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痛心疾首
73年二月,我陪“梅”回南京生产, 第二胎。 第一个是女儿, 第二个是儿子,皆大喜欢。
奇怪的是“梅”的父亲并没有像得个外孙女那样高兴,看上去他闷闷不乐, 很少说话, 常常坐在沙发中沉思, 一坐就是半天。 开始大家都忙着我儿子出世, 没有注意到他。 直到有一天, “梅”对我说:“爸爸想和你谈谈。”
我记得那是一个天气阴沉的下午,气氛有点沉闷。 丈人坐在沙发上, 我就坐在他对面。 开始谈到文革后期, 南京军区后勤部将他从临床调到科研所当付所长不能理解。他是个热带病专家,是个医生,应该在临床第一线, 面对病人, 治疗病人。 其次, 当时科研经费有限, 科研所没有真正的科研项目, 实际上无所事事。 在热带病领域忙碌了一辈子, 要他闲着, 最最难受, 他感到不能适应。
当时我不理解他真实的处境,也不了解他是否有病,只是从大道理上给他疏通。
我说:“回顾您的一身,虽然您主要工作面对临床, 但是,不可否认, 在热带病临床的科研中颇有建树。 您在军中几次立功, 包括一次一等功(“丝虫病”著作的发表), 都带有大量的科研成分。可能考虑您是南京军区总院科研的领军人物,才把您调到科研所任付所长的。 再有, 文化大革命中,人人有很多“不理解”, “不适应”,从不理解, 不适应到理解, 适应, 本身就是一种进步,退一步海阔天空! 另外, 如果您感到有较多的空余时间, 是否可以考虑“丝虫病”的再版工作, 这要花费您好多时间的。”
我没有料到这句话却戳到了他的痛处。他异常痛苦地对我说: “你不是外人, 我坦率的告诉你, 现在我连热带病学的文献都看不懂, 如何能再版“丝虫病”?” 这使我大吃一惊, 文献看不懂? 竟出于一位全国顶尖的热带病专家之口。
直到十年之后, 我读完了研究生课程, 我才了解他说的话千真万确! 60, 70年代,当时中国在搞农村四清, 四不清运动, 然后就是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科学仃迟不前;而西方在这段时间内科学却突飞猛进,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到70年代初期, 分子生物学已在西方世界遍地开花, 深入到各个领域, 包括热带病。 我丈人没有学过分子生物学,对于什么是DNA结构, 启动子如何调节基因表达等等当然不清楚。读不懂文献, 不是他的错, 是那场文化革命。知识分子被叫作“臭老九”, 不是被踩上一脚, 就是被打入冷宫, 连学校,图书馆都关闭, 知识被扔进了垃圾桶。 文革所要付出的代价是让中国的科技倒退二十年。
我很心痛,这次谈话没有解决他的心病,我也没有注意到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当时国内医疗水平低下,医生对于抑郁症本身重视不够, 或理解不深。 虽然丈人多次就医, 医生只是告诉他有轻度精神症状,也没用使用任何药物治疗,最后导致他轻生!
来美国之后, 接触到多个抑郁症患者。 后来“梅”也患有抑郁症, 我才清楚, 当时如果诊断明确,正确使用药物治疗, 可以避免惨痛的后果。
自杀,那时的中国不会去追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常常套上一顶帽子叫“畏罪自杀”。 尽管我丈人没有反对党的政策, 也没有任何不满文革的言论,何罪之有?但是南京军区总院对他的处理是不公的,不开追悼会, 摘下了他的领章, 帽徽, 等于开除军籍。
那是文革的后期,天上仍然是乌云密布,见不到一丝阳光,无处伸冤, 全家只能默默忍受。 五年后, 由“梅”主动提出申请为她父亲平反,这是后话。
那个时候知道了好几例自杀的故事。
那时候,一定要精神强大, 我老爸算一个。头颈上吊一个小便壶, 身上绑一个“我是走资派”的牌子, 被批斗。。。
老爸回家, 从来不和我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