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可以肯定的是，央行此举短期内不会触发银行间的降低贷款利率打价格战，因此银行体系的盈利状况短期内不会有什么波动。事实上，在央行限制商业贷款利率下限为基准利率的70%之时，彼时贷款总额中只有区区11%采取了低于基准利率的利率，可见几乎没有什么银行愿意用央行允许的最低利率发放贷款。
展望后市，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在于全面放开存款利率管制，但要实现这一壮举，中国必须建立起完善的存款保险机制，而有关政策最早要等到明年才能启动。
除了利率市场化之外，今年中国内地经济所经历的各种结构性调整，也是全球投资者的关注焦点。内地最近公布的包括PMI在内的宏观经济数据持续放缓，再次印证了新政府以速度换质量的经改决心。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内地第二季度出口增长急剧放缓，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疲软，存货水平上升，加上贷款成本骤增，都是导致目前宏观数据不好看的重要推手。不过，尽管第二季度GDP年增长率只有7.5%，低于第一季的7.7%，但仍属中央承受范围之内。
中央改善信贷效率的意愿十分坚决，这从6月份急降的新增社会融资总量可观端倪，可以肯定的是信贷增速还会进一步弛缓，今年下半年的货币状况都将偏紧。与此同时，虽然负产出差距（output gap）扩大，通胀压力可控，但如果经济不出现重大波折，中央放松银根救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鉴于此，下半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比较弛缓，破八的可能性不大。
虽然中国经济锋芒不在的消息让人沮丧，但是以速度换质量却是中国经济必须服用的苦口良药，正如我在【下一个全球次贷危机来自中国】一文中所述：“严重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并不只是中国经济的痼疾，而几乎是所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通病。而新兴国家经济的硬着陆几乎都是以债务危机的形势开始的，这包括巴西，阿根廷，泰国，韩国，马拉西亚等等国家。
笔者将借助巴西经验来说明：1973年石油危机令欧美经济陷入衰退阴影。为了维护经济增长，巴西采取了大幅度增加工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国策。这些国策导致私营部门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债务危机陷阱，为了减轻私营部门的负担以鼓励其继续加大投资，政府通过相关法案和国有银行把绝大部分私营部门的外债国有化了。债务扩张使巴西经济在全球萧条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了较高速的的增长。但由于忽视了对于贫富差距，地方政府债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寻租猖獗等问题的结构性改革，一味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巴西从1980年代开始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GDP增速急速下滑，丧失了消化庞大债务融资的能力，债务危机全面爆发。自此巴西经济沉寂了几乎20年。
2015年中国将迈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个收入门槛。无独有偶。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初往往都是各种形式的债务危机，拉美的债务危机，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影子银行危机，不一而足。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陷阱，把增长引擎向“创新，内需和更公平的财富再分配”转型，是解除影子银行危机的根本之道。在做好跳跃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准备之前，中国有必要提高对经济增长减速的容忍程度，因为类固醇催生的肌肉看则虽美，但它们可能衍生出难以切除的致命癌症。
这让我想起了Lance Armstrong在“奥普拉”秀上面流着泪忏悔自己服用类固醇的行径：对冠军荣誉的迷恋和难以割舍使Armstrong选择了长期服用类固醇。 除了一笔购销以往的所有荣誉之外，类固醇还使Armstrong患上了致命的癌症。现在的中国也处在和Armstrong当初一样的位置上，对荣誉和速度的痴迷，使自己也陷入了“类固醇的泥沼”---对债务扩张的巨大依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放下一时的虚荣，追求可持续性的增长，这不仅是中国应服的一剂苦药，也是投资者应服的一剂苦药。正如，西药虽猛，病不去根；中药虽慢，标本兼治。西药就是美联储用开闸放水来刺激经济，这个我们学了也用了；中药就是主打调理牌的“李克强经济学”，一切都还刚刚开始，好戏得留到后头。
(原文发表于【Daily Reckoning】中文专栏)
作者：公民经济学家吴迪
3千年的奴才培养深入骨髓，对知识分子是限制--利用--改造，他们只是劳动者，是Labour，而主子永远是官老爷。从来不把知识分子当成财富的创造者，和所有者。这就是中国经济学赶不上美国经济学，中国复制不出硅谷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