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九一一
时间的指针回转到了2001年阳光明媚的早上七点二十分。至此，这一天的早上和往常并没有两样。我准时地出现在Lehman Brothers （李曼兄弟）在纽泽西办公大楼四十楼的公司健身房里。我很享受这里的景观。一闪的落地玻璃墙隔着Hudson 河正对着对岸的双子星世贸大楼和我公司‘Lehman Brothers” 的主楼世贸五号楼。
像往常一样，我挑选了正对世贸大楼的自动跑步机，设定好速度，开始了每天工作前的锻炼。两腿飞快地跑着，脑子也没闲着。想想在Lehman工作已有两个年头了。人前风光，其中的酸甜苦辣谁人知晓。当初一心想进金融界金字塔的顶端华尔街。这也难怪，哪个学金融的不想进华尔街？通过层层面试，终于成了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女人。
我直接为外汇交易员计算当天的P/L (profit and loss)盈亏。我们的部门一共有二十几位同事。清一色的男人世界。他们大多年轻，英俊，高大，毕业于各大藤校。我这才知道大公司也是有以貌取人之嫌。而我这么一个娇小的亚洲人是部门里的唯一的女性，而且还是唯一的“外国人”。当我刚开始上班时，工作环境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每个人对着两三台电脑，手不停，嘴也不停。让我吃惊的是他们语言的肮脏。几乎每一句话都带着脏字：Fxxx. 起先他们还会感觉到一个女人我的存在。当他们的脏话当着我的面自然流出时，他们会说对不起。以后的日子，我的女性性别已不再起作用了。他们完全忽视了我性别的存在。要融入这样的男人帮，对于我这样一个小女子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的生存之路只有一条：靠业务说话。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掌握了所需运用的各种软件及各种外汇产品的原理和计算。有凭为证，我的老板给了我“很高的评价”：你已经得到了交易员（操盘手）的信任。
交易员是公司的”衣食父母“。他们的业绩直接影响到大家的年终红利。众所周知华尔街人是靠红利而傲视群雄的。红利可以是工资的几倍。我老板的级别比一些交易员高，但是有时会被交易员骂得狗血喷头。
我的工作是直接计算他们的盈亏，这关系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当然会对于一个新人持怀疑态度直至得到他们的完全信任为止。我已能对于他们的责疑和提问做到对答如流，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算错了。但是我对有些交易员的傲慢无礼也很郁闷。我完美的解答完她的疑问，连一句谢谢都没有。
当老板得知我正在考虑换工作时，他许愿让我在公司内部调换，“因为Lehman 需要你”。去哪个部门呢？
想到此，我抬表一看，已经快八点了。我下了跑步机，去了淋浴室，冲凉，然后把换下的运动衣放入一个大桶，有服务员为大家清洗后，放入每个人的衣柜里，第二天我们又可以穿上干净的运动衣了。
我下到十二楼，进了办公室。此时大约离九点还差十分钟。奇怪，工作大厅里的人都去了哪里？我举目望去，大家都围在落地玻璃窗前往对岸的世贸大楼张望。我也挤了过去，就见一栋世贸大楼的上部黑烟滚滚。同事们都在议论和猜测发生飞机撞楼事件。我傻呼呼冒出一句：“飞机在哪里？掉下去是要出人命的。”
大家正议论是否是飞行事故时，我又看见一架超低飞行的飞机飞了过来。
“可别再撞上去了.” 我话音未落，只见这架飞机直冲着另一栋世贸大楼撞了上去。
此时刻将载入美国历史：九点零三分。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了起来。
现在大家已明白了。这不是事故，而是有意而为之。这就是“恐怖袭击”。大家奔回了自己的座位，拿起包，开始往楼梯口涌去。我也随着人流开始下楼。这点大家训练有素，因为平时公司会时不时组织防火演习。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当灾难发生时，不能坐电梯而要使用楼梯离开大楼。我脱下了高跟鞋，拎在手里，赤着脚走下了十二层楼梯。我也从此以后总是在公司里放上一双运动鞋。
出了大楼，大家不约而同地向河边涌去，可以清晰地看到熊熊的大火，甚至能感受到炙热的火焰。
有人叫了起来：“有人跳楼了”。我们看到像蚂蚁一样大小的人形从高楼飞出。
此时警察把人群往后赶。大家得到了马上回家的指示。我家当时住在纽约市的布鲁格林。我知道所有过河的隧道都已关闭。只能搭车绕道过桥了。
我和另三个同事上了一位同事的车。车向着相反的方向缓缓地驶离大火熊熊的灾难现场。我们的头一致地转向后方，注视着我们熟悉的世贸大厦，心里默默的为它和里面受难的人们祈祷。
我们的头还没有转回来，只见一栋世贸大楼直挺挺地往下坠，周围地面上立马腾起浓浓的大烟。这栋大楼就消失在大烟中。这是大家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么坚挺的高楼是不会倒塌的，所以这个情景对大家的视觉和感官的冲击之大，使我们张大了嘴说不出一句话，而眼泪唰地一下涌出了眼眶。
开车的同事虽然没亲眼目睹这一瞬间，但他已是泪流满面。因为他父亲在这栋大楼的顶层餐厅工作，真是生死未卜。车里一片寂静。
泪眼婆娑的我固执地看着废墟，想象着那里面的一个个生命经历了怎样的炼狱般的磨难，就此消失了。灾难对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又发起了挑战：第二栋大楼轰然倒塌。此时的我们再也没有勇气直视那块人间地狱了。大家一致沉默，为死去的人们默哀。
一路无语。当车子开到了桥头，只见一大片车子等在那里。桥已关闭。没人知道何时放行。我们等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大家决定去附近的一位同事家。
大家围坐在他家的电视机前看着报道，为我们在五号楼的同事担忧。开车的同事一直在联系他父亲。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夜回不去了。我打了电话回家向我父母报了平安。他们那时正好在美探亲。得知我儿子已接回了家。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我同事最终得知他父亲平安。他父亲碰巧去上班迟了，被堵在地铁的隧道里五个小时。逃过一劫。人虽然难受些，但捡回了一条命。
大约是五，六点时，我们看到德国银行大楼倒塌，世贸大楼连接着的地铁中心枢纽和商场倒塌，我们的总部五号楼倒塌了一大半。此时的我们木然地看着电视，希望这是一场噩梦，梦醒了一切都没变。
第二天一早，我乘着一些开通的地铁，七拐八绕的回了家。到家才得知许多人打来了电话关心我的安全，有些人已好久没联系了，不知他们是怎么得知我的电话。经历了如此终身难忘的恐怖事件，此时心里有许些安慰。
过了两天，公司通知大家可以回公司了。当然不是去上班，而是去看看有没有同事遇难．了解一下情况。
我们纽泽西大楼要接纳所有总部的人员。大厅里的长桌原先坐两到三个人，此时大家面对面坐上七八个人。一个大厅里有百来号人。Ｌｅｈｍａｎ当时在纽约有一万左右的员工。
公司连续提供了两个星期的免费早午餐，还提供了美国人最相信的心理医生为大家做心理辅导和治疗。公司是空前的团结。
Ｌｅｈｍａｎ没有被９１１击垮，可又有谁当时能想到七年后Ｌｅｈｍａｎ会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风暴的受害者而破产呢? 这是后话了。
我这时也有幸见到了那些我每天为之服务的，大名鼎鼎的交易员们。他们也让我看到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