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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7岁上小学， 上小学也要通过一个简单的考试。 三姐(19岁)陪我去应试的，学校就在孔府司巷， 从我们后门出去， 走不到十分钟就到， 校名叫振华小学。
在路上三姐和我边走边聊， 她问我：“公鸡下蛋还是母鸡下蛋？”我说不知道，她就跟我开玩笑：“公鸡下蛋你都不知道？”
考试的教室内大约有十几个考生， 一位女老师问大家：“有谁知道公鸡下蛋还是母鸡下蛋啊？”我一举手要紧回答：“公鸡下蛋！”引来哄堂大笑，我居然不知他们为何发笑。这是我在众人面前第一次出丑。 回到家里三姐给我妈妈骂了一顿。
小学我没有好好念书， 在课堂上老是捣蛋。 常常趁老师背过身写黑板时， 我矮了身子到后面同学那里递纸条，引起同学哈哈大笑。结果老师要我罚站，站在她的讲课桌子傍， 一直到她把课讲完。 如果我骂了人， 就在我的嘴上用兰墨水画圈。回家之前要紧找水吧嘴上画的圈洗掉， 不然， 让妈妈看见了也要骂我的。
虽然我挺胆小， 还常常和同学打架。 打架我常常吃亏，时常把我衣服撕破。 衣服撕破之后， 还不敢和妈妈说， 就自己换一件衣服， 把破衣服藏起来。 有一次被我妈妈发现， 她很生气，把我放在一个小天井里关起， 这个小天井只有两平方米大小， 三面有窗， 一面是墙， 没有出路，妈妈把我关在里面， 把窗关上。 我看看没有办法出去， 就一股劲的哭， 哭上一个小时， 我的两个姐姐求妈妈把我放出来， 我才得救。小时候的我，顽劣又讨厌。
由于小时候受到妈妈和哥姐们的呵护，我的脾气也越来越任性。 我看到妈妈喝茶， 我一定要跟着妈妈喝茶。 妈妈也就让着我。 我的喝茶历史是从7岁开始的。 我看到妈妈抽烟， 我也非要跟妈妈学抽烟，结果给哥哥一顿狠揍才罢休。 我见哥哥挺怕， 虽然他也不太打我。
解放前期， 在我们住房的前面的一进住房，靠近凤凰街一侧，原来是空关的， 没有人住。 后来我大表哥为了要增加点收入， 就把它租了出去。 那家人姓顾，除了父母两人外有5 个小孩， 3男2女。 3个男孩中， 一个比我大， 一个和我同年， 一个比我小。 他们三个联合起来经常欺负我， 我当时然打不过他们啊！ 只能忍气吞声。 妈妈把两家中间有道门关闭了， 这样可以避免两家小孩的冲突。 但我幼小的心灵中酝酿着复仇的计划。
5-6年后， 我已在初中念书， 一天我从孔府司巷出去， 顾家兄弟两人正好从巷口进来， 巷子里没有人，就我们三个。 那时， 我长的比较高大， 他们两个好像没有长高。 面对他们我喝一声：“留下买路钱来！”他们两个莫名其妙， 不知我讲的什么。 我说：“你们5-6年前打了我一拳，加上利息，我得还你们两拳。”他们两个见我身材高大，一看苗头不对就想溜跑， 我一手一个抓到就把他们两个摔倒在地上，也没有揍他们，放他们一马， 也算报了仇！我小小的年纪， 就有这种复仇的心理， 并不是什么好的性格。 好在成年之后， 由于我的出身不好，对外我始终强硬不起来，慢慢地把性格上的菱角都磨光了。
上面提到过， 我们的住家后面有后院， 是我儿童时期的乐园。 一到盛夏， 初秋的早晨（学校放暑假了）， 我就一头扎进后院，出没于草丛乱砖间，弯起腰， 掬起屁股，全神贯注，找蟋蟀。 蟋蟀尾部有两根尾须， 或三根尾须的， 当时我们叫它为 ”二枪， 三枪”。 两根尾须的蟋蟀是雄的， 个大， 会打架。 当然， 我只捉“二枪”蟋蟀。每天早晨能捉到3-5只蟋蟀， 捉来的蟋蟀养在专门的罐内， 给予水，食物，但总要喂点红椒， 居说辣椒能使蟋蟀的牙钳变辣， 有利于战胜对方。 以蟋蟀个儿大小， 我给以封官加爵， 什么“平西将军”， “镇南将军”等等， 等等。
在斗蟋蟀时，把两只蟋蟀放在一只罐内，一旦两只雄性的碰到一起，就会咬斗起来。 蟋蟀是以善鸣好斗著称的。我经常带着我的“将军”们到街上和小孩们斗蟋蟀。我年龄最小， 10岁。 每次斗蟋蟀我都以战败告终。 街上的小孩给我起了个外号--常败将军。回到家里， 灰溜溜的， 生闷气！ 我虽然年少，却性情高傲！ 非要赢一盘， 以雪前耻！ 我把捉来的蟋蟀全放了，花了一毛五分钱， 到蟋蟀市场买了一只硕大的蟋蟀回来， 封以“大元帅”， 带了它再上战场。 十几个小孩看了我的“大元帅”面面相虚， 不敢参战。 只有一个号称“扫平天下无敌手”敢于和我的“大元帅”一斗。 只两个回合， 我的“大元帅”把这个“扫平天下无敌手”摔出盆外。 “大元帅”张开翅膀，抖着身子，蛐蛐鸣叫， 旗开得胜！
小孩总是围了一圈观战。 他们以好羡慕的口气问我， 哪儿弄到这只“大元帅”？ 我头一扬说： “今晨后院捉到的。” 抱起我的那只装有“大元帅”蟋蟀罐， 昂起了头， 怀着胜利者的喜悦， 扬长而去！我的童年世界里充斥着好胜和矫饰。
在小学5年级时， 我家的对面空房住进一位特殊人物，前上海银行总经理， 伍克家先生。 他家其实就在我家隔壁， 孔府司巷9号。 一个诺大的院子，至少有二十几亩地，中间有两栋平房， 他自家住一栋， 另一栋出租。 他因为中风，偏瘫，休养在家。 他常常和太太闹别扭。 有一次他一气之下，要搬出来住， 就租用了我家对面的几间房。他太太， 我们叫她伍师母，每天给他送来饮食，需要的物品，风雨无阻。 克家先生常常对他太太发发脾气， 他太太总是一味忍让。
克家先生却和我成了好朋友，当时我读5年级， 正好11岁。 开始教我写毛笔字， 从柳公权体开始， 练了一年，到6年级时在毛笔书法比赛中我拿第一名。虽然，上初中之后没有再练毛笔字， 但我和他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大学期间。念大学之后， 到暑期， 他帮我学习英语。除了帮我学习之外， 他常常和我谈到做人的道理，尤其教导我“满招损，谦受益”。 对我幼年时期的道德和思维的一种启蒙教育。 还给我经常介绍民国时期的名人，如严复， 林语堂， 胡适之等等。 同时， 他通读四卷毛泽东著作， 笔录一小册语录赠给了我， 可能这是最早期的毛语录。 他老人家于1962年得肺炎去世，终年66岁。
克家先生的前任上海银行总经理，号称“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 陈光甫先生，48年去香港时给克家先生留下1000余枚金币，要他保存， 是陈光甫先生几十年的银行生涯中收集到的各国稀有金币， 价值连城。 克家先生去世之后由她太太，黄梅贞，保管， 直到陈光甫先生74年在台湾去世， 黄梅贞将所有金币尽数捐献给国家。中国人民银行对伍克家，黄梅贞给予表彰。
小学期间， 我最最有感受的是每天早操前的升旗活动， 有一人吹号， 两人升旗， 其中一个升旗手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国国家体委主任，袁伟民先生。 他6年级， 那时我读三年级。 所有学生， 不管哪个年级， 都把两位升旗手当成英雄。 小学生中， 他鹤立鸡群， 比一般同学要高出一个头。 我当时期盼着， 有一天我也要做个升旗手。 结果， 这个愿望真实现了， 在我念大学时， 正好遇到第2届全运会在北京召开，南京五台山体育场有个分会场， 我真当了升旗手， 过了把瘾， 以后的篇章中会详细提到。
很多男孩子小时候的顽皮淘气，反见证了这类孩子的聪慧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