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0年的冬天，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获得发展机会的时候，我降生在江南一个工业城市一一杭州。城东六，七里，东部郊区的中心彭埠镇是我家的所在.
丝绸是这个工业城市的主要工业产品。彭埠镇的附近就集结了丝绸业作坊。
父亲是一个旧社会的纨袴子弟，虽说是书香传家，却因为祖父的钟爱並不精于“诗云子曰”的老八股；又因祖父早死，青年时代的父亲就单独承担起了家业。一家不大不小的中药铺与数十亩干地是父撑持家业的资本。套用一句旧社会的俗话：“浪子回头金不换”。祖父去世后的父亲正是一个回头的浪子，凭着他自己的聪明，通过封建剥削，又积累了一些财产。当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中国丝绸工业开始抬头的时候，我们家乡的丝绸作坊也就如雨后春笋般的增加了。在丝绸骤然勃兴的浪潮里，唯利是图的父亲，就以他所积蓄的资本，去从事丝绸工业的活动。
假如说寄生与建筑在别人痛苦上的快活可以说是幸福，我的幼年、童年、甚至少年生活是幸福的。从家庭教师的教育而小学、中学，以至于专科学校，这中间的生活，一直是平静而安宁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有了改变。初中二年以前，我是一个极其顽皮的孩子，打骂嬉笑无所不用其极。母亲的去世是给我的刺激之一；亲友间一些兄弟姐妹们失学失业的情况是另一种刺激。少年纨袴的父亲，这时成了唯利是图的事业家，对孩子不是温顺和蔼的笑容，而是义正词严的训斥。父亲要我用功，勉励我将来能够在社会上获得名誉与地位。虽说自己的姑妈，后来又成了自己的母亲，而心理上的转变已经形成，初中以后的学校生活，我就变得恬静而谨严了。
（二）
芦沟桥畔的炮声震撼了全中国，也惊醒了学校里埋头读书的青年人。那时，我是杭州高级工业学校的学生。形势的发展，使埋头读书的观念动摇了。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注意阅读课外的书报，至今还活跃在眼底的是茅盾的《子夜》。这是一愊多么现实的图画呵：它写出了我们家以及亲友家庭的兴亡史，它的每一页都在摧垮我曽经视为珍宝的理想。一个有了，一点知识的青年人，又怎能扼制得住他的向往呢？怎样的环境就会叫人产生怎样的想法。当我出世的时候，父亲有了一个小作坊，因为帝国主义的“恩赐”，在以后的一、二十年里面，它得到了发展，也曾遭过厄运。一、二十年这个小作坊的兴衰史，正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缩影。但是，我当时幼稚的心灵，还充满着一套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我归咎于父亲的经营不得法、中国的科学落后,等等，就是为此，我进了工业专科学校。巜子夜》给我指出了一个真理：“在帝国主义不断侵略的情况下，中国的民族工业不可能得到发展". 这本书增加了我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也增加我对抗战的热情。1937年冬天，敌人长驱直入，学校从杭州迁到严州。杭州沦陷后，学校又要迁往赣南。这时家里的信息不通了，经济来源断绝了。如土崩瓦解的军事形势，人们的心里不时浮起“流浪到那年？逃亡到何方”的歌声，国仇家恨充满了整个心窟。是懦弱--不愿意作那无涯的流浪呢？还是愤恨--摆脱一切顾虑勇往直前呢？反正总得一死，置之死地而后生，勇往直前还可能绝处逢生，于是我决心留在浙江，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三）
1938年初?，与浙大一些同样不愿作无止境逃亡的同学，离开了学校转赴浙江的战时省政府金华。在国共合作的情形下，浙江省主席黄绍雄号召茌浙江推行新政，延揽青年参加地方行政工作，我和浙大同学一起参加了浙南十县的新政建设。数十个学生青年与大学教授，以浙江省建设厅物产调整处经济调查员与处属三个县行政人员的名义参加了新政建设，打算在那里发动民众，作为“保卫大浙江”的最后根据地。浙江是国民党C。C。派的根据地，虽然在全国抗日救国浪潮的冲击下，黄绍雄提出了推行新政的号召，仍不免暗中受到cc分子的阻挠。原来黄绍雄打算将处属十个县放手让青年们去干的，后来只剩了三个县.同样在省级机关物产调整处的工作也受到了限制。那时我才十几岁，年轻也成了被排斥的理由，把我调到浙江省电话总局无线电技术训练班去接受无线电收发报的训练。当年七月，我学习期满，被派到浙江的一个小县-仙居电台实习。九月又被浙江省政府借调到江西，在江西省保安处通讯大队，协助江西的电讯建设；在南昌总部停留一个月后，又被派赴景德镇工作。
与淅江相比，江西是一个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省份。我们去江西是因为江西缺乏技术人员，是江西省政府向浙江省借调的。但事情却出人意外，国民党统治下的政府机关，就是那么矛盾、不合情理与腐败。为了需要而去，但到了景德镇，我竞没有工作可做。景德镇专署通讯队的负责人，给了我名义、给我发薪水，光叫我吃饭不做亊。他们宁可自己忙，甚至于躭误了工作，也不愿让别人为他们分劳。经过两个月的摸索，我懂得了其中的奥妙，原来他们不让插手，是为了便于他们行私舞弊。一个上级派来的外人，又怎不叫人怀疑呢？这两个月，除了看书看报，我是景德镇第一等的闲人。但我????甘寂寞，我不甘心光拿钱不做亊，过着像猪一样的生活。日军的炮火不断南移，当时的景德镇虽还宁静得如同1936年的杭州。但是我想明天的?德镇，又有谁敢断言不会成为今日的杭州？在人地生疏、举目无亲的环境里，找不到一个可以商量一下的朋友，我感到十分孤单，于是下决心回浙江去，去找那些和我一起出来的浙大同学。
一个深秋的月夜，我籍口去南昌接洽公亊而离开了景德镇。整夜整日的汽车、火车，又将我载到了金华。我又站在大朋友面前了。这次我不愿再去干什么技术工作了，我觉得技术无力挽救中国的危亡。经朋友们介绍，我进了浙江省军管区教导总队，担任政训员；虽则当时自己对政治工作还感到茫茫然，但我自信只要肯在工作中学习，再加朋友们的帮助，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