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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考上研究生班， 个个都是尖子， 班上竞争气氛激烈。 我已是36岁的中年人， 要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竞争， 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到过贵州山区农村， 在那里度过了七年赤脚医生的生涯。 从文革开始到上调贵医，整整9年时间，无书可读，脑子一片空白，造成知识营养不良，知识充电对我来说何等重要！我明白，这个机会来之不易， 我得加倍努力，如饥似渴的吸收新知识。
最最困难是高等数学，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学过高等数学， 已有17，18年没有接触数学了， 连最基本的数学公式都忘了。 有些年轻研究生才从大学毕业， 高等数学还没有忘记， 他们驾轻就熟，解题自如。 我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了，和导师商量是否可以免修高等数学。 我导师和研究生办公室主任讨论结果是：“不能免修，研究生必须懂一点高等数学。” 我只能硬着头皮学。开始，布置的课外作业做不出来， 每道题要花2个小时， 还不一定能解答。 我坚持所有的作业由我自己独立完成，从不求助他人，确实花了我大量的时间。半年后课程完毕， 要进行考试， 我拿到93分， 以研究生班第一名成绩告捷。这一结果，出乎我的意料，给我极大鼓励， 自信36岁的我，完全有潜力和年轻人竞争。
基础学科在一年半的时间学完， 其中包括英语和日语。 基础课结束之后就要进入实验阶段。 我的导师是当年国内最著名的研究补体的专家。 给我的题目是在没有钙离子的情况下C1q的分子是否有可能结合到红细胞膜上。 实验手段是十分简单的凝血实验。实际上这是一个地道的基础课题, 对于临床没有什么应用价值。在研究生期间， 阅读了大量有关补体的国内外文献， 这对我有极大的帮助， 为后来到美国补体实验室做好了一个铺垫工作， 使我不至于对补体的实验和理论全然陌生。
通过三年研究生训练，成为一个基础医学科研人员。从一个农村的赤脚医生，大学教师，到完成研究生训练只用了八年时间， 尝尽了个中的酸甜苦辣。 幸运的是这八年来，我日以继夜的学习， 实验，虽然不能把文革中损失的时间补赏了回来， 至少自己感到不致碌碌无为地度过这一生。
到研究生结束，我顺利完成了补体成分C1q的研究课题，我做了课题结题报告， 在全国范围内聘请五位生化专家给予鉴定， 一致给予5分的评分（最高分）。事后，我有幸和几位鉴定专家合影，留念， 其中包括了生化学界元老王世中教授。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分配在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心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不同于医院常规化验室，它的功能是开发高端医学实验， 如染色体分析， 亲子鉴定， 肿瘤基因分析等等， 一般的常规化验室做不起来。中心实验室还有从医院拨下的专用款项， 购买高级仪器设备。 我在这个实验室一方面帮助主任开设新的实验项目，一方面做点自己喜爱的简单科研，我成功地分离了补体C5成分以及发表过几篇综述性文章。 院部看我工作认真负责， 有意培养我成为中心实验室主任，院部要求我作一个中心实验室的近期建设和远景规划。 不过，后来我一心向往出国深造，也不希望顶替原来主任的位置，所有的计划没有认真实施。
在研读研究生的期间，“梅”仍然在贵医教授药理学， 我们分居千里之外， 相互的思念是必然的。在周六的傍晚， 我一定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给“梅”写信，她也必定给我写回信。 这样， 我们双方每周都可以收到对方的一封来信。 信件的内容无非是叙说一周的动态， 我的科研进展， 她的上课动向，以及相互所说相思之苦。 我给她的信件，“梅”始终珍藏着， 包括后来我从美国给她的信件，一直到现在一封不漏地保存着，可见她对我们之间感情的点点滴滴是如何的珍惜。
在这期间，“梅” 并没有空闲， 她要应付上课， 那时， 她已经成为贵医药理教研组主力教师，担任不少的讲课内容。 科研也是少不了的，虽然， 那时的科研并不复杂， “梅”做得一手熟练的动物实验， 包括兔子和狗的动物实验。 另一方面， 她加紧工作调动， 希望能从贵医调回南医。
81年， 贵医还有军宣队， “梅” 主动找到军宣队队长， 向他诉说她爸爸原来也在部队工作，是军区总医院的内二科主任，为总院做出了贡献，后来不幸去世。 现在妈妈无人照顾， 加上丈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南京工作， 是否可以照顾母亲以及照顾夫妻关系调往南京。 嘿！ 军宣队长一听她爸爸原来在部队工作， 同情心油然而生，同意了。就此， 她十分顺利地调到南医附院药剂科，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
“梅”， 身材矮小，体质柔弱，在没有我的帮助下， 居然把一个家从贵州搬回南京。 我们分配到贵州时只带去两只皮箱。 14年后， 回到南京， 已有一房家具， 包括大床， 衣柜，书桌， 书柜， 餐桌， 木制沙发等等，都是我在山村工作时的杰作。 大型家具她请人用绳索捆住， 上火车托运。 为了搬这个家， 她真是花尽精力。女人，其实比男人更有韧性，更有毅力。 为了这个家， 她付出了一切， 令人钦佩， 深深地感动了我。
太太回南京了， 我们总得有住房。 南京医学院的住房控制在一个年轻的主管手里。 虽然， 那时还不兴贿赂，但他对我们研究生不知道有什么成见， 总是刁难我们， 迟迟不分住房给我们。 我们只好分住男女宿舍，到实在不能等待时，研究生联合起来，到院党委告了这位主管一状。 结果学院党委把这位主管撤职， 换了一位主管， 我们才顺利地分到住房。 我们分配到一小套住房，一大一小间，一个小厨房， 卫生间两家合用。 我们要求不高， 只要能够居住下来，已经称心如意了，南京， 有了自己的一个家。 经过三年的分离， 终于又生活在一起了，“久别胜似新婚”，我们又浸沉于幸福之中。
一个新的生活开始了，比起十年前的贵州山村生活真是天地之别。 附院的职工食堂相当的水准，菜肴的味道十分可口。我们再也不用自己做菜做饭了，连上街买菜都省了。 稍稍多花一点钱， 在食堂吃饭， 省去了做饭做菜的精力。一般周末我和“梅”回到她家居住，有机会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和玩耍。文娱生活也增加了不少趣味，常常去电影院看电影， 看到第一部美国电影是《第一滴血》， 后来看到《教父》1-3集。 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生活。 生活上也得到很大的改善， 我们买了洗衣机， 当时的洗衣机是无法甩干的， 不过也省力不少。我们又卖了电冰箱， 吃不完的菜可以存放一段时间了。 后来， 又卖了彩电， 生活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我们那时也都已经晋升为讲师级别， 工资也增加到100元以上。 这一切， 都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从此以后，好像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了。
我姐姐是搞有机化学的， 在一次实验中把手烧伤。 她是我家最最聪明的一个， 是乐凯胶圈厂前总工程师，一度提名为化工部副部长。
我家有一位姓刘的亲戚（女性长辈），从文革前就在南医党委工作，直到81年离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