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可一劳永逸

中国新政府上台以来，反腐运动风起云涌，且涉及面之广前所未见，针对的不只是贪腐官员，还有跨国企业，央企等等的腐败行为。反腐运动乃由最有能力的一位内阁大员--王岐山领导，王膝下无儿女，反腐的包袱最小，由此可见中央的反腐决心颇大。

 

习近平治下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7个十年，而苏联便是历70年而亡的，所以习才会在去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中振臂疾呼：“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最近全国厅局级干部都有组织观看大型纪录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也一时洛阳纸贵。反腐于中国共产党已是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

 

面对中国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西方主流智库，包括白宫智囊布鲁金斯学会依然一如既往的持怀疑态度，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反腐无法触及固化的利益集团之根本，因其太过重于政治力量的冲突，而冲突成本巨大，甚至会危急党内执政核心的稳定，因此反腐往往是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久了便后继乏力了。

 

在中国历史上，反腐确实往往是明君和佞臣之间的殊死搏斗，不乏鱼死网破者，这种靠政治力量残酷博弈来推动反腐的方式可能并非最佳方式。今日中国已不比往日，基本上已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因此大可以通过经济的手段来巧力反腐。

 

经济研究的许多成果表明，财产权制度的健全程度往往与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成正相关，这可以从全球各国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和国际财产权指数（Property Rights Index）的分析中得到验证。中国腐败高发的一个重要领域便在于土地，根据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调研数据，腐败官员中超过一半的人有份参与基础设施和土地交易项目。这绝非偶然，因为中国的土地财产权制度非常薄弱。中国的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没有所有权，因为所有权属于国家和集体，因此在拆迁和土地征用的过程当中无法有效的保护自己的财产，生计和获得应有的财富。土地公有制就是由官员来代替老百姓行驶财产所有权，市场经济为这种权利变现提供了极好的机遇，这个时候要想不贪污难度会很大，就像一个已婚男人如果不和刻意勾引他的美女保持距离，那么他所谓对婚姻绝对忠诚的誓言充其量不过是一层一捅即破的窗户纸。根据国际农村发展机构Landesa和人民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2011年联合进行的中国17省调研结果：每一年地方政府要从400万个农村居民手中征地；自2005年以来，强制性的国家征地规模每年都稳步增长，受调查的村庄中有43%在过去十年都遇到过这种强制征地；农民收到的征地补贴的平均值是17850美元/英亩，而开发商的复售价格平均值是74万美元美元/英亩。征地补贴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巨大差距成了腐化官员权利寻租的原动力。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中国的年均大规模群体事件有18万起，其中与土地相关的纠纷占比为65%（类型有非法占用土地，拆迁补贴不公，以及暴力拆迁等）。由于房地产市场成为地方官员追求政绩和权力寻租的重要工具，未来的群体事件会更加频繁。腐败确确实实成了动摇政权根基的导火索。难怪布鲁斯基金会在今年年初给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建议简报《大赌注与黑天鹅》中敦促联邦政府在任期内为中国可能爆发的巨大社会动荡做好准备。

 

财产权制度的健全是反腐的根本。根本不变革，打老虎一个，还有万万千。有了贪官滋生的土壤，贪官便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腐不需要你死我活，火中取栗的残酷政治博弈，只要釜底抽薪即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健全的财产权制度会让再厉害的贪官也求财无门。战国时商鞅变法便是从财产权制度着手，废井田开阡陌，为秦国建立廉洁吏治和国力雄起垫下了结实的基础。只是改革也会有艰难险阻，当时秦国的奴隶主就疯狂地对商鞅变法进行了反扑，而且动用了“维护祖制”的神圣旗号，今天的中国要想在这方面改革也肯定是要经一番风雨，但这才是重新锻造吏治的一劳永逸之根本大法。公有制需要官员都如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般精诚奉公，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吏员有这样崇高卓绝整齐划一的道德水平。苏联的一众官吏居于公有制的粮仓里饱食如硕鼠，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败亡。

 

公有制这种线条模糊一刀切似的所有制使得中国错失了打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法治为保障的先进财产权制度的良机，也为“本该作公仆，结果成硕鼠”的佞臣提供了权力寻租的无限可能。打造强大的中央集权，关键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强大的财富再分配能力，这是没有多少土地和央企的美国联邦政府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比如，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则国家可以对每次土地交易征收不低的交易税。国家无须为公有制偏执，关键是要对资产流通，资产增值的过程中享有财富再分配的主导权。

 

著名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指出健全财产权制度的关键在于财产权维护和合同法的执行效率，一旦执行得好，腐败作为一种隐性税收就会越来越低，私营部门的盈利能力会越来越好，人才资源就会向私营部门优化配置。反腐要一劳永逸，当从所有制开始。

（原文发表于10月28日【联合早报】）

作者：公民经济学家吴迪

后记

最近中央政府要求全国厅局级干部组织观看大型纪录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苏联历70年而亡，而习近平任期也恰好是中共执政的第7个十年。西方的许多智库都在臆测中共会否走上苏共的道路。

这个时候反腐变成了中共救亡图存的最重要之战。整顿吏治和金融改革将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两条主轴。在西方主流智库的眼里，中国反腐多是残酷政治斗争的产物，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反腐也往往是是明君和佞臣之间的殊死搏斗，不乏鱼死网破者。朱镕基当初就悲壮的说要给自己准备一口棺材。

反腐历来都是残酷的，甚至是绝望的，但这种反腐方式是否是中共的最佳选择呢？会否反腐未成，良相先陨？怎样反腐经济效果才最佳。

反腐不必如此决绝悲壮，那套延续千年的反腐方式并非良策。今天的中国已非封建社会，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建立，因此完全可以通过经济的手段来一劳永逸的反腐，最小化反腐的破坏力，最大化反腐的成果，实现反腐的可持续性。

中华民族已经历了太多血与火的考验，以经济学为武器，去改革而不是革命，这便是我用经济学来研究反腐的动机。

因此分析为文。?

[mister986]

中共早晚会走上苏共之路。

[instein]

没有新闻自由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什么都是一时的和人治的产物。

[kingofhearts]

一劳永逸？那就只有法制。
没有公开官员财产的制度，反腐就只是打击异己的工具。

[刘海他爸]

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 并不一定解决征地的问题， 如果国家真的需要征地， 有一两个捣蛋的钉子户，国家又该怎么办？其实， 中国现在发生征地的事情， 与以前是有联系的。当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国家是牺牲国家利益而成全个人利益， 那时候的报章，经常会出现“国家为了照顾个人，一条笔直的大道， 在钉子户面前， 不得不改道了， 国家为此多花了多少钱”，“为了迁就个人或者小团体，一座大楼的工期不得不一拖再拖”，“或者为了满足几个人的需要， 设计好的建筑图纸不得不重新再来， 然后变成了一个怪物，”于是在后来的法律中，把国家的利益摆在了第一位，在国家利益面前， 任何人任何团体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于是又出现了现在的问题。我感觉， 解决征地问题的曙光已经出现，不妨借鉴新加坡的方法，做出征地决定的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计算赔偿的是另一个部门，如果对赔偿有分歧的， 可以找法院来解决， 但是， 一旦政府做出征地的决定， 个人或者其它团体必须服从， 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即必须保证国家的用地， 至于赔偿多少， 可以讨价还价， 但是，政府的反贪污渎职部门， 必须时刻监督计算赔偿的部门，一旦发现国家受损， 必须严厉制裁， 决不手软，而且也要经常把一些征地拆迁的案例， 发到报纸和网上， 让普通老百姓从这些案例中学到知识，知道自己在征地拆迁中会得到多少补偿，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 狮子大开口。

[沈成涵]

没有什么事是一劳永逸的，反腐亦不例外。除非世界上不再有人类，否则就会有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