中回请康氏母女。

   未及母亲表态,我高举双手,叫道:“我同意!我赞成!”

   父亲也举手,并向母亲叫道:“二比一,通过。”

   三人复大笑。

   母亲用手指着我的嘴巴,说:“是不是嘴谗了?”

   “不,”我辩解道:“我想见见她们。”

   经过紧张的准备,一切就绪。父母视康老为贵客,又是首次登门的缘故,所以决定不让小孩上席。我听了,不怎么怄气,反正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偷听。杂花生树,飞鸟穿林,正是气候宜人的暮春时节。下午三点,父亲让司机开着老别克小轿车接客人。

   康同璧母女一走进我家阔大的庭院,便驻足欣赏我家的楹联、花坛、鱼缸及树木。老人看见正房前廊一字排开的八盆腊梅,不禁发出了惊叹:“这梅太好了,枝干苍劲、纵横有致,可以入画了。”

   父亲说:“康老,你知道为什么这八盆腊梅这样好吗?”

   “当然是你养得好哇。”

   “不,因为送花的人是梅兰芳。”

   康同璧听罢,一直站在那里不肯走。我则一直站在玻璃窗的后面打量她。应该说,脸是老人全身最美的部分。那平直的额头,端正的鼻子,细白的牙齿,弯弯的细眉,明亮的眼睛,可使人忘却岁月时光。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那袍边、领口、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旗袍之上,另套青紬背心。脚上,是双黑色软底绣花鞋。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使老人呈现出慈祥之美。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染得黑玉般的头发盘在后颈,绕成一个松松的圆髻。而这稀疏的头发和旧式发型,则描述出往日沧桑。

   跟在康同璧身后的,是女儿罗仪凤,从外表判断,约有四十岁上下。她全身蓝色:蓝旗袍,蓝手袋,蓝纱巾,以及一副大大的灰蓝色太阳镜。港式剪裁的旗袍紧裹着少女般的身材,并使所有的线条均无可指摘。虽然一袭素色,但一切都是上等气派的典雅气质。走进客厅,罗仪凤摘下眼镜后,我才得以看清她的容貌。老实讲,娇小玲珑的她即使年轻时,也算不得漂亮。脸上敷着的一层薄粉,似乎遮盖不住那贫血的苍白。嘴巴宽大,嘴唇亦无血色。她的眼珠特别地黑,往里深陷,在一道青色眼圈的映衬下,非常幽深。这高贵神态的后面,似乎还隐含着女性的一种伤感气质。

   大圆茶几上,摆满了母亲从北京最好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各种西点和水果。父母与客人聊天。刚开始,还听得见康氏母女说话。半小时后,客厅里就只有父亲的声音了。我躲在连通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目不转睛地瞧着。忽然,我发现罗仪凤把鞋穿错了:怎么一只脚穿的是蓝色的皮鞋,而另一只是白色的呢?于是,父亲说的话,我全都听不见了,只是专注于那双脚,琢磨着那双鞋。而在下定罗仪凤是于匆忙中穿错一只鞋的结论之后,我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了,有如父亲发现社会有问题,就非得站出来提意见一样。

   我大喊:“妈妈!”

   母亲闻声而至,问:“你躲在这里做什么?”

   我面带焦忧之色,说:“请你告诉罗仪凤阿姨,她把鞋穿错了。”

   母亲不回答我,边笑边往客厅走去,来到罗仪凤面前俯耳说了两句。罗仪凤遂朝着玻璃隔扇,笑道:“请章小姐出来看看我的鞋,可以吗?”

   我有些难为情地跨出玻璃隔扇,走到客厅,来到她的面前定睛一看:天哪!原来她的鞋,左右两色,从中缝分开,一半蓝、一半白。

   罗仪凤微笑着,解释道:“不怪小姑娘,这是意大利的新样式,国内还很少见。”

   父亲也笑了。我知道:在他的笑容里,有替我难为情的成分。康同璧拉着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愚。”

   “哪个愚字?”老人又问。

   “愚,笨的意思。”

   “哦,大智若愚嘛!”

   再问:“那大名呢?”

   “章诒和。”

   “诒乐和平。你爸爸给你起的名字太好了!”康同璧弄清了“诒”字后,立即这样夸道,并一定让我坐在她的身边。

   我就是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中,结识了康有为的后代。父亲让我尊康同璧为康老,称罗仪凤为罗姨。

   后来,康同璧送来她的两幅画作。大幅的山水,送给父亲。小幅的,送母亲。作品的气势、用笔及题款,令人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它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出自一个七十岁女性老人的笔下。从此章、康两家经常往来,而康同璧就成为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结识的新朋友。父亲欣赏她的才华,更感佩她的胆识。

   康有为的后代,人数不少,其中的绝大部分在海外。康同璧就读于哈佛,丈夫姓罗名昌,曾任民国政府派驻伦敦的总领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老人唯一的儿子定居美国,自己却带着唯一的女儿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

   父亲曾经问:“康老,你为什么要留在大陆?”

   她答:“我要在这里做些事,给先父修订年谱,整理遗书,遗稿。”

   “除了政协委员的荣誉之外,政府对你还有什么安排?”

   “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停顿片刻,又说:“建国之初,我们的领袖还是有爱才之心,也有容人之量。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支那第一人。①’——我听了,非常吃惊。没有想到他看见我,就马上背诵出我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这样的态度与气派,当然能够吸引许多人从海外归来。”

   老人所言,决非虚词。一次在人大三楼小礼堂举办文艺晚会,我与父亲同去,坐在靠后的位置。为了能看清演出,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开演前三分钟,毛泽东进了会场。当他看见了这个“支那第一人”的时候,便主动走过去,俯身与之握手。当时康同璧带着花镜,正专注于节目单。她认清来者,即匆忙起身。微笑的毛泽东,即用手按住了老人的肩膀。许多人见到了这个场面。

   我身边的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对他身边的夫人说:“这老太太不知是哪个将军或烈士的妈妈,面子可真大,咱们的毛主席都要过去跟她打招呼。”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她不是谁的妈妈,她是康有为的女儿。”

   “谁是康有为?”那中年人的夫人追问。

   我大笑不止,父亲狠狠瞪我一眼。

   一天下午,父母乘车外出,归来时路过东四十条,看天色尚早,决定顺便去看望康同璧。跨进大门,就看见康同璧和一些容貌苍老的人悠闲地坐在院子里。一张大圆桌,上面摆着茶具,杂食及瓜果。正是残夏、初秋的转折时节,整座庭院散发出馥郁的草木气息,几棵枝干舒展的老树,绽放出洁白的花朵。这里,既令人心旷神怡,又呈现出一种令人惆怅的魅力。做为不速之客的父亲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生人,脸上的表情一时也好象找不到适当的归宿。康老很高兴,一再请父母坐下,共赏院中秋色。在所有的客人里,父亲只认得载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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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同璧用手指那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对父亲说:“这是御赐太平花,是当年皇上(即光绪皇帝)赏赐给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开时节,我都要叫仪凤准备茶点,在这里赏花。来聚会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着,罗仪凤把张之洞、张勋、林则徐的后人,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绍给我的父母。

   园中一片旧日风景。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固定成员与特殊含义的聚会。在康同璧安排的宽裕悠然的环境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对历史的重温与怀念。主客谈话的内容是诗,连其中一个相貌清秀的中年女性,也是满口辞章。而这恰恰是父亲最不精通的话题,父母很快告辞。

   回到家里,父亲把这件事讲述给我听。在他的讲述里,流溢出一种叹服。在父亲的感受里,康家的举动不仅是出于礼貌,而且是一种美德。这种礼貌与美德,给人以精神抚慰和心灵的温暖。康同璧款待朋友之殷勤敦厚,对前朝旧友的涵容忠忱,是少有的。一切以“忠义”为先——老人恪守这个信条自属于旧道德,完全是老式做派。而那时,官方正在全社会强力推行“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贯彻“政治挂帅”的思想路线。

   有意思的是,康同璧在认识父亲以后,又提出很想结识罗隆基。父亲当然高兴,并很快做了见面的安排。因为都姓罗,所以康氏母女与罗隆基一见面,便“自来熟”。

   “五百年前是一家。”罗隆基高兴地对康同璧说:“我正孤单度日,现在我有妹妹啦!以后穷了,病了,有妹妹照顾,我不怕了。”

   罗仪凤则说:“我有个哥哥,很疼自己,可惜在国外。现在好了,又来了一个。”

   总之,康氏母女都很喜欢罗隆基。后来,父亲又把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等人,介绍给康氏母女。这些人经常聚会,聚会多在我家。我家的聚会只要有罗隆基在场,就会变成个沙龙。而罗隆基身边由于有了一个未婚女性,人也显得格外精神。一有缝隙,他便滔滔不绝,夸示自己很有学问。遇此情况,父亲每每暗自发笑。罗仪凤则很少开口,但很注意罗隆基的谈话。即使在他和父亲谈论民盟的往事,康同璧的这个女儿也很专注。那不移动的注视,意味深长。有时,在她的脸上,还浮散着一阵红晕。

   后来,罗隆基除了在我家与康氏母女聚会,自己还去东四十条登门拜访。后来,他又单独在自己的住所请康同璧母女吃茶点、喝咖啡。

   三年自然灾害来了,连国家元首都发出了“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号召。一两油,二两芝麻酱,三两瓜子,半斤花生,是市民百姓逢年过节的特别供应。它们似金子般地珍贵。为了多吃一口饭、多争一块肉,兄弟打架,姐妹吵嘴,夫妻反目,父子翻脸的事,屡见不鲜。也就在这个时期,康氏母女凡来我家,罗仪凤必带些糖果或点心。

   到了物质极度匮乏的紧张阶段,罗仪凤不再送糖果糕点。一次在我家聚会吃午茶,她趁别人不注意的空隙,朝母亲的手里递上一个两寸长、一寸来宽的自制小信封,并用食指封嘴的手势告诉母亲:别吱声。客人走后,母亲拆开一看,全家大惊:是北京市政府根据侨汇多寡发给在京侨眷的专用糕点票,糖票,布票,且数额不少。

   父亲激动地说:“这是康老的儿子从海外孝敬老人的,我们不能收。”

   母亲拨通电话,向罗仪凤表示:“伯钧和我们全家,不能接受这样的重礼。康老年迈,需要营养。再说,我们的生活比一般老百姓强多了。”

   那边厢,传过来康同璧的声音:“我的生活很好,你们不要客气了。我的生活原则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母亲不断地从罗仪凤手里接过装着侨汇票的小信封。母亲怀揣小信封,由我陪着去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侨汇商店买点心,买白糖,买花布。那个商店,永远是满满的人,长长的队。大家都在安心排队,耐心等待。

   我和母亲捧着这些最紧俏的食品和物品,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回到家中。母亲把东西一件件摊开,父亲看后,说:“康同璧不说解放全人类,却从救一个人开始。”谁都明白,父亲的这句话是个啥意思。

   母亲拿着这些稀罕之物,曾招待或转赠别的人。如储安平,冯亦代。他们的处境比父亲更差。到了春节前夕,康氏母女总要送来一小盆长满花蕾的水仙。罗仪凤还要在每根花茎的部位套上五分宽的红纸圈。如果有四个花键,那就并列着有四个红色纸圈。水仙自有春意,而这寸寸红,则带出了喜庆气氛。

   母亲望着它,连连赞叹:“什么东西到了康家人手里,就与众不同了。”

   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在康氏母女节俭度日的年月,罗仪凤把铺晒在窗台的橘皮,统统做成酱,还要把这一瓶瓶橘皮果酱塞进我的书包,让我带给父母。母亲舍不得吃这些果酱,连连叹道:“看看仪凤,你就懂得什么叫侠骨柔肠了。”听说我家在使用蜂窝煤炉子取暖,罗仪凤就亲手教我做一种取名为“艾森豪威尔汤”的美式汤菜。并介绍说:“这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二战军营里的发明。”

   老太太还补充说:“这汤又便宜又营养,只是费火。你一定要给爸爸妈妈多做几次,叫他俩多喝些汤,对身体有好处。”

   与康同璧母女几年的交往,使我认识到贵族绅士和物质金钱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他(她)们身居在上层社会,必须手中有钱,以维持高贵的生活;另一方面,但凡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又都看不起钱,并不把物质的东西看得很重。所以,在他(她)们心中,那些商人、老板、经纪人,决非gentleman。储安平在他的那本有名的《英国采风录》里,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去描绘、剖析贵族和贵族社会。他这样写道:“英国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绅士(gentleman)。一个英国父亲,当他的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man时,即已希望他成为一个gentleman。英人以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disinteregted),不畏难(capable of exposinghimself),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她)不仅是一个有荣誉的人,并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③如果说,康氏母女让我懂得什么是贵族的话;那么储安平的这段话,便教会我如何判别真假贵族。

   也就在这个困难时期,右派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每次聚会,父母都会带上我。这时,我渐渐发现罗仪凤的衣著,从讲究转变为漂亮。像过去不怎么穿的翠绿色,也上了身。头发油亮油亮的,发式也是经过精心梳理,越发地洋气了。更大的变化是在聚会中,她和罗隆基常开小会,而且说英文。有一次,我们在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晚饭。饭毕,大家步出这座昔日的王府。我们都来到了大门,他俩还拉在后面老远。我返身要催他俩,父亲一把拽住了我,嗔道:“傻丫头!”月色下,庭院中迟开的花朵,吐露着芬芳。他俩说的是英语,罗仪凤语调温软,双眸迷茫又发着光。罗隆基的身心,好像都一齐被那双黑眼睛吸了过去。罗仪凤经受不住罗隆基的感情攻势,也抵挡不了罗隆基的个人魅力。于是,这以兄妹相称的一对,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恋爱。除了单独约会,电话、书信是他们来往的主要方式。见此情景,父亲不无担忧地说:“努生(即罗隆基的字)是旧病复发,一遇女性即献殷勤。可怜康有为的这个外孙女,真的是在恋爱了。”一次,康氏母女到我家作客。人刚坐定,电话铃就响了——是罗隆基打来,问:“仪凤到了没有?”

   这个用英语交谈的电话,足足打了半个小时。父亲很不高兴,嘴里直嘟囔:“这个努生,谈情说爱也不分场合。”

   电话打完,罗仪凤回到客厅,略带腼腆地霎着眼睛。我发现,她那张原本不怎么漂亮的脸,竟因兴奋而生动,因生动而美丽起来。

   不久,罗隆基的好友赵君迈④来我家闲谈。父亲关切地问:“老赵,到底努生和仪凤关系怎么样了?”

   赵君迈说:“你们不都看见啦?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吧。”

   父亲索性直言:“我想知道努生的态度。他怕是又在逢场作戏吧?”

   赵君迈没有立刻做出回答。他起身站到客厅中央,举臂抬腿,打了两手太极拳。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伯老,你这不是在给我出难题吗?努生这个人的性情和毛病,你是清楚的。他现在对仪凤是热烈的,将来会不会冷淡下来,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

   罗仪凤在明知罗隆基是右派的前提下,奉献出自己近乎神圣的感情——这让父亲非常尊重和心疼她,并担忧这场恋爱的前景。因为自从罗隆基和妻子王右家分手以后,他热恋过不少的女人,却无一人与之携手到白头。故父亲常说:“没有办法!负心的总是努生,可又总是有女人自愿上钩。”

   极想成全好事的,是母亲。她兴冲冲地说:“他们要真的成了,那敢情好。老罗的生活有人照料,仪凤的未来也有了归宿。再说,他们是般配的。仪凤的出身、学识、教养,性情哪点比不过老罗?”

   “李大姐(母亲姓李名健生)说得对。”赵君迈附和道:“我见过罗仪凤写给努生的信,全是用英文书写。句式、修辞、包括语调,都是那么地简洁明净、含蓄优美。一般的英国人,也写不出那么精美考究的书面语言。别看努生总夸自己的英文如何如何,依我看无论是说、还是写,他都不是罗仪凤的对手。”

   “老罗为什么把情书拿给外人看呢?”母亲的问话,显然是对罗隆基的这个举动有所不满。

   “李大姐,你不要误会。”赵君迈赶忙解释:“这不是努生有意公开情书,而是震惊于仪凤的文字表达水平。他挑出一封信让我欣赏。我一边读信,他就一边感叹:‘我的这个妹妹写信的口气,不仅是彻底的西化,而且还是贵族化的。我搞不明白她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个本事?’”而父亲的归结是:“这两人都是在恋爱。不过,罗隆基用的是情,罗仪凤用的是心。至于结局嘛,恐怕主要取决于努生了。”

   在给第一批右派摘帽的时候,为安抚父亲和罗隆基,上边组织他们南下参观。父亲参观的线路是江浙;罗隆基走的是湘赣。而与罗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母女。

   在车厢里,父亲悄悄对母亲说:“看来,中央统战部很掌握、也很会利用罗隆基与康氏母女的特殊关系呀。”

   此行欢愉而惬意。加之感情的注入,无论罗隆基还是罗仪凤,无不显现出充沛的力量。他们返京后,在我家聚会了一次。父母发现身材消瘦的罗仪凤竟丰满了一些,俩人暗自高兴。经过一段时光,罗仪凤以为到了收获爱情的季节。她在给罗隆基送去的生日蛋糕上,亲手用奶油绘制出两颗并列的心。心是红色的,丘比特箭从中穿过。此外,还有花,有信。罗隆基接到生日礼物,大惊失色。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他不知该如何回应,便向父亲求救。父亲责怪罗隆基不该大献殷勤,说:“你半辈子的罗曼蒂克,有一部书厚。但现在的你是个右派,而人家出身名门,至今未婚,如今能袒露心曲,已是极果敢、极严肃的举动。如果讲般配的话,罗仪凤实在是配得过你,就看你有无诚意了。再说,选择妻子,主要在于心地好,其余的都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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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隆基说:“我们只能是互称兄妹,而不可结为夫妻。”

   父亲问:“你主动接近她,现在又回绝她。努生,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罗隆基支吾半天,说不出一条理由。

   “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够漂亮吧?”父亲的话,让罗隆基哑口无言。

   后来,尽管他们二人的关系再没有向婚姻之途发展,毕竟罗仪凤是康有为的后代,对罗隆基仍以礼相待。每逢端午、中秋或重阳,父母都会收到罗仪凤自制的糕点。有时,母亲打电话问罗隆基如何过节。

   罗隆基答:“幸有妹妹送来点心,方知今夕为何夕。”

   如果说,恋爱对罗隆基是享受的话,那么,恋爱对罗仪凤,就是消耗。消耗了许多的时间,许多的心力,许多的感情。而进入中年的女人,怕的就是消耗。不久,罗仪凤得知罗隆基在与自己继续保持往来的同时,陷入了另一场恋爱。那个女人虽说不是燕京毕业,也不精通英语,但是精通打牌,擅长跳舞,活泼漂亮,颇具风韵。她与罗隆基从牌桌搭档、舞场搭档关系开始,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了她,罗隆基还与其兄(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大闹一场,甚至闹到周恩来那里。这,对罗仪凤是致命的一击。我知道,罗仪凤无论怎样地倾心罗隆基,也决不会跑到公众场合去充任什么牌友或舞伴的。

   1963年秋,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艺术室工作。罗仪凤陪伴全国政协委员的母亲来成都视察。在锦江宾馆,趁着母亲睡觉,她一连几个小时在述说这件事。

   “小愚,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她用阴沉的声音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罗姨,为什么?”

   “我嫌他脏,肮脏。”她语调平静,嘴角却在颤抖。显然,在这平静的语调里,蕴涵着无比的怨恨。

   我发现她一下子老了。

   罗仪凤是何等的聪颖,当知罗隆基的浪漫天性及过去之种种。但她仍投身其中,往而不返。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要给自己日趋枯涸的人生,编织出一个最后的幻象,一个幸福又奇魅的幻象。罗仪凤曾经将这次令她心碎的感情经历用文字写了出来,以倾吐内心的痛苦与不平。写完以后,却始终未示于人。“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元好问的这首《摸鱼儿》,替天下为情所苦所累者发出了永恒的追诘。看来,比死亡还神秘的,真的就是爱情了。这场锥心刺骨的恋爱从明亮的粉红色开始,到黯淡的灰黑色结束。而从开始到结束,罗仪凤一直瞒着她的母亲。在情感生活中能持久地保持这样一种虔心、凝韧、隐忍的态度,一般女性是办不到的。储安平曾说:“贤良、宽恕及自爱之中尽心与克制,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妻子的品行。”

   罗仪凤的身上就有这种品行,只是应了父亲的那句话:“努生无慧眼,也无福份哇!”

   两年后,罗隆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家中。

   消息传出,康同璧立即给父亲打电话,问:“罗先生猝然而去,我和女儿夜不能寐,悲痛又震惊。我要写副挽联,以表达哀思。不知写好后,该送至何处?”

   父亲说:“老人家,你一个字也不要写,努生是右派。据我所知,对他的死民盟中央是不举行任何仪式的。”

   “怎么可以这样做?一个普通人走了,也是要做丧事的。章先生,我们是不是可以问问统战部。”康同璧的情绪有些激扬。

   不知如何作答的父亲,挂断了电话。

   老太太哪里晓得:给民盟中央拿主意的,正是统战部。

   我在四川省川剧团的几年,备受打击和歧视。说在艺术室工作,实际上派给我的活儿是白天弄幻灯,晚上打字幕。我不敢把自己工作的真实情况告诉家里,怕父亲伤心母亲落泪,却很自然地想到了康氏母女,贸然地给康家写信,诉说满腹的委屈和愤怒。因为在我的直觉中,她俩是最可信赖的。直到“文革”前夕,我们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康家的复信,显然是由人代笔。但信中表现出的悲悯、温良与仁爱,则发自康氏母女的内心。(19)64年底,临近圣诞节了。罗仪凤随信寄给我一个极其精美的金鱼书签,它用工笔绘制而成,形态乖巧,色泽艳丽。信上说:“这条鱼灵动又快乐,它就是我们眼中的你。”我捧着它,看着它,爱不释手,又泫然欲泣。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康家。这使我对康同璧母女,有了较为深入的往来和了解。从(19)66年的8月开始,我家就经历着无日夜之分的抄家和洗劫。整座四合院被红卫兵、造反派占领,全家人被驱赶到紧挨大门的传达室和警卫室。

   (19)67年春季的一个深夜,父母和我已经睡下。突然,暴烈的叫骂声、撞击声把我们惊醒。当父母和我从木板床上刚翻身坐起,一群红卫兵已用脚踹开了门。打头的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如果不闹革命的话,该在中学读书。他在问完“谁是章伯钧?”这样一句话以后,就命令大家动手抄家。

   我家经过无数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类。所以,这次洗劫对他们来说,收获实在太小,太小。这个打头的,看见我们的手腕上还有表。于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亲送给母亲的“摩凡陀”

   ,父亲送给姐姐的“劳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欧米茄”。他们走后,母亲发现晚饭后放在桌上的一块冰糖,也被红卫兵“洗”了。

   翌日,吃过早饭。神色严肃的父亲对母亲说:“健生,这个家太不安全。让小愚到外面去住吧。”

   母亲同意了。我不同意,说:“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父亲说:“你白天和我们在一起,只是不要在家过夜,太危险。”

   “爸,你让我住到哪儿去?再说,谁有胆量让章伯钧的女儿住在自己家里呢?”

   父亲想了想,说:“现在,我们只有找真正的保皇党了。”

   母亲怪道:“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开玩笑。”

   “哪里是在开玩笑,我说的保皇党是指康同璧。听说,她的住所至今还没有外人搬进去住。”

   我真的佩服父亲,不管处在什么样的险境,都不失清醒。当日下午,父亲叫我拿上睡衣和牙刷,跟他去东四十条何家口。

   我说:“我拿睡衣干嘛?还不知道人家同不同意呢?”

   “会同意的,你把东西都带上。”父亲的口气,不容争辩。

   我和父亲搭乘13路公共汽车,便从地安门到了东四十条。当看见我和站立在我身后的父亲的时候,康同璧母女兴奋得将我俩抱住。

   康同璧紧紧抓住父亲的双手,说:“这真是一场噩梦哇!同住一个城市,却彼此不明生死。”罗仪凤则说:“从运动(指‘文革’)一开始,我们就掉进了地狱。”说罢,便去张罗茶叶,拿开水烫茶杯。

   父亲忙说:“不要麻烦啦。今天我带着小愚来,是有事相求康老。”

   康同璧说:“章先生,你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做到,我和女儿尽量去办。”

   父亲在介绍了家中屡遭抄家和“打砸抢”的情况之后,说:“我老了,红卫兵再怎么搞我,无非骨头一把,老命一条。可让小愚住在这样的危险环境里,我和健生就很不放心了。我想到你这里或许会安全一些,不知康老能否同意,让她每晚留宿贵府。”康同璧说:“ 当然可以,而且我非常欢迎小愚来我家。”

   父亲听了,万分地感激。

   康同璧打量着父亲,心疼地说:“章先生瘦了,你千万要保重哇!我现在出门不方便,不能去看健生,替我问候她吧。请转告她,小愚在我这里是最安全的。叫她放心好了。”

   父亲随即告辞。我挎着父亲的臂膀,送至车站。父亲叮嘱道:“这样的家庭是有规矩的,你要守人家的规矩。稍有疏忽,便成失礼。我敢说,现在除了康同璧,再没有第二个敢收留我们家的人了。”

   路上,父亲情绪不错,话也多了。他说:“康同璧的乐于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因为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接着,父亲告诉我,现在的人只晓得徐悲鸿的画好,却不清楚他是如何成材的。当年的悲鸿在宜兴老家,不过是个教书的。到了上海,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绘画。这时遇见了哈同花园的总管,是他把悲鸿的一切生活费用包下来。后来,悲鸿想去法国进修深造,为此拜见了康有为。康有为称赞悲鸿有志向,并说要给他弄个留学的官费名额,以便将来悲鸿在国外和蒋碧薇的生活也能宽裕些,得以专心习画。很快,康有为给朋友写信,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促成了这件事。所以悲鸿成名后,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起康有为都是满怀崇敬与感激。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一幅徐悲鸿为康有为一家人画的“全家福”。画作是一个富有的温州人从法国购得。有人质疑其真伪,我却一口咬定:它是真的!因为它的美艳、工整与仔细,都应和了徐悲鸿对康有为的虔诚之心和景仰之情。

   ——父亲刚走,罗仪凤便忙着为我张罗起来。第一件事,即指点我盥洗间在何处,以及手纸、肥皂、牙刷、毛巾的摆放位置。第二件事,即带我去我的卧室,让我看看自己的床铺、床单、棉被、枕头,拖鞋以及床头灯的开关,闹钟的使用。第三件事,即腾出一个空抽屉,让我存放自己的内衣或小物品。第四件事,向我介绍家中的两个男佣老郭和二陈。第五件事是告诉作息时间,如三餐的开饭钟点。

   我说:“父亲有交代,只住不吃。”

   坐在一旁的康同璧睁大眼睛,说:“小愚怎么能只住不吃?到了我家,你就要听我的。”最后达成妥协:我只吃早餐。

   由于在这里落脚,我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和条件去熟悉这所大宅院。康同璧告诉我:房子的设计师就是自己的丈夫罗先生,风格是外中内西。所谓外中,就是指中式砖木建筑,粉墙黛瓦,四合院格局。进大门,即有一道用原木、树干及枝条搭造的柴扉,粗糙笨拙,显得很原始,很不经意。但仔细打量却发现不经意中,其实十分经意。院落里栽植着不加任何人工修饰的草与树。过柴扉,入正门,当中经过的是一条“之”字形的石板路。石板色泽如砚,脚踏上去凉凉的,滑滑的。这一切让人有置身乡村的感觉,却分明又都是经文化熏染过的、一派文人士大夫式的精致风雅。而所谓的内西,则指房间的使用和陈设。一进门便是一间小小的待客室:高靠背布艺沙发,有刺绣的垫子,菱形花砖铺装成的地面,玲珑活泼。客厅很大,铺着红地板。它按使用功能分做了三个空间,一边是用来吃饭,一边是用来会客,另有一角摆放着书柜和写字台,供读书、作画、写字之用。

   客厅里最惹眼的东西,是漂亮的英式壁炉以及与之相配的火具,还有铜制的台灯,烟缸和烛台等摆设。除了挂在壁炉上方的毛泽东水墨画像以外,一切都是康同璧旧日风华的反光。与客厅相通的,是康氏母女寝室:白墙壁,白家具,白窗帘,一尘不染。要不是母女的卧具分别是淡蓝与浅粉的颜色,真圣洁得令人有些发寒。后来,罗仪凤又带我到与盥洗室相连的一间屋子,里面堆满了许许多多的书籍和数不清的家具。那屋子大得似乎一眼望不到头。极讲究的是一道上空下实八屏雕花落地隔扇,木料上乘,雕工一流,它给这间大厅营造出华美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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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房子,原来是干嘛用的?”我问罗仪凤。

   “跳舞,开鸡尾酒会。你瞧,那道玻璃隔扇是活的,能移动。移动的位置,是依据来客的多少而定。”

   她又说:“你现在看到的是前院,后院的房子更大,也更好。”

   “那你和康老怎么不住在后面?”我不解地问。

   “让给外交部的一个头儿住了。”“……”

   (待续)

   作者系中国大右派章伯钧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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