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中国农地策略：股份制

目前，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已引起了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同胞，左中右各派网友们)的关注，专家学者们从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创新思路，由于时间篇幅等原因不可能一一讨论。以下以股份制形式实现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方式为例进行初步分析。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兼顾土地开发利用的社会目标，集体目标和农民家庭目标,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因此认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股份制，不失为我国土地使用制度变革的一种有效形式，符合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趋势。

“土地股份制”，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利用股份制多层产权结构的特点，将土地分解为价值资产和实体资产，进而将土地所有权分解为土地股权、经营权和使用权，在“二权分离”的基础上，形成农民拥有土地资产的股权，集体经济组织掌握土地经营权、租佃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享有土地使用权，从而实现土地股份制与土地经营租佃制相结合的双层产权制度。它将成为完善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有效形式。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在明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家庭承包权，放活土地使用权的基础土，把股份制引入农业生产领域,以土地承包合同为依据,以土地收益为基数，以土地使用权作股,变以人划地的集体所有为社区农户的股份共有,再经过公开竞争投包经营的一种土地制度。仍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并体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地权均等原则，但把实物形态的土地均包转变为价值形态的土地均包，把家庭承包制的分配方式和股份分红结合了起来，但是一种制度的创新。在制度路径依赖、变迁成本以及实施效果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第一：土地股份合作制可有效扫除土地集中的基本障碍。土地实物由社区集体组织掌握，统一发包，社区成员只能凭借土地承包股权而取得股酬，但无权控制土地实物。比目前的随机转让性作业更为规范化，责任权利效益比较分明。

第二：土地承包权的股份化，有助于土地流转机制的建立。因为土地承包权股份化后,农民转让的只是土地的经营权,这样就维护了农民的既得利益(承包权通过监督权和收益权体现出来)，有利于土地流转机制的建立。

第三：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的土地规模经营，不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否定，而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仍然保留了家庭经营的内核。首先，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是对两权分离进行新的发展，农户保留了原有土地承包权，以股份形式表现出来，并据此参与分红，而把土地经营权交给股份合作企业，从而扩大了土地经营的规模。其次，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保留了家庭经营的内核，顺应经营形式的发展趋势。再次，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实行按股份分配，并不否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分配方式。

第四：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的土地规模经营，仍然坚持了地权均等的原则。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的土地规模经营，把原承包户的承包权股份化，使他对土地的承包由原来的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某人把土地承包权继续保留下来，其权利大小与他原先承包的土地数量一致，完全符合均等原则。土地经营权则从承包权中分离出来，交给股份合作企业支配，实现有效地流转，有利于土地的集中，进而促进规模经营的发展。

股份制的概念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目前经营的困境中提出的，从根本上体现了农民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的关系。而这一直接结合的特殊形式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题中应有之意。马克思认为，“不论社会生产形式如何，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要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不同的经济时期。”在阶级社会里，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作为阶级社会最后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也恰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规定着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基本矛盾不断激化，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危机。也正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出发，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科学设想。恩格斯指出：“私有制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显然，恩格斯所阐述的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否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公有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紧紧地与土地直接结合在一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农村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不可否认，八十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放了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开创了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型公有制的优越性。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6095亿斤，增至2013年的60194万吨。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农业的发展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由于利益的内在推动，使家庭承包经营，“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从而推动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总之，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长期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方针是正确的。

尽管表面上看过来，股份制是再次集中，或公有化，但已经不是历史简单重复，是高层次整合。如果大家对此关心，我将再讨论一些更为前沿，更有理论深度的土地解放办法，让滞固的农村再次焕发革命的青春，为华夏进一步崛起出力。

签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合同：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91年11月25日―2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而且，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勾，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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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国农地改革的历程
(一)建国初的土地制度
到1952年底，全国广大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己全部完成，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结束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土地由剥削阶级所有转为归农民所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解决了民主革命时期留下的问题，有力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使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
(二)农村合作化运动
土改以后，在农村又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初级农业合作化阶段 土改将封建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私有制后，开始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化道路。先是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实行劳动互助；进而初级合作社，通过土地入股、集中经营、统一分配的方式联合生产，其实就是把土地的农民私有制转变为农民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
2.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阶段  从1955年秋开始，高级合作社开始在全国推行，由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群众的盲目热情，只用了一年的半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组建农业高级合作社的任务。在高级社中，出现了“一大二公”，把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改成了合作社性质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农民私有被统一所有代替。1956年12月，全国共建高级社54万个，入社农民占总农户比重为87.8%。1958年又合并成2. 6万个人民公社。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脱离了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加上高度集中的劳动方式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约束。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 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这次土地改革，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经营权则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户均分包给农户自主经营，形成了一套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端，使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由单纯的劳动者变成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从而大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地发挥了劳动和土地的潜力。

为保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1986年6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使这一制度更加明确，它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法律规定属于村民集体所有，。。。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这种土地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的性质，只是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分开了。但在当时，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来说，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具体内容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体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家庭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通过承包使用合同，把承包户应向国家上交的定购粮和集体经济组织提留的粮款等义务同承包土地的权利联系起来；把发包方应为承包方提供的各种服务明确起来。

绝大部分地区采用的是包干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取消了人民公社，又没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生，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既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是适应我国农业特点和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管理水平的一种较好的经济形式。

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业发展带来消极后果：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规模大（一般为两千户左右）、公有化程度高。权力过分集中，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生产中没有责任制，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这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是导致1959年～1961年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对农业生产的积极影响：
研究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一次性的突发效应，到1984年全国范围内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这种制度变迁的冲击已经释放完毕。另外，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市场化政策的逐步实行，使得农村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加速从种植业向非农产业转移。1978—1984年中国农产品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46.89%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耕作制度的体制改革。

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征地时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用途管制，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具体体现在集体和农户的两个经营层次。集体在经营中的作用主要在土地发包，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等，农户则成为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统”和“分”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其中，集体经济组织是双层经营的主体，承包家庭经营是双层经营的基础，离开了其中任何一方，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不能成立，双层经营体制就不存在。可以这样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果离开了集体经济组织，离开了“统”的功能的发挥，家庭承包就失去了主体，家庭经营实质上就成为个体小农经济，偏离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如果离开了承包家庭的分散经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不能得以充分发挥，农业集体经济就失去了活力，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也就不能发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我国农村旧的经营管理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但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

第一，就全国来说，农业发展水平比较低，主要是手工劳动，因此不适合大规模的经营，而将经营的单位划小到家庭，同这种手工劳动的生产水平相适应。
第二，原来那种大规模经营下的集体劳动（改革前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农民评工记分年终分配）对每个人的劳动数量、质量很难准确统计，因而必然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以家庭为经济单位可克服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
第三，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是动物、植物等生命体，劳动对象的这种特性要求劳动者有更强的责任心，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有助于这种要求的实现。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得以蓬勃发展。

主要问题如下：
(一)家庭分散经营，经营规模过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
中国自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的局限性逐步显现出来。现代社会的许多生产经营活动，其收益都是与规模经济密切相关的。规模经济是假定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生产要素配置同比例增加引起的超额收益增量。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指与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相适应，在保证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前提下，使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得到适度扩张，从而使从事专业化农业生产的农民取得规模经济收益，收入水平与其他行业同等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基本持平。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各种质量的土地均匀搭配。80年代中期，平均每户所承包的土地只有8. 35亩。到了90年代中期，我国农户平均拥有的耕地下降到6亩，户均承包土地9—10块，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如此细小分散的农田结构，耕作经营十分不便，农民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农业技术进步的成果无法体现出来。而且由于每户的农田分散，给日常的经营管理造成很多麻烦，浪费了很多人力。这一切都导致我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益根本无法显现出来。
(二)农民不能自由处置土地，限制了农民的择业自由
我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经济制度，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因此农民没有对土地的自由处置权。农民不能自由处置土地一方面限制了农田的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及其选择谋生方式的自由。农民经常处于自己耕种，可是收入太少，完全抛荒又有点可惜，同时怕被集体处罚或者收回，所以有很多地方出现由妇幼老弱耕种的现象，只是对较好较近的土地进行管理，把经营土地当成了义务，目的只是保留对承包的土地应有的那点权利，有的农民则为了保留对承包土地的权利，排徊在留守耕地与外出择业之间。因此，土地是处于半充分利用，甚至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大片的田地被荒芜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择业。
(三)农村基础设施难以建设，农业生产长期高成本
在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中，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靠集体组织来进行的。因为一方面农户个体能力有限，无力单独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在公有制下，由私人建设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但是，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中诸如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建设等公共产品的建设，起到了阻碍甚至破坏的作用不可忽视。如：一条水渠自上而下，水渠的产权归集体所有，具体为能够从该水渠中得到灌溉利益的农户共同所有，产权主体不具体，因此，处于上游田块的农户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往往会破坏水渠的规划设计，私自破渠灌溉（公地悲剧），从而造成了对农村中公共产品的破坏。另一方面，对于农村中需要修建的上述等公共产品，却因占用土地的问题难以解决或解决的成本过高而无法实施。农村中的公共产品长期建设不足，甚至已建的公共产品遭到破坏，直接导致农业生产长期的高成本。
(四)家庭小块田地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
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的现代化离开了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寸步难行的。在农业发达国家，其农业的发展大都充分考虑了科技成果在农业中的推广，它们充分利用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农村的灌溉事业，普及机械化，推广生物技术和改进耕作方法，使其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我国由于是家庭分散经营，每家每户分得的土地极其有限，每户的总产量不高，在当前的农产品购销政策下，主要农产品比较收益低。因此农民一方面是缺乏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难以进行更大更多的技术改造;另一方面我国农民也缺乏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的动力。因为每家每户土地有限，只要靠部分劳动力或劳动时间就可以耕种，不需要普遍使用机器等新技术，也不便普遍采用机械化耕种，因为小块土地分割阻碍了机械化的推广。
（五）家庭小块田地分散经营，增加了农业生产的管理成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有了对自己生产活动的自由安排权，同一地区农作物在耕作时间上虽总体上一致，但也有前后的差别。而恰是这种前后的差别，就会导致农作物的生产、管理成本增加。如，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方面，由于有的病虫害具有扩散性和流动性，先耕种的田块可能先发生，也首先进行了防治，但先发生病虫害的可能已感染了后耕种的田块，后发病虫害的又会继续感染已经防治过的田块，所以只有继续且加大防治，直到农作物成熟。这样反复多次，导致了生产的成本增加，也导致农产品农药残留高，品质下降，相对收入减少。另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许多地方为了做到平等，分配土地实行“远、近插花”，“好、中、差搭配”，土地碎化分散，而且，因为经营权到户，农户经营权不受外来干涉，每个农户中，随着儿女长大分居，同时，也要对本户经营的土地经营权进行分配，因此，土地进一步碎化。农民在这样细小的土地上耕作，必然增加许多时间成本，从而导致总成本的增加。
(六)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制度缺乏规范化的法律保障，制约了农民通过经营土地提高收入的能力
土地使用权没有一定的法律规范，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地位、界限、获取与转让的法律程序、法律形式及法律保护手段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土地使用权长期作为一种政策规定在运行，而不是作为一种法律规定在操作。地方政府部门随意调整农民承包的土地，缩短承包期限，中止承包合同，收回农户承包地高价发包，非法征用农地等侵害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事件时有发生。农民对土地占有和使用不稳定，导致农民缺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热情，土地经营短期化行为不可避免，土地资源处于掠夺式经营中，这种缺乏投资的土地，必然导致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生产条件无法改善，科技含量低，农业生产力无法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化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推行的土地经营分散化，难以协调农户在商品生产经营中的利益矛盾，难以克服分散农户在商品生产中的盲目性，经常会出现“跟风农业”现象，风一来，农户盲目跟进，生产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产品难销。力不从心的分散农户经营个体，得不到市场上供求的准确信息，使农业生产经营经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的震荡之中，同时家庭经营的规模过小，专业化程度低，使农民也没有多少产品进入市场，即使进入市场的农产品，交易方式也是分散成交，加大了市场交易的成本。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生产关系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生产力发展到原有的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的时候，这就要求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然而，需要调整生产关系时的生产力的标志又是很难确定的，只能从一些经济现象来进行判断。在现阶段，就农村而言，就是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土地制度的正效应己渐减弱，农村中已自发出现土地流转等现象，说明现行单纯以实物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制度已不再完全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应当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