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七十岁高龄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打破历任总理不谈政治改革的惯例，多次就政治改革慷慨陈辞，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如果对温家宝不同场合的讲话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需要经过正式审查的讲话稿，尤其是政府工作报告等一类的文件，关于政治改革之类的言论通常比较少；而在个人有发挥空间的场合，关于政治改革的言论往往脱口而出。一国总理用类似游击战的方式与铁板一块的舆论玩导向游戏，在中共党的历史上应该是一种罕见的“创新”。尽管中共宣传部门每每淡化温家宝的讲话，或是封堵“和谐”，或是《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批驳，更有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公开宣布“五个不搞”，但温家宝依然不屈不挠地向世界向中自乃至向历史传递自己的价值取向。温家宝要求的政治改革到底是什么？即使是在接受CNN专访时，他都避而不谈，给海内外很大的想像空间。但海内外观察人士一致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是实施宪政民主，宪政民主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一个草根出身的政治家，温家宝并不具有推动中国政改的力量，但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中共高层核心，不免显得形影孤单，孤掌难鸣，而其政改的雄心必然是一个壮志难酬的结局，最终沦为空谈。
专制与集权是中国一切问题和危机的根源，政治改革，是中国的必然选择。改革要坚持普世价值，要坚持宪政民主的思想理念。首先是启蒙阶段。在民主、普世价值比较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分权阶段，党政分开、权力分公和权力制衡，彻底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权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游行。最后进入宪政阶段，形成了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当今大陆，要求政治改革的声音无法完全封堵，历史前进的车轮更是不可能阻挡。尽管北京中南海里高天滚滚寒流急，但在南粤广东却是一派大地微微暖风吹的景象。
汪洋，中共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2007年底，他肩赴重任，主政广东。他上任第一天就宣示了施政理念，就是改革开放。他说：“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
也靠改革开放起飞。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首先必须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他第一次主持省委全委会，在两个小时的讲话中，22次提到“解放思想”，
要求广东重拾改革开放初期“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新一轮的解放思想要让改革“杀出一条血路”。省委书记如此用词在中国官场并不常见，于是人们开始揣测，广东究竟要杀出怎样的血路? “解放思想”究竟是要解放什么思想？解放谁的思想？于是有大陆媒体把汪洋的讲话称为“第三次解放思想”。由于前两次的解放思想分别是70年代末针对文革时错误路线的更正和对‘“两个凡是”的否认，和90年代初针对自由化和经济建设中“姓资还是姓社“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许多人认为，2008年思想解放的对象轮到了政治体制。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使广东成为了全中国最发达的省份，但经济的高速增长也给现行的政治体制带来了很大压力。而不同于邓小平的是，汪洋的解放思想是要通过对利益和体制的洗牌对经济和政治资源进行重新分配。
汪洋“血路”的第一步在深圳迈出。深圳5月22日出台了《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这是一个相对粗糙的政治改革方案，其中涉及党内民主、基层直选、人大、政协职能转变，司法机构改革、反腐、政府职能改革等等诸多方面。深圳19条改革措施中涉及政治改革的前8条处处可见撰写者对在一党专政前提下尽可能扩展政治参与面的希望。例如，纲要建议在区级进行区长差额选举，并为“条件成熟时”的市长选举积累经验；又如，纲要谈到要“大胆探索建立健全法官独立审判制度”，隐约中透露着对未来司法独立的愿望。虽然关键的段落前都留下了“在党的领导下”这一定语，我们不能不承认，深圳的这份纲要，如果可以得到良好的贯彻，确实可以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变化，为中国未来的民主实践提供丰富的经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汪洋的态度后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汪洋说，在广东做工作，要多做少说。广东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很快就告一段落，《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也几尽夭折。但是，作为中共党内一个比较开明的政治家，作为一个有远大理想和坚定目标的改革者，汪洋治下的广东在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上一刻也没有停息。在2011年11月召开的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汪洋强调，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促进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有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如果不在提升体制机制“软实力”上狠下功夫，发展“硬实力”的提升将难以持久，未来发展的路就走不好、更走不远。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作了如下解读：30多年来改革是由易而难，如今进入攻坚阶段，而真正的难点在于政府要向社会放权，“改别人容易改自己难”，改政府本身，无疑是要政府革自己的命。“应该扬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取而代之为现代市场经济，如此改革就有了通畅的逻辑。”
毫无疑问，广东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具有极其宝贵的实践价值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广东的改革事业正在稳步推进，为大陆未来的民主进步探索路径，累积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观察：
观察一：新闻自由在广东开了先河，大陆舆论控制的坚冰已被打破，不可逆转。
汪洋关于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的讲话发表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南方周末》连续发表了7篇评论，其中《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一文提出，要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思想本来是自由的，只有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汪洋很是欣赏这篇评论，他在广东省思想解放领导小组会议上念了几段。
《南方周末》是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子报，创办之初内定的办报方针有四条，其中第三条就是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南方周末》的精神奠基，其意义在于突破中共新闻报道的所谓党性原则这一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为中国的新闻挤出了自由空间，它不向中共政府提出要新闻自由，而是通过不断地打破真理报模式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实际上就是扩大了新闻自由。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中共体制内的媒体，大陆新闻舆论业的“巨无霸”，旗下有11报、8刊、4网站、1出版社，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巨大的影响力。近两年，广东“南方报系”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和文章。比如：《人权成为治理标准的宪政启示》、《爱国不等于爱朝庭》、《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对西藏的另一种思维》、《见了达赖，又能如何？》、《毛泽东塑像是什么传统？》、“毛泽东巨额稿费”专题、《“毛泽东的稿酬”要区别对待》、《毛泽东稿费再思考》、《十五位父亲和他们的世界》等等。执着地揭秘中共和大陆的真相，恢复事实的本原，复接世界的声音，批判中国由来已久的集权、专制和“大一统’’思想，传播自由、民主、人性、人权和普世价值理念。这种努力对大陆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冲破了中共新闻的党性原则和真理报模式各种潜规则，新闻自由的舆论口径日益增大，公众话语权得到真正解放；打碎了中共“伟光正”的神话，抨击中共极权，针砭大陆时弊，使民众不再仰视；造就了一大批崇尚新闻自由的人才，砺练出一大批具有历史使命感和人文情怀的现代媒体人；培育了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和人文精英，打造了中华民族新时代的脊梁；承担了新启蒙的责任，引进了西方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和公民权利理念，传播了普世价值、宗教关怀：民族和解，推动了大陆公民精神的建立。
作为中共体制内的媒体，广东“南方报系’’的这种坚忍执着和持之一恒的努力得到海内外的广泛认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当选“2001-2010中国报业（报业集团）领军品牌”。旗下媒体和个人还获得传媒领军品牌、领军人物、年度人物等若干奖项。美国之音肯定了南都副总编辑长平在“捍卫新闻自由"、 “摆脱政府控制’’、 “促进社会民生进步’’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称南方报系代表了中国媒体未来的方向。特别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华期间，在众多大陆媒体中选择接受了《南方周末》专访，并给《南方周末》题词，令人大感意外。海外媒体人士认为，奥巴马此举绝非随来之笔，大有传达新闻自由、支持大陆敢言报章，间接抨击大陆严控媒体，管制言论自由的意思，而这也与奥巴马在上海传达自由与普世价值的立场相符。但更加令人意外的是，奥巴马的这个选择引爆了一个新闻自由的炸弹， 《南方周末》报道专访时，在头版和A2版分别开了大大的天窗，向中共政府及其新闻审查制度表达了无声的抗议，并分别写下了，“不是每一期都有独家专访，但是每一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人物，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他们自我评论说，“南方的立场”，其实应该是中国的立场，也是普世价值的立场：凛然而深情，坚定且包容，高蹈又踏实。 “凯风自南，吹披棘心"一一自由民主的理念在中国茁壮成长，也需要有母爱般的耐心来培育。
据广东媒体业内人士透露，汪洋将继续扛起改革和进步的大旗，将在广东开放舆论监督，彻底挣脱束缚的广东媒体必将引领全国。
观察之二：公民社会建设如火如荼，公民意识已经觉醒，公民精神昂扬迸发。
汪洋强力推行政府改革。在顺德“强区扩权”， 赋予顺德行使地级市的管理权限，推行“大部制改革”，将41个党政机构缩减为16个，包括党委部门6个，其中5个党委部门同时加挂政府牌子，列入政府工作部门序列，朝着小政府和缩减党委政府权力的改革方向迈出了一步。在东莞，推行了“强镇扩权”，向下辖的镇放权，使镇具备县级管理功能。在深考II，重新启动了“行政权三分”的改革，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各自运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提出探索取消区级政府的改革。顺德、东莞和深圳的改革，说到底都是一回事，就是要减少行政层级，减少中间环节，削弱权力垄断。
汪洋强调社会力量的动员。在他的强力督导之下，广州市委出台了《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规定广州市的重大问题必须事先经过政治协商通过，才能提交广州市委和人大。广州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在大陆沿属首次，充分体现了中共对政协职能的强化探索，这个改革具有爆炸性，反映出中共改革的新动向。
“公民社会建设”是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就任后，大力倡导推行的一项涉政治改革的内容。深圳市委审议通过深圳“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时，还特别将“探索社会组织与公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治理模式，率先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的提法，纳入规划，引起内地媒体极大关注，纷纷报道。深圳市委市政府向广东省委提交了一份深圳市“公民社会”建设的汇报，深圳高层原以为，这是一项可炫耀的重要政绩。不料被汪洋痛批，指深圳此举是“不讲政治”。随后，深圳“已变得很讲政治”，当地媒体已把“公民社会”当成敏感词，不敢再提。但世事难料，2011年10月，汪洋在《南方日报》《坤叔公益团队“转正”受挫背后》的文章上做出重要批示：看了这篇报道，很为坤叔的公益团队愤愤不平。群众想办点好事怎么这么难!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的观念是有代表性的。他们的出发点并不坏，但结果却很糟糕。我们不能对公益组织在成立时就搞“有罪”推定，而成立后却疏于管理。有什么理由从他姓“俞”，就推断人家会去“偷”，实在是没道理。更何况坤叔已做慈善多年，有业绩可鉴。同年7月，广东省委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政府将购买服务，权力让步，逐步分解和转移到社会组织中去；通过让渡，把政府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实现社会管理、社会自治。与此同时，深圳市委全会通过了深圳市“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率先建立现代公民社会，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将公民社会建设写进“十二五”规划当中。现在，广东正在学习香港、成立大量民间组织，出台配套政策，给社会组织提供广阔平台、空间和宽松的管理方式。计划到十二五末，达到每万人有5个社会组织。要达到这么个水平，社会工作者要达到常住人口的10％，广东就得有上千万人。
公民社会的发展，将打破权力垄断的坚冰，使公民和中共党委政府的角色反转，公民将不再是被教化的对象，公民将教育执政党如何执政、如何为人民服务。在中共一党专政制度下，公民社会的发展，对打破权力垄断、推进政治改革、推动多党制和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甚至是开启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实行宪政民主既正当又合法的根本保证。
观察之三：广东模式注入了新的内涵，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将成为广东改革的新追求。
作为一个政治家，汪洋总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站在中国与世界的接点上。汪洋2007年主政广东后， “广东模式”浮出水面，其实，广东模式就是“深圳模式”的放大。但是，大陆的经济体制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深水区”，很多根本性的矛盾单靠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无法完成，改革的基本停滞带来的是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改革束缚经济发展的僵硬的体制机制，这个体制机制必须而且已经开始从以经济改革为主转化为以政府改革为主。广东一直尝试在体制和价值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权利等新元素，广东省委省政府正采取积极措施，全力推进。
广东强调社会发展要以幸福为导向，现在要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提倡社会自治，建设公民社会。
广东注重市场机制。汪洋认为，做大蛋糕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当前一些提出是不是要以“公平”为中心的舆论不合时宜，还是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的，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经济效率比社会公平，分配合理更重要。
广东重视民主。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定义广东模式的话，那就是民主。汪洋在最近召开的广东依法治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谓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一理念。他在讲话中说：要以民主为核心，加快推进政治建设法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规范有序的民主政治是人民之福。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广东人民群众在法治的阳光下平等，自由生活。追求公平，尊严和高质量的生活已成为全社会的强烈呼声和价值取向，人们的幸福感不仅仅依赖物质条件，还要靠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来提升。汪洋就是谈到民生，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来阐述：以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法治化。要寓民生于行政执法之中，特别是把农民工，失业人员等作为关注对象，对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予以重点保护。一句话，广东模式要打造民主广东、幸福广东。
广东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强烈的现代民主意识、鲜明的现代民主观念的现代公民，他们关注公共事务，并且依法、和平、理性地表达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毫无疑问，广东模式因应了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建立与扩展，正在推动着大陆制度变迁。其实，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到今天，人类发展到今天， “发展”早已不是硬道理， “民生”也不是硬道理，民主才是硬道理。所谓民主乃世界潮流，民主包含的自由、法治与人权理念，也涵盖了“发展”与“民生”在内。大陆知名学者茅于轼在评论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时说，“在我看来，还要拿普世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私有经济、新闻自由、公民教育、公民社会、民主法治是宪政民主的基本基础和重要内容。有观察人士说， “长远来说，广东模式将更具有生命力”。
广东模式自有其历史渊源。晚清时期广东就是革命的思想策源地，也是革命在实践上的试验场，改革开放也是在广东打响了第一枪；此外，经济的发达和距离港澳的地利之便，思想新风容易传入。如果说重庆模式的颜色是红色的话，那么，广东模式则呈现出海洋文明所特有的蓝色。
也许中南海里的政改呼吁与广东的改革实践并无必然的联系，但社会发展进步有着自己的规律。在大陆，中共高层实行政治改革的理想和诉求一旦与广东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宪政民主就会实现，普世价值必将照耀大陆，一个崭新的光明的中国就会到来。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汪洋将成为继温家宝之后中共党内又一个民主旗手！我们完全有理由寄希望于汪洋！
汪洋和广东，正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