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1)
2012 (265)
2013 (204)
2014 (190)
2015 (154)
2016 (124)
2017 (65)
2018 (113)
2020 (63)
2023 (71)
2024 (79)
2025 (3)
能考上研究生班， 个个都是尖子， 班上竞争气氛激烈。 我已是36岁的中年人， 要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竞争， 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到过贵州山区农村， 在那里度过了七年赤脚医生的生涯。 从文革开始到上调贵医，整整9年时间，无书可读，脑子一片空白，造成知识营养不良，知识充电对我来说何等重要！我明白，这个机会来之不易， 我得加倍努力，如饥似渴的吸收新知识。
最最困难是高等数学，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学过高等数学， 已有17，18年没有接触数学了， 连最基本的数学公式都忘了。 有些年轻研究生才从大学毕业， 高等数学还没有忘记， 他们驾轻就熟，解题自如。 我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了，和导师商量是否可以免修高等数学。 我导师和研究生办公室主任讨论结果是：“不能免修，研究生必须懂一点高等数学。” 我只能硬着头皮学。开始，布置的课外作业做不出来， 每道题要花2个小时， 还不一定能解答。 我坚持所有的作业由我自己独立完成，从不求助他人，确实花了我大量的时间。半年后课程完毕， 要进行考试， 我拿到93分， 以研究生班第一名成绩告捷。这一结果，出乎我的意料，给我极大鼓励， 自信36岁的我，完全有潜力和年轻人竞争。
基础学科在一年半的时间学完， 其中包括英语和日语。 基础课结束之后就要进入实验阶段。 我的导师是当年国内最著名的研究补体的专家。 给我的题目是在没有钙离子的情况下C1q的分子是否有可能结合到红细胞膜上。 实验手段是十分简单的凝血实验。实际上这是一个地道的基础课题, 对于临床没有什么应用价值。在研究生期间， 阅读了大量有关补体的国内外文献， 这对我有极大的帮助， 为后来到美国补体实验室做好了一个铺垫工作， 使我不至于对补体的实验和理论全然陌生。
通过三年研究生训练，成为一个基础医学科研人员。从一个农村的赤脚医生，大学教师，到完成研究生训练只用了八年时间， 尝尽了个中的酸甜苦辣。 幸运的是这八年来，我日以继夜的学习， 实验，虽然不能把文革中损失的时间补赏了回来， 至少自己感到不致碌碌无为地度过这一生。
到研究生结束，我顺利完成了补体成分C1q的研究课题，我做了课题结题报告， 在全国范围内聘请五位生化专家给予鉴定， 一致给予5分的评分（最高分）。事后，我有幸和几位鉴定专家合影，留念， 其中包括了生化学界元老王世中教授。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分配在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心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不同于医院常规化验室，它的功能是开发高端医学实验， 如染色体分析， 亲子鉴定， 肿瘤基因分析等等， 一般的常规化验室做不起来。中心实验室还有从医院拨下的专用款项， 购买高级仪器设备。 我在这个实验室一方面帮助主任开设新的实验项目，一方面做点自己喜爱的简单科研，我成功地分离了补体C5成分以及发表过几篇综述性文章。 院部看我工作认真负责， 有意培养我成为中心实验室主任，院部要求我作一个中心实验室的近期建设和远景规划。 不过，后来我一心向往出国深造，也不希望顶替原来主任的位置，所有的计划没有认真实施。
在研读研究生的期间，“梅”仍然在贵医教授药理学， 我们分居千里之外， 相互的思念是必然的。在周六的傍晚， 我一定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给“梅”写信，她也必定给我写回信。 这样， 我们双方每周都可以收到对方的一封来信。 信件的内容无非是叙说一周的动态， 我的科研进展， 她的上课动向，以及相互所说相思之苦。 我给她的信件，“梅”始终珍藏着， 包括后来我从美国给她的信件，一直到现在一封不漏地保存着，可见她对我们之间感情的点点滴滴是如何的珍惜。
在这期间，“梅” 并没有空闲， 她要应付上课， 那时， 她已经成为贵医药理教研组主力教师，担任不少的讲课内容。 科研也是少不了的，虽然， 那时的科研并不复杂， “梅”做得一手熟练的动物实验， 包括兔子和狗的动物实验。 另一方面， 她加紧工作调动， 希望能从贵医调回南医。
81年， 贵医还有军宣队， “梅” 主动找到军宣队队长， 向他诉说她爸爸原来也在部队工作，是军区总医院的内二科主任，为总院做出了贡献，后来不幸去世。 现在妈妈无人照顾， 加上丈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南京工作， 是否可以照顾母亲以及照顾夫妻关系调往南京。 嘿！ 军宣队长一听她爸爸原来在部队工作， 同情心油然而生，同意了。就此， 她十分顺利地调到南医附院药剂科，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
“梅”， 身材矮小，体质柔弱，在没有我的帮助下， 居然把一个家从贵州搬回南京。 我们分配到贵州时只带去两只皮箱。 14年后， 回到南京， 已有一房家具， 包括大床， 衣柜，书桌， 书柜， 餐桌， 木制沙发等等，都是我在山村工作时的杰作。 大型家具她请人用绳索捆住， 上火车托运。 为了搬这个家， 她真是花尽精力。女人，其实比男人更有韧性，更有毅力。 为了这个家， 她付出了一切， 令人钦佩， 深深地感动了我。
太太回南京了， 我们总得有住房。 南京医学院的住房控制在一个年轻的主管手里。 虽然， 那时还不兴贿赂，但他对我们研究生不知道有什么成见， 总是刁难我们， 迟迟不分住房给我们。 我们只好分住男女宿舍，到实在不能等待时，研究生联合起来，到院党委告了这位主管一状。 结果学院党委把这位主管撤职， 换了一位主管， 我们才顺利地分到住房。 我们分配到一小套住房，一大一小间，一个小厨房， 卫生间两家合用。 我们要求不高， 只要能够居住下来，已经称心如意了，南京， 有了自己的一个家。 经过三年的分离， 终于又生活在一起了，“久别胜似新婚”，我们又浸沉于幸福之中。
一个新的生活开始了，比起十年前的贵州山村生活真是天地之别。 附院的职工食堂相当的水准，菜肴的味道十分可口。我们再也不用自己做菜做饭了，连上街买菜都省了。 稍稍多花一点钱， 在食堂吃饭， 省去了做饭做菜的精力。一般周末我和“梅”回到她家居住，有机会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和玩耍。文娱生活也增加了不少趣味，常常去电影院看电影， 看到第一部美国电影是《第一滴血》， 后来看到《教父》1-3集。 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生活。 生活上也得到很大的改善， 我们买了洗衣机， 当时的洗衣机是无法甩干的， 不过也省力不少。我们又卖了电冰箱， 吃不完的菜可以存放一段时间了。 后来， 又卖了彩电， 生活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我们那时也都已经晋升为讲师级别， 工资也增加到100元以上。 这一切， 都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从此以后，好像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了。
我姐姐是搞有机化学的， 在一次实验中把手烧伤。 她是我家最最聪明的一个， 是乐凯胶圈厂前总工程师，一度提名为化工部副部长。
我家有一位姓刘的亲戚（女性长辈），从文革前就在南医党委工作，直到81年离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