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思
每天都发现一个新的自己
这是我的最后一篇王沪宁系列(总共5篇)。
前面一篇豆腐干“有了解美国的王沪宁是中共的福气”引起热议，尤其是我最后一句蒙头蒙脑的话，惹起麻烦，网友ROBERT揪住不放。我承认结尾时草率了一些，似乎把邓习毛盖棺论定，其实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只不过一句调侃而已。习还有五年甚至十年的任期，所以他的最终成就岂止超过邓小平涅？哈哈！
本文笔锋一转，咱们来看看王沪宁官场生涯的轨迹和中国近年的历史过程，进一步分析王沪宁同志在进入中共官场前后的立场，和他对中共性质，任务，策略，民族复兴，国家强大等等方面考量，王沪宁做了一些什么思维调整。是不是完全为了民族，国家，还是为了自己的仕途考虑。作为一个国家首脑的顶级智囊者，至少目前为止，他的个人奋斗是成功的。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民也是有利的吗？王沪宁是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6.4前后立场发生了什么变化？王沪宁将会把中共带向何方？中国未来的走向是不是应该民主宪政，是西方民主(或美国民主)，还是中国式的的民主？是改良的共产主义或者蜕变的中国共产党实行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
为了解出名前王沪宁，我们可以复习一下赵紫阳的高级智囊、助手严家祺回忆录(从王沪宁当选政治局常委谈起)，其中谈到王沪宁早期的性格特征。
严家祺写到：“在近40年前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王沪宁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学者，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那么平平常常，不自我表现，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成为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政治局常委7人之一。”
“中国政治学会1980年在北京成立，我记得王沪宁与王邦佐从上海来北京参加会议，当时，王邦佐比王沪宁大二十多岁，王沪宁还只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每一次在北京，我总是见到他们两个人。1985年，我与王沪宁一起到法国访问，我还记得站着参加当时巴黎市长希拉克的演讲会，那一天住在程映湘、高达乐家。当时我们到国外访问，每人有100美元的外汇，我全部用光，王沪宁非常节省，买了一个小电器回国。回到北京，中国社科院外事局提醒我说，程映湘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年代的托派头子彭述之的女儿。后来我知道程映湘和她父母在受到国共两党排斥的情况下流亡，历尽艰难。2014年，我与我妻子高皋到巴黎又看望了风烛残年的程映湘、高达乐夫妇，他们家遍地是舊报纸舊书刊，那天，还与我们还谈起王沪宁的一些陈年旧事。”
“1985年，上海舉行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中宣部长朱厚泽、胡德平和我从北京去参加会议，住在錦江飯店。这次会议，是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王沪宁来找我时，錦江飯店不让他进门，正好遇见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魏承思。魏承思就把王沪宁请进了饭店。也正是这次见面，王沪宁结识了魏承思。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常召开座谈会，魏承思邀请王沪宁出席，又把王沪宁介绍给了曾庆红和江泽民。王沪宁率团参加新加坡的辩论会获得胜利，为上海增光，曾庆红和江泽民对他更是另眼相看。”
严家祺继续道：“八十年代我曾担任全国青联常委，胡锦涛是全国青联主席。在离任时，每个常委都可以推荐一个人为下届青联委员，因为王沪宁在政治学研究中出版过几本书，为人谦和，我推荐他担任青联委员。胡锦涛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时，我了解到，外交系统不主动帮助他，有人还故意欺负他，而王沪宁在这时就帮助他，因为王沪宁曾多次陪同江泽民到国外访问，熟悉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仪礼，对胡锦涛友好帮助，王沪宁不炫耀自己，赢得了胡锦涛的信任。很多人不了解当上了国家元首，看上去威风凛凛，不会有人欺负。其实并非如此，卡特总统当年进白宫，认为他是种花生出身，看不起他，而备受欺负。江泽民刚到北京时，很多官僚看不上他。江泽民把王沪宁调到身边，就是希望王沪宁在理论和外交方面帮助他。”
严家祺说道：“1988年我曾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夏威夷大学以及参加中国政治学会代表团到美国，其中有一次访问美国时，王沪宁正在爱荷华大学当访问学者。王沪宁打电话给我，说爱荷华大学里有“水床”，这是一种灌满水的床铺，与棕床、木板床很不同，躺在上面别有风味。他要我到爱荷华大学去。当天在大礼堂，我和王沪宁还见到了来自台湾《中国时报》主笔季季，后来我知道她的丈夫楊蔚竟是长期潜伏在台湾的共产党间谍，我在网路上查看到， 季季的可怖遭遇难以想象。我这里提及季季，是为了引起王沪宁的回忆。”
严家祺再说：“1989年王沪宁到我家来看我，当时我正在美国参加中苏改革比较研讨会，没有能见到。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我们没有联系和交往，我也不清楚王沪宁当时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对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邓小平、李鹏用机枪和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六四”後，江泽民要王沪宁到北京工作，我听程映湘说，王沪宁不支持“六四屠杀”，又不愿意表态，以到法国3个月为藉口，住在程映湘家。1992年，程映湘打电话说王沪宁要我新出版的《未来中国的选择》一书，我知道他当时在法国，我们没有见面，也没有通电话，我把书寄给了程映湘。”
严家祺还说：“当时中国政治学会编辑了一套政治学丛书，我写的书是《国家政体》，1982年出版。王沪宁写的是《国家主权》，1987年出版。《国家政体》一书，历数专制政体的弊端，1986年，邓榕来建国门社科院政治学所见我时，我把《国家政体》一书请她送给邓小平。经历过文革的邓小平，对文革中的“个人崇拜”深恶痛绝，他有意改变党凌驾于政府之上的现象，他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废除终身制”。
从这样一段回忆录可以看出王沪宁早期是有些民主倾向的。他能够与当时赵紫阳的高级参谋，中共最为开放时代的政治头脑严家祺自由交流并且成为朋友，本身就说明他是开明的。严家祺一直主张中国施行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自由之路。那时候王沪宁喜欢的书不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反而是一些资本主义著作。但是在6.4前夕，他有了变化，可能准备参政。估计是因为老江的人找了他谈话，所以他开始和老朋友做迷藏了。再有后来进入中央以后，与老朋友不见面，即使见面谈话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口无遮拦。那只有川普才行，而在中共制度下，人人必须言行一致，而且必须是跟紧咱们的领袖习主席，否则就会成为反革命分子，现在不叫反革命，而是贪腐分子，加上政治野心。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包括严家祺在内的民运人士们对中共必须转变成民主宪政喋喋不休？就是因为无论是中共权力交替或者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血腥丑恶。充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总是以阴谋诡计，为了权势争取皇帝为止，可以杀父母，杀戮兄弟姐妹。所以权力的更迭没有平和和和谐，只有你死我活，寸权必争。仔细想来也是有道理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复兴，而不是一时半会儿的高唱国际歌。制度上是可以考虑动动脑筋和手术，或大或小。如果不改革，问题就会死灰复燃。历史常常是一个个笑话，也是一个个悲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愿中国人也有西方人的服气，不再偏向虎山行，渐渐地走入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
是的，中国帝王将相争权夺利的历史丑不可闻。网络有一篇《中国最惨的职业——皇帝》文章说: “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 % ，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不仅皇帝“非正常死亡率”高，而且，皇室和大臣的“非正常死亡率”也很高。文化大革命《5·16通知》后几天，林彪大谈中国历史上的政变，惊心动魄，使毛泽东对林彪产生了戒心。林彪害怕“被杀”，就选择了坐飞机出逃的方式。林彪、江青都是“非正常死亡”。此外，高岗也是初露野心，就被害得惨遭自杀。真实宫廷生活花天酒地，笙歌彻夜，但是并不比“露”有冻死骨的低层人士生活安全和愉快。
因此，为了中国能够和平的持久的发展，大家希望共产党能够主动的改革体制保持个不需要腥风血雨斗争就可以顺利交接的体制。不论你是哪一个派别，还是中华民族中的哪一个民族，这都是令人拍手称快的好事。从此中国的发展就不再是螺线式的发展而是循速渐进，不会周而复始，平庸-兴旺-消亡，重复中国长期的历史规矩，走出那个可悲的怪圈。
咱们再回过头来设身处地为王沪宁想一想，如果他当时支持了6.4，恐怕就不会坐在现在这个椅子上。他甚至于根本就没有机会加盟江泽民同志的领导集体，何谈三朝元老，三代帝师？
当然还可以想象如果王沪宁当时并没有支持6.4，也进入了江泽民同志的领导班子。但王沪宁木鱼脑袋，不能通融，每每风吹草动，他都要高唱宪政民主的调子。恐怕也不一定能在中南海扎下根。更不可能现在还是三朝帝师，甚至于直逼最高统帅的位置，老早就孙政才了。
那就是说，在中南海里面的智囊和最高领导人，不管他们学术认识上有多大区别，阶级斗争觉悟有什么不同，共产主义信念是否坚固。他们都可能变成鼠目寸光的人，为了政治权力和利益的安定而不顾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即使比较开明的君主要考虑人民和国家利益，但其角度也和常人是不一样的。
本文以提问为主，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是才高八斗的理论家。而我才疏学浅，所以不用我多说。我只是有了今天这么一个遐想：5年以后中国究竟走向何方，20大的中国是不是又有一次腥风血雨的换届斗争，真的难以预测。大家可以大动脑筋，发表看法。
王沪宁性格里有种难以描述的东西
有了解美国的王沪宁是国人的福气
王沪宁冤枉王岐山才是批文牍那个人
王沪宁黑马生猛 直冲最高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