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生活了一段时间，觉得用“不容易”这三个字来总结人们的生活应该比较恰当。
首先，人们要时刻警惕严防明偷暗抢，比如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很多人的手机一年要被偷和被抢N次，都是身边人的亲身经历。随着高科技和欺诈手段的不断翻新，严防欺骗敲诈成为每个人每天的必修课，一时的疏忽很有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失误。走在路上担心被抢，与陌生人说句话担心被骗，在单位担心被同事陷害，与朋友谈话担心朋友知道自家情况给自己下套子，谈恋爱担心遇上骗子，时刻担心小孩走丢，要但心的事情数不胜数。
其次，在如上所说的恶劣环境中，人们还要竭尽全力敛财俱物以证明自己的能力，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以人的财富多寡和权力轻重来决定的。有了财富和地位，也相应地有了话语权（比如“被选”为人大代表等等，来参政议政），和决策权，并受人尊重。这么好的事恐怕很多人都日思夜想，但是要想出人头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人想出一些损招，明知有违道德，甚至会触犯刑法，但如不挺而走险，怎么达到快速致富。这些人一旦做了，就不能浅尝即止，但他们的内心不会坦荡，多少次从噩梦中惊醒，担心自己的厄运是早晚的事。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善良的人时刻想着防范，行恶的人随时担心报应，人人自危，事事担心，人们哪里能有闲情逸致，能够敞开心怀享受与朋友的小聚，这样的聚会经常会变成各种敛财的机会，因此更不可能是无拘无束的畅谈。
只有亲身经历了这些，我才能理解国内的生活，很多时候人们是身不由己，有些事习惯了也就成自然了。我多么庆幸自己生活在国外，不需要时时担心，事事紧张，不需要去为了不切实际的所谓成功和名利舍弃安逸平静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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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别处？（一桌一椅一世界）
张悦悦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2年05月04日 第 05 版） 复活节假期的时候回国调研，并见缝插针地和亲朋好友聚会。有一次我和先生小巴晚饭约了一对朋友。见面大家都很高兴，刚寒暄两句，其中一位手机响了,“哎，对不起，我接个电话”。电话讲完，饭桌上的谈话继续，最近怎么样？都有什么趣闻轶事？没说两句，另一位的手机又响了,“对不起，我回个短信”。那顿晚餐气氛还算愉快，只是即便没有电话或短信闪进来，两位高效人士还是会一边聊天一边下意识地刷刷手机微博上的新消息，翻翻邮件，查查股市，生怕耽误了什么。这种在饭桌上也要保持“多任务操作”的进取精神让一直以为进饭馆就是为了吃饭聊天的我自惭形秽，偷偷反省了一下，决心下次一起吃饭时即便没有那么多信息要查，也至少应该带一本课外读物来。
听说很多人遇到过这类情况，但奇怪的是，我和那些同样雄心勃勃的欧洲朋友聚会，几乎很少碰到这种“多任务”表现。比如前一阵和我的3个读硕士时的同学聚餐，大家平日也都很忙，同在一个城市相近的街区工作，这次聚会却改约了好几次才同时满足了4个人的时间表。我们先在市中心用餐，然后又步行到酒吧。期间安娜接到一个电话，但她迅速地向电话里说了一句“对不起我在外面聚会，稍晚回复你”就挂了。只有在起身离开餐馆去酒吧的路上，我们4个人才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机简单回复了一下各自的事情。那晚手机的戏份仅仅如此。
对此你可以解释为是习惯，或者是礼貌，反正不管我们4个人那天脑子里有多少待处理的事情，只要坐下来，大家就专心地吃饭，专心地泡吧，专心地说笑八卦，正如同平时会专心地工作，专心地加班，专心地做每一件事一样。
相比“多任务”人群的气势，我更喜欢这种“专心”。不仅因为这类专心的人不会让我眼巴巴地羡慕那些通讯网络另一端貌似比我优先得到回应的各色人物，更是因为这些专心的人使我免于一种永远夹在时空交错中的辛苦。比如我知道不少这样的留学生：在英国的时候，最大的消遣是每天宅在屋子里看尽各种国内热议的连续剧；而回国后，则热衷于四处打探哪家饭店提供地道的英国的下午茶。这逻辑就如同“吃饭的时候放不下工作，工作时又偷空联系吃饭”一样让我难以理解，让我总想问一句：那又何必呢？
我搞不清楚这种“生活在别处”的三心二意是所谓高效人士的节奏，还是缺乏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与自信，好像生活只有分散投资才能薄有收成。我那两位特意从东城赶到西城共进晚餐的朋友，世间瞬息万变似乎尽在掌上，可是我觉得他们貌似四通八达的人生其实什么也掌控不了，因为他们都无法享用一顿消停的美食。因此我宁愿专心地生活在当下，至少不会错过其中各种美味。
复活节假期的时候回国调研，并见缝插针地和亲朋好友聚会。有一次我和先生小巴晚饭约了一对朋友。见面大家都很高兴，刚寒暄两句，其中一位手机响了,“哎，对不起，我接个电话”。电话讲完，饭桌上的谈话继续，最近怎么样？都有什么趣闻轶事？没说两句，另一位的手机又响了,“对不起，我回个短信”。那顿晚餐气氛还算愉快，只是即便没有电话或短信闪进来，两位高效人士还是会一边聊天一边下意识地刷刷手机微博上的新消息，翻翻邮件，查查股市，生怕耽误了什么。这种在饭桌上也要保持“多任务操作”的进取精神让一直以为进饭馆就是为了吃饭聊天的我自惭形秽，偷偷反省了一下，决心下次一起吃饭时即便没有那么多信息要查，也至少应该带一本课外读物来。
听说很多人遇到过这类情况，但奇怪的是，我和那些同样雄心勃勃的欧洲朋友聚会，几乎很少碰到这种“多任务”表现。比如前一阵和我的3个读硕士时的同学聚餐，大家平日也都很忙，同在一个城市相近的街区工作，这次聚会却改约了好几次才同时满足了4个人的时间表。我们先在市中心用餐，然后又步行到酒吧。期间安娜接到一个电话，但她迅速地向电话里说了一句“对不起我在外面聚会，稍晚回复你”就挂了。只有在起身离开餐馆去酒吧的路上，我们4个人才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机简单回复了一下各自的事情。那晚手机的戏份仅仅如此。
对此你可以解释为是习惯，或者是礼貌，反正不管我们4个人那天脑子里有多少待处理的事情，只要坐下来，大家就专心地吃饭，专心地泡吧，专心地说笑八卦，正如同平时会专心地工作，专心地加班，专心地做每一件事一样。
相比“多任务”人群的气势，我更喜欢这种“专心”。不仅因为这类专心的人不会让我眼巴巴地羡慕那些通讯网络另一端貌似比我优先得到回应的各色人物，更是因为这些专心的人使我免于一种永远夹在时空交错中的辛苦。比如我知道不少这样的留学生：在英国的时候，最大的消遣是每天宅在屋子里看尽各种国内热议的连续剧；而回国后，则热衷于四处打探哪家饭店提供地道的英国的下午茶。这逻辑就如同“吃饭的时候放不下工作，工作时又偷空联系吃饭”一样让我难以理解，让我总想问一句：那又何必呢？
我搞不清楚这种“生活在别处”的三心二意是所谓高效人士的节奏，还是缺乏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与自信，好像生活只有分散投资才能薄有收成。我那两位特意从东城赶到西城共进晚餐的朋友，世间瞬息万变似乎尽在掌上，可是我觉得他们貌似四通八达的人生其实什么也掌控不了，因为他们都无法享用一顿消停的美食。因此我宁愿专心地生活在当下，至少不会错过其中各种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