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行医山寨
从贵阳到五里桥有公共汽车, 很近, 约40分钟就到。 从五里桥到区政府却没有汽车, 要走山路,约走一个小时,一条崎岖的山路。
区卫生所已经派人到车站接应我们, 他带来了一根扁担, 几条绳索, 正好把我们带来的两只皮箱一头一个, 挑起就走,一路翻山越岭, 如履平地。 我们俩个只提了两个小包, 紧紧地跟着他, 艰难地上坡下坡, 还是上气不接下气。 感激之余, 自愧不如!
五里桥有一个小型水电站, 我们来到的那天, 正好开闸放水, 水柱冲到半空,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珠亮闪, 亮闪的。在水柱的周缘, 一道五彩缤纷的彩虹,好似飘在空中的彩带,显得十分吉祥, 似乎上苍对我们的到来的表示欢迎。 在这穷山僻壤的山沟里, 能看到如此美景, 也算是一绝!我和“梅”的心情顿时变得开朗起来。
区委驻地实际上只有百米长的一条街,一头是区委,一栋不大不小的两层楼房, 另一头是一个铁匠铺, 打铁做农具。 中间有一个银行办事处, 一个粮管站, 一个供销站, 一个邮电所, 还有几家住户。 卫生所就靠在区委的侧面, 有13间房的一栋平房,在卫生所的后面, 两边有住房, 供有家眷的医护人员使用。 卫生所的13间房子, 其中一间诊断室, 一间治疗室,一间药房, 一间病房(用于重危病人中转), 一间药库房, 其他还有几间可以住人。 门诊有一人应付, 治疗室一人, 药房一人, 夜间值班一人。
这个卫生所在我们来到前一共9人,其中一个医生和一个药剂师是中专生, 其他都属低级医务人员和一个工人。 所长也是低级医务人员, 是一个非常诚实, 和蔼的共产党员, 领导整个卫生所的日常工作。每周总有1-2人下乡巡诊,背着药箱,带上一些常用药品, 走访一个一个生产队。 有病人就看病, 没有病人就在农民家喝茶, 摆龙门阵(贵州话, 闲聊)。
我和一个中专医生住一间房,“梅”就和一个中专女药剂师住一间,就这样暂时安顿下来。
我和“梅” 的到来, 很受区委, 区卫生所的重视, 毕竟是两个正规医学院的毕业生啊! 整个五里桥区从来没有见过大学生,还是从南京来的。 我们也就在一片欢迎声中, 情绪慢慢的稳定下来了。
那时正值文革中, 山寨和城市一样,原来的区委领导班子已经垮台, 由当时所谓的造反派掌权。 我们刚从南京分配来,对我们还是欢迎的, 只是要我们参加区委的政治学习。 这里的文化革命要比城市中缓和得多,没有看到武斗, 只是开会批斗而已。 也没有见到戴高帽, 游街等等。
原来的区委书记, 李书记, 被撤掉职务,接受批斗。 他是个很有水品的共产党员, 诚实, 有原则, 在接受批斗之余, 常常到我们卫生所找我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区的少数民族的大体情况, 我们结成了朋友。在文革后期, 他又上台,主持区委工作, 对我们这对远方来客, 尤加关照, 这是后话。
每天上下班之前, 和城市一样,要早请示,晚汇报。 对着主席像三鞠躬, 选读毛主席语录, 然后就是读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 和“愚公移山”。 除了老三篇,好像没有学过其他的文章,强调老三篇, 要天天读, 月月读, 年年读。 反正我们不感兴趣, 跟着他们读。 就像到美国之后, 在教堂里读圣经一般。
区委领导对我们是信任的, 同事们对我们是友好的,农民, 群众对我们是信赖的, 崇拜的。 “据说五里桥卫生所来了两个"奇人", 他们看病, 只要一服药, 药到病除根。” 这个消息传得很远, 很远。 以至其区, 其他县都陆续有病人前来求医。
工作开展顺利, 增加了原来没有的治疗项目,如针灸, 拔牙, 输液, 简单的门诊手术, 也开始收容住院病人。 工作蒸蒸日上, 给予我们很大的安慰。