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遗言——六四英烈余志坚专集（二）

“六四”，不得不说的话

   “六四”虽然过去27年了，可有些话于我却是如鲠在喉，不能不说。1989年，我总算是九死一生，被判无期。现在看来，似乎判的很重，而在当时严酷的环境下，无异于是从阎王殿中捡回了一条小命。出狱后，看到太多民运人士的“六四”评价，却是让我唏嘘不已。有些评价几近于颠倒黑白，让我无法苟同，甚至让我因此而绝望于中国民运的前途。虽然人微言轻的我，深知无论过去现在，都无法改变中国民运的发展大势。但抱着对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忠诚和热爱，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也不怕引起多大误会，有些话还是不得不说。 
    我以为，27年来，评价“六四”有两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很少有人指出：八九民运虽然波澜壮阔，但其中最绚亮的莫过于民眾奋起抗暴！相反，倒是有人对抗暴民众视而不见，甚或污言相加。我相信，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只能是注定永远没有自由民主希望的民族。那些在枪响以后，不惜以自己血肉之躯反抗暴政的人，才是最优秀的中华儿女！从任何意义上而言，他们都是死得其所的。他们的死，让独裁者发抖，也让我们生者羞愧。
    第二个误区是，明明学生从来就没有激进，后来慢慢却被说成是学生激进了，或者至少是部分学生激进了。明明从四二二开始，学生们就是“跪着造反”，甚至从五二零戒严，一直到六三晚上，学生们都是在要不要撤离天安门广场而犹豫不决。什么“六四”运动中“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的说法，简直是在为暴政背书！可以说，正是当时民众和学生的软弱和犹豫，成全了在这场运动中已经名誉扫地的邓小平，要在全党全国重新“杀人立威”的想法。 
   当时，像我们一样的人是希望方励之先生能够站出来的。或许，更多的人是希望赵紫阳能够站出来的。期盼者一直在期盼，被期盼者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方先生呢，是宁愿选择钻进美国大使馆做缩头乌龟，也不愿上天安门做可能被杀头的领袖！赵先生呢，到最后倒是被人逼出来了，他竟老着脸皮的劝学生们投降和放弃，其意就是，自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就这样，等到六四凌晨一声枪响，天安门学生竟作鸟兽散！我一直奇怪的是，一直没有人对这一无比耻辱的行为，感到羞愧难当！更有甚者，这一行为后来竟被美其名曰“胜利大撤退”，而一些所谓的学生“领袖”，竟为此而邀名请功！
   2016、3、26 于Indianapolis 作者：余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