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裕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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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形势眼下是越来越严峻，火爆的房地产要熄火了，7.5%年度增长目标悬了，大家都在寻找希望的曙光。这就是为什么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如此万众瞩目的原因，大家都希望中央能推出给力的政策，挽救中国经济于颓唐之中。
四中全会最核心的议题就是依法治国，那么依法治国如何能对经济有帮助呢？这恐怕是大家最关心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容笔者扯远一点。最近看了一本好书【制衡-大国兴衰史】（【Balance: The Economics of Great Powers from Ancient Rome to Modern America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大国兴衰史，作者是Hudson Institute的首席经济学家Tim Kane和哥伦比亚商学院院长Glenn Hubbard。他们的书让我耳目一新，完全颠覆了我之前读Paul Kennedy的名著【大国兴衰】时形成的一些观念，又和我近来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历史学家在探讨大国兴衰时，往往过度关注外部事件，特别是与军事相关的。【制衡-大国兴衰史】研究了罗马, 中国, 西班牙, 奥斯曼, 日本, 大英帝国和美国的历史，却得出了另一种结论：大国衰弱一般始于内变，经济治理的无能，利益集团的固化和制衡缺失，这些情况往往在外部危情出现前就早早的在腐蚀大国的根基。在中国，央企形成的“一花盛开百花杀”的垄断局面，及其经济和政治势力的迅速膨胀，正在造成一种制衡严重缺失的局面。从蒋洁敏到李东升的中石油系反腐脉络揭示了央企的藩镇势力已经严重侵蚀了国家机器的核心，若不及时扭转这趋势，病毒攻心则无力回天。除了央企藩镇过度膨胀之外，还有就是政府官僚和房地产利益集团组成的土地财富联盟已经劫持了国民经济，2013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例高达16%，而事实上从1960年来只要房地产投资占GDP比例高于6%的国家，之后都经历了痛苦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过程，即便是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时，其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也不只有区区9%，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比例也只达到了局部峰值6.2%。
利益集团固化和制衡缺失的局面在中国已登峰造极。中国经济要想摆脱困境，就必须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型，但问题是收入再分配被央企，土地财富联盟等核心利益集团垄断，基尼指数已高达0.73（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的老百姓根本没有多少资源投入到内需当中去。举个例子，在北京，月薪一万的高薪打工族的可支配收入里40%左右被租房支出占据，这还是在不供房不养车不养孩子的情况下。想想看看收入再分配的大头都攥在央企，土地财富联盟等核心利益集团手里，一般老百姓能有多少钱投入提高生活质量的内需大潮当中。事实上，中国经济转型已陷入僵局。
话说回到四中全会，打依法治国的核心牌是否于是有补？法律的功能就是要打破利益集团固化和制衡缺失的僵局，做不到这点，则法形同虚设。这就是依法治国的终极标靶：打破利益集团固化和制衡缺失的僵局。
依法治国的一个核心领域就是建立健全财产权法制度。经济研究的许多成果表明，财产权制度的健全程度往往与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成正相关，这可以从全球各国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和国际财产权指数（Property Rights Index）的分析中得到验证。中国腐败高发的一个重要领域便在于土地，根据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调研数据，腐败官员中超过一半的人有份参与基础设施和土地交易项目。这绝非偶然，因为中国的土地财产权法制度非常薄弱。中国的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没有所有权，因为所有权属于国家和集体，因此在拆迁和土地征用的过程当中无法有效的保护自己的财产，生计和获得应有的财富。根据国际农村发展机构Landesa和人民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2011年联合进行的中国17省调研结果：每一年地方政府要从400万个农村居民手中征地；自2005年以来，强制性的国家征地规模每年都稳步增长，受调查的村庄中有43%在过去十年都遇到过这种强制征地；农民收到的征地补贴的平均值是17850美元/英亩，而开发商的复售价格平均值是74万美元美元/英亩。征地补贴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巨大差距成了腐化官员权利寻租的原动力。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中国的年均大规模群体事件有18万起，其中与土地相关的纠纷占比为65%（类型有非法占用土地，拆迁补贴不公，以及暴力拆迁等）。公有制这种线条模糊一刀切似的所有制使得中国错失了打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法治为保障的先进财产权制度的良机，也为“本该作公仆，结果成硕鼠”的佞臣提供了权力寻租的无限可能。依法治国必须打破这个僵局，就必须健全财产权法制度制度，重点抓所有权维护和合同法的执行效率。这里重点提下农村土地确权改革，这算是在公有制向私有制迈了一步，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使农民在土地买卖的收益里享有更大的分配权，同时农民可以把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抵押、担保的多种形式进行融资，这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的资本收益和生产效率，从而大大压缩了地方官员和地产商团通过压榨农民土地所有权来创造巨大财富的空间，对地产狂热和由之引发的投机融资也会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中国有8亿农民，这项改革将给他们增加上万亿的财富，这对内需将是个极大的促进。
依法治国的另一个重要战场是建立和完善对资产征税的法规体系，然后再用税收来完善民生工程，这样既可大大减少贪官的寻租和土地财富联盟的收入，又可以巩固中央的执政基础，最大限度的降低投机贪腐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只是这样一来中国的财税体制就必须彻底改革，因为中国连直接的财产税都几乎没有。中国主要对劳动和消费行为征税，对财产和资本基本不征税。中国没有遗产税，没有赠与税，也没有固定资产保有税。作为拥有巨额财富的贪官在中国是很幸福的，财富可以不断转移，增值，并几乎毫发无损的传给下一代。有时候往往一个贪官倒下了，但他的财富却大体保全，这样的反腐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税收没有调节贫富之功能，无形中把贪官的社会破坏力放大了数倍。必须执行不动产统一登记。由国土资源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土地、房屋、草原、林地、海域等不动产统一登记职责，基本做到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台"四统一"。行业管理和不动产交易监管等职责继续由相关部门承担。各地在中央统一监督指导下，结合本地实际，将不动产登记职责统一到一个部门。这是在为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建立全国性的资产纪录大数据库做准备。为下一步推出包括房产税在内的资产税做准备，成为压缩资产泡沫盈利空间，和遏制贫富差距过度扩张的达摩克里斯神剑。
只有建立健全财产权法制度和对资产征税的法规体系，“依法治国”才能打破利益集团固化和制衡缺失的僵局，被垄断禁锢的财富才能更多地涌向农民，中产阶级和农民工这些阶层，他们才能拥有更多的资源加入到内需的洪流当中去，中国经济才有可能成功转型。这在封建社会就是重整社稷的大动作，只不过在那个家天下的年代，皇帝依赖的不是依法治国，而是反腐运动，抄家灭门等等，到了人民共和国时代，毛主席最初依赖的是群众运动，结果局面失控，成了文化大革命，毛以后历届领导人都希望通过运动式反腐来解决问题，结果都是虎头蛇尾，最终酿成了今日的利益僵局，改革不啃硬骨头就难以为继。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到了以前那些解决问题的套路都逃不脱人治的印记，往往人亡政息，不可持续，要想形成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就必须把解决方案法制化。“依法治国”的路走通了，中国就将脱胎换骨，重振雄风。但问题是立法容易，执法难，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人情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社会，能否打开执法环节的死结将是“依法治国”的成败关键。这将是改革的存亡之役，必须成功，否则利益集团只手遮天的局面稍受弹压之后终将卷土重来。
原文发表于【锦麟观察】
作者：公民经济学家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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